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场以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为议题的论坛，在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五庙乡程冲村的田间地头开展。该论坛已连续多年在北京和潜山两地依次举行，搭建了城乡沟通的桥梁，为乡村发展拓宽思路，凝聚力量。而论坛举办的缘分，还要从一场“陪伴式”规划说起……

拉上马：

空间改造以村民利益为主体

时隔3年，中国城市报记者在潜山又见刘琳时，她已剪了利索的短发并进行了烫染。比起3年前，刘琳多了几分时尚感，仿佛这就是她乡村生活新姿态的展现。

3年前，在第三届“传统村落保护暨乡村振兴——潜山·北京两地论坛”上，中国城市报记者第一次见到刘琳，那时她已经当了近4年乡村规划师。

2017年起，在潜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多家机构组成联合团队，在潜山市龙潭乡万涧村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暨乡村振兴试点。当时，从四川大学读完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刘琳入职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成为一名驻村规划师。从岗位名字可以看出，她的工作与其他规划师有所不同，并非做几次调研、写几个方案、画几张图就大功告成，而需长期驻扎乡村做规划。

“我们以‘陪伴式’规划的形式，在乡村产业培育与反哺、传统建筑改造与合理利用、传统文化传承与活化等领域展开了多项有益尝试。”刘琳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规划师们不仅有着古建筑维护和环境改造的任务，更肩负着让古村落焕发新生机的使命。

这位城里来的规划师，一开始有些“水土不服”。“当时看到田野上有个石头砌成的圆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图纸上没有它，要超预算。”刘琳回忆说。

近7年下来，刘琳已经变成了村里人人熟悉的“新村民”，她的思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乡村规划与城市规划有所不同，其中有土地的复杂性、产权所属的复杂性、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因为复杂，在这条路上，刘琳经历了无数次自我思维的碰撞，还有和后方设计团队间的“碰撞”。此前团队没有把地处偏远、年久失修的芮家老屋纳入改造范畴。“我能理解这是从理性规划的角度出发。然而，在乡村的发展中，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到乡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村民的情感寄托等诸多方面。”刘琳说，“芮家老屋是村民情感的纽带，对于年迈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来说，它还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养老空间，村民对于修缮改造它的意向较为强烈。”

在这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刘琳最终获得了胜利。从结果来看，她的坚持是正确的——经过修缮的芮家老屋变身乡村老年活动的空间，不仅成为乡村养老的温馨港湾，更成为收藏乡村记忆的“博物馆”。

在刘琳看来，乡村规划融合了人文、社会和科学，只有深入了解村民的需求，将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绘制出真正适合乡村发展的美好蓝图。“我们的规划是在田埂上构思出来的，是在和村民的闲聊中完善的。”

如今，不仅芮家老屋得到了专业修缮，老屋旁的作坊、绣楼也将被改造成民宿，成为支撑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一部分；村里还增添了很多供孩子游玩和老年人活动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空间聚集了人气，各类活动信息都能在此汇聚交集。

“乡村规划项目开始于空间的更新改造，但其持续生命力根植于人们长期在此的互动和生活。”刘琳说。

扶一程：

产业培育关注本地人幸福感

思维发生变化的不仅有刘琳，还有她的领导曹璐。曹璐是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此前做过大量的乡村中观研究。“乡村项目不能仅仅停留在空间改造层面，而要关注村民的经济收入等实际问题。”曹璐说。

在实践中，面对杨家花屋、杨家老屋等建筑体量大、投入资金大，但产权关系又极度复杂的传统建筑资源，驻村团队提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平台，充分动员村社发展以地缘、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团结经济”，解决产权及人的调动问题。

2018年6月，合作社相关事宜正式启动，村民可以用房屋、土地、山林和现金等方式入股。而后，在近3个月的时间内，无论是在乡的还是外出务工的村民，他们都围绕着合作社的事进行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为合作社的未来出谋划策。同年8月，合作社正式成立。

村里发生变化，传到了在外务工的万涧人的耳朵里。芮品高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外打拼了大半辈子，但心中一直留有乡村情结。得知家乡发生的变化后，他义无反顾地决定返乡，担任合作社理事长。

将弃耕农田复垦种植金丝皇菊、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营一处青年旅舍……合作社的这些举措不仅为乡村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新的情况——合作社收入增长陷入了瓶颈。“到了一个数字后，再想突破就很难了。”这令曹璐压力倍增。

直到有一天，曹璐在与村民们的深入交谈中发现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对于本地村民来说，经济收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他们对产业的期待远不止于此。”曹璐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村民最渴望产业发展能为他们带来一种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幸福感，而仅非大额的经济回报。为此，她也呼吁，发展乡村产业要多从乡村的视角、村民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而非单一地追求数据增长。

“合作社经济回报虽然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但创造了较多的工作岗位。在文化方面，集体性文化活动及个体生命历程的记录，对于弥补村落文化匮乏而言，均是极为有效的方式。”曹璐说。

送一段：

文化活动激活村民内生动力

在项目规划和起步阶段，驻村规划师往往能陪伴它成长；一旦规划师离开，项目又该如何持续运营、继续发展？

刘琳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万涧村的项目到了成熟阶段，自己已经“退居幕后”。乡村项目可以通过强化本土组织能力、建立长效机制和加强外部合作等方式，实现持续运营和发展。

“这次回来，是为了准备明年‘村晚’。”刘琳说，“村晚”已举办多届，由万涧村300余位村民自发、自办、自编。通过参与筹备和参与演出，村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在万涧村的微信公众号“回味乡愁”里，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了许多村里的精彩瞬间：除了“村晚”外，还有传统花灯节、书屋公益活动，甚至有村民们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曾经寂静的“空心村”如今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有了较为旺盛的人气。

刘琳的体会是，在谈及乡村振兴成果时，人们往往会将目光聚焦于返乡人才的数量。但对于那些区位条件和资源相对欠佳的村落而言，在乡人才实际上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力军。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他们是乡村土地的主人，对乡村的感情最深，最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只有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让他们参与到乡村规划、建设和管理中来，才能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刘琳看来，公共事件、公共空间、公共劳动是激发村民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方式。“理解人与一个地方的连接，注重一个地方里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的网络，并采取合适的措施让支持网络可以持续有活力，这是‘陪伴式’规划的重中之重。”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