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526）】1955年，毛泽东62岁。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毛泽东开始推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0月27日晨，毛泽东同彭真商谈关于邀请工商界人士谈话问题。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陈叔通、章乃器、荣毅仁、郭棣活、盛丕华、胡厥文、胡子婴、刘靖基、李烛尘、周叔弢、陈经畲、胡子昂、巩天民、乐松生、黄长水、韩望尘等工商界代表座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拥护共产，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

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

总之，要逐行逐业安排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大家都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我看这是好事。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

毛泽东最后说：中心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谈话于晚九时结束。

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彭真、邓小平： “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议，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10月29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开宗明义提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说趋势如何？”他说：

这个问题，在全国广大的人群中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国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

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总劝朋友们，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我们还是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

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

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那时，全国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

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

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你们回去传达，请注意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

11月10日，召集有关人员座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作准。参加座谈的有柯庆施、江华、陈丕显、陈伯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

11月12日，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11月14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批示：“可以照此发表。为了说清楚问题，在‘第二’中加了几句。”在社论稿的“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之后，毛泽东加写的几句话是：

“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 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加以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11月15日上午，在杭州刘庄召集柯庆施、江华、陈伯达、田家英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11月16日下午，在杭州刘庄召集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江华、陈伯达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11月22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24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云准备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作的总结，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张闻天出席。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并讲话，共讲了五个问题，前三个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关：

第一，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当然，我们一提出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比如，农业问题，上半年是一种空气，下半年是另一种空气。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几个星期以前很悲观，以为资本家是不能改造的，是不好惹的，但是经过这几天，以在座的同志而论，似乎资本家又变了一点。知识分子问题，昨天的知识分子，跟今天周恩来同志作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以后，或许也要不同了。农民还是那个农民，资本家还是那个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是那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前后就有那么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原来的看法右了。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从这许多事情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

第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一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第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署名“上海工人”的这封来信，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不能认为， “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 “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