乾隆十三年，因为配享问题，乾隆狠狠地奚落了三朝老臣张廷玉，说他不过是先帝的秘书，一生没有什么功绩，无非就是承旨办事而已。乾隆对张廷玉的这番评价，老实说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张廷玉一生的确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这与他的工作职能不无关系，他既不能像统兵大将那样可以纵横沙场杀敌立功，也不能像封疆大吏那样治理一方。唯一能做的就是辅佐皇帝处理朝政。

而辅佐皇帝是一个不容易出个人成绩的差事，不仅仅是张廷玉，康雍乾时期，凡是著名的汉大臣，如陈廷敬、刘统勋、王杰等，几乎都没有一件拿得出手或是足以彪炳史册的大功。这也很符合“功在皇帝，过在臣子”的基本原则。

相比于其他汉大臣，其实张廷玉还算是政绩突出的，至少他清代的官方史料中，都记载了他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功劳：制定军机处章程。

制定军机处章程听起来比较模糊，说具体一点就是发明了“廷寄”制度。

雍正之前，议政处和内阁是国家的中枢机构，实际上议政处经过康熙一朝的削弱，已无法与内阁相比。雍正即位后，再次打压议政处，内阁实际统领六部处理重大朝政。

内阁很有权力，其最重要的职掌就是票拟。由内阁大学士把对臣僚们题奏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纸票上，送皇帝裁定。

内阁票拟制度实行的时间很长，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而完备的程序，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大的弊端。效率和程序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讲究程序虽然不会犯错，但行政效率极低；而非程序化就效率高，但容易犯重大错误。

雍正是个讲效率的人，他即位之后厉行改革，对内阁制度的已然不满，但碍于国家礼法和祖制，一时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雍正七年，随着西北军事斗争的不断升级，雍正再也无法忍受旧有制度的束缚。他打破常规成立了军机处，这是清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也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一个标志。

在清代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明发上谕”这个词，所谓的明发上谕就是内阁最常见的一种文书制度。明发上谕一般都由六科衙门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文，这些最高指示到达各省颇费时日，而且还无法做到保密。

地方督抚及大员，钻了这个时间差，派人在京城各部收买消息，一旦获悉公事内情，马上就会做出相应的对策。当正式公文到省后，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从而可以逃避国法的惩处或从容应对上差。

就拿雍正时期被岳钟琪弹劾的四川布政使程如丝为例，他因为贩卖私盐、贪赃枉法在成都接受审理后送刑部审批，刑部给出了斩立决的建议，雍正批准后即明发上谕至四川。

结果程如丝早就得到了消息，在上谕没到四川之前，就畏罪自杀了。对于官员来说，自尽显然要比斩立决要体面得多。

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雍正就泄密问题曾多次下旨有关部门做好保密工作，如有违反从重治罪，然而泄密事件还是无法杜绝。

军机处成立后，内阁的权力被架空，在原先的明发上谕的基础上，张廷玉经过细心规划，创立了“廷寄”制度，既加强了保密性又提高了办事效率。

皇帝用文字下达的诏令，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批示臣下的奏请叫“旨”；颁给各地方大员的叫“敕”；特降或宣示中外的叫“谕”。这些文件由内阁和军机处分别办理。

自从军机处成立后，“谕旨”衍生出了一个附加产品叫“密谕”，这种上谕多为内外大员所奏之重大政务，皇帝批阅之后，把处理意见告诉军机大臣，再由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拟稿，呈皇帝改定。

凡军机处发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将军、都统、总督、巡抚和学政的上谕都叫“军机大臣字寄”；凡发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上谕叫“军机大臣传谕”。

军机大臣面呈圣旨后，撰拟文稿进呈，皇帝看完同意后即封入纸函。字寄和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封口处盖有军机大臣印信，保密度大为提高。

这种不通过内阁而由军机处直接发给地方大员的文书，就称为廷寄。军机处还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廷寄的传递速度，写明于函面交于兵部，由驿站递送。

凡标注有“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务，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七百里，乃至有八百里加急的，十分严密快捷。

廷寄制度的出现，符合了雍正皇帝集权的意愿，更确切地说后世皇帝无不对廷寄制度钟爱有加。张廷玉身上其他的才华、优点暂且不论，仅凭创立廷寄制度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绝非是一个单纯承旨办事的秘书，配享太庙的荣誉对他来说也是理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