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唐·孙思邈《千金方·食治》

唐代医家孙思邈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年），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其幼年嗜学如渴，知识广博，但后来身患疾病，经常需要请医生，于是，他便立志从医，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后来行医七十余年，被人们尊称为“药王”。

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陕西药王山都会有热闹的盛大庙会， 游人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以祈求平安、健康。作为百岁医家， 孙思邈有着一套完善的自我养生保健的方法。

孙思邈十分重视食疗，强调：“安身 之本，必资于食。”当医生“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 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因为药虽治病，但“药性 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故非到万不得 已，不应轻易用药。而饮食性平和顺，不偏不颇，“能排邪 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如若医生“能用食平疴、 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求 也”。可见，孙思邈不仅以饮食先于药物且视之为养生长寿 手段，阐明了良医“治病救人，重防于治”的道理。

孙思邈重视食疗，又着意推出“食宜”这一命题，疾 呼曰：“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所谓食宜，即饮食适度。 他赞同“穣岁多病，饥年少疾”之说，而且以关中地区民 众节俭，饮食简洁，故少病长寿；而江南人生活富足，山珍 海味，无所不备，反多疾病早夭为例证明这一观点。他反对 多食、力主食不过饱，饮不过多；如贪一时口腹之快，必招 无穷祸患。所以，正常人应少食多餐：“食欲数而少，不欲 顿而多，多则难消也。”应力求达到“常欲令如饱中饥，饥 中饱”的境地为佳妙。 食宜原则，还体现在饮食宜清淡而不厚腻，感甜酸苦辣 适度，寒热冷暖适中。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可算是对艰难时世的追忆。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种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共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周礼》设想的政治制度，天官冢宰之下有膳夫，总管王宫的饮食烹饪，在与膳夫平级的医师系列中有“食医”，专门“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同剂）”。食医的职责，无关乎食品的色香味，而是根据当时的医学逻辑来搭配饮食，其工作性质类似于后世的营养配膳师。《汉书·艺文志》经方十一家中著录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其书虽然不传，但参考《金匮要略》之“果实菜谷禁忌并治”，推测其内容乃是食物禁忌杂疗之类，可能就是“食医”们的创作。

魏晋南北朝食物类著作甚多，大半不传，从书名和少数佚文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于膳夫庖官，以记载原料贮存、加工酿造、烹饪操作为主，乃至如祭祀等重大活动中的仪式化程序也在其中；另一类偏于食医，主要有食禁、食养、食治等三个方面，而仍然以食物禁忌为主。如《隋书·经籍志》著录之《老子禁食经》《黄帝杂饮食忌》，以及他书所引的《扁鹊食禁》《华佗食论（禁）》等，从书名看显然属于此类；此外，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食戒篇》也专门讨论食忌。至于以食养、食治为宗旨的专著，或当以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之“食治”为始作俑者——此篇单行本通常称为《千金食治》。　

食物治病并非唐代才有，《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医学”解释，则见于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是以脾病宜食粳米，即其药也；用充饥虚，即为食也。故但是入口资身之物，例皆若是。”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如果嫌此例中用到了药物当归，不够纯粹，还可以看华佗的故事。《三国志·华佗传》云：“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