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李讷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解放军报》工作，为了不引人注意，李讷化名萧力。

在父亲的教育下，李讷从小就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砺自己，对这个女儿，毛主席心里也比较放心，但与绝大多数父母一样，担心女儿的婚事，眼见女儿都26岁了还没有对象，毛主席也忍不住好几次催促。

一直到1970年，李讷已经30岁，仍然是孤家寡人，毛主席也忍不住摇头：

“她的婚姻我不干涉，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啊？”

尽管有父亲的催促，可心思细腻的李讷总是想找一个能够在思想上能够与自己共鸣的人。

中央办公厅在江西进贤办了“五七”干校后，李讷跟随工作人员一起到干校锻炼，也就是在这里，李讷结识了小徐。小徐是北戴河管理处的一名服务员，长相上眉清目秀，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为人热情，特别是在五七干校期间，他对李讷很是照顾，一来二去，两人相恋了。

李讷和小徐相恋的情况，很快就在干校传开了。

1971年，时任江西进贤“五七”干校的校长兼党委书记曹全夫（妻子毛远志是毛主席的侄女、毛泽民的女儿）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报告李讷的恋情，当时毛主席收到信以后，心里很高兴，还专门托人打听了一下小徐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很显然，李讷的母亲江青却对女儿这桩恋情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

作为母亲，江青对女儿自然是有着不一样的期许。

1958年9月，李讷升学进入高三，马上就要参加高考考大学，对女儿上大学后究竟该选择什么专业，江青显得异常上心。

李讷就读的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为孙岩，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孙岩与江青还是同学，当江青上门向她请教时，孙岩热情的接待了她。

见了面以后，江青也没有客套，直接问孙岩：

“李讷明年就要考大学了，想听听校长的意见，将来学什么专业比较好。”

孙岩很熟悉江青的脾气，也知道她大概已经有些想法了，所以并没有急着抛出自己的意见，而是反问她：

“你的想法呢？”

当着孙岩的面，江青侃侃而谈，当年他去过苏联，对苏联的重工业发展印象很深刻，而且在建国之初，毛主席也曾倡导发展工业，并以重工业带动轻工业，然后再带动全国行业的发展。

“中国现在飞机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很多精密仪器，我们也造不出来。……重工业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是其它。”

江青考虑，是想让女儿去学习船舶制造工业。

应该说江青的这一设想，是符合当时国家发展的战略的。

只不过，江青什么方面可能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女儿的想法。

李讷的性格较为内敛，在父亲毛主席的影响下，偏好文史，父女两人常就此事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选择文史方面的专业，更符合李讷的性格，况且学习船舶制造，将来工作是要经常深入一线的，不仅仅是去造船厂，还可能经常要乘船出海去，需要一个更加强健的体魄的，李讷身子骨从小就弱，也不适宜船舶工业的工作。

在周围人劝说下，江青最终还是放弃了干涉女儿选择专业。

1959年，李讷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圆了自己的梦想。

尽管在选择专业上，江青对李讷干涉不大，可随着年龄逐渐增长，婚姻大事又成为她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据说李讷在上大学时，曾与一个大学的男同学之间产生恋情，可惜的是，尽管两人彼此都有好感，但同时又顾虑重重，一来二去，最终两人擦肩而过。

从大学毕业后很多年，李讷都没有再考虑恋爱问题，母亲江青对女儿李讷的恋情关注，丝毫不亚于毛主席，但在行动上，江青显然更快一步。

1968年，浙江省“省总联”的负责人。江苏美术学院的学生张永生进入江青的视线。

在当时，张永生出身好，又是一个20郎当岁的小伙子，一表人才，因此他到北京开会期间，被专门请到了钓鱼台江青住处，当时江青未出面，而是让女儿先同见了一面，其中的意思不言自明。

不久之后，张春桥又在上海同张永生见了一面，结果发现了个问题，张永生虽然年轻有为，但性格上处处一种“唯我独尊”的气势，不大能容人，张春桥从心里就把张永生彻底的排斥出去，他把同张永生的谈话连夜整理了一份给江青送去。

江青看了以后，也彻底放弃了张永生。

1970年，李讷到了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学习，与同在干校的小徐产生了恋情。

不过很显然，李讷这次恋情并没有得到江青的认可，在她看来，女儿就算是要找对象，也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才对。

1970年8月，江青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特意将女儿李讷从进贤叫来，耐心的劝说她，结果母女两人都是一个性子，认准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两人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江青也很无奈，后来对人说：

“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头痛的像要裂开一样，我把李讷叫上山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的两人都很烦恼。”

对这段恋情，李讷并没有要隐瞒的意思，因此也写了封报告告诉父亲，并且还跟父亲提出：

“我要同小徐结婚。”

毛主席并不介意小徐的身份，在他看来，女儿找个工人、农民都好，于是欣然在报告上批示了：

“同意，转江青阅。”

见毛主席都同意了这桩婚事，江青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李讷与小徐的婚礼是在江西进贤“五七”干校举办的，因为路途遥远，父母都没有出席，不过，毛主席还是派人专门送去了假装。

1971年9月，毛主席内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小路在汪东兴的嘱咐下，特意到了江西进贤五七干校，除了递给李讷毛主席的一封信外，还有一个大白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套39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婚礼仪式非常简单，校长兼姐夫的曹全夫主持了婚礼，参加的人也只有干校十多名同事，小路也留在婚礼现场，充当娘家人。

一对儿新人在婚礼现场，对着毛主席的相片三鞠躬，婚礼就算是完成了。

然而很遗憾，这桩婚事前后也只不过维持了两年。

一开始结婚后，李讷与小徐还算是甜蜜，可时间一长，李讷就发现了问题，两人的性格和彼此的生活习惯差别都很大，甜蜜的日子很快就转变为对彼此的抱怨。

1972年，李讷提出离婚，小徐同意了。

可在离婚时，李讷已经怀孕，后来生下一子。

毛主席得知女儿婚姻出现变故后，也曾落泪：

“讷娃婚事太草率了。”

作为母亲，其实江青一直对女儿第一段婚姻不满意，李讷与小徐结婚后，曾到北京度蜜月，可几次见面，李讷都要同母亲发生争吵。

不久后，李讷独自一人生下了孩子，当秘书杨银禄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时，江青却显得很冷淡。

杨银禄很好奇，就问了一句：

“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高兴吧！”

江青仍然面无表情的说道：

“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情。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的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

江青不许女儿的孩子叫她姥姥，认为“姥”就是“老”，也不许叫外婆，而是叫奶奶，将来喊毛主席，也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一开始李讷生下孩子以后，因为转移了情绪，连带着身体也有所好转，那时的李讷还常带着孩子到到钓鱼台10号，杨银禄记得很清楚，李讷经常带着糖来江青住的钓鱼台10号，还会带许多糖过来看望这里的工作人员。

可生活的压力上来以后，李讷的身体又被拖垮了，甚至于到后来连自己的生活也不能自理，儿子后来被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后来干脆就和警卫战士住在了一起。

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女儿生活的情况，江青一直是很清楚的，但对这个刚出生的小外孙，却始终不闻不问，小时候更是连抱也没有抱过。

不过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李讷那时一直瞒着没告诉父亲。

一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毛主席问江青，江青才把女儿的情况告诉了他，毛主席立马吩咐身边的人：

“给远志、全夫打个招呼，让讷娃回家吧，在干校三年了，也该结业了。”

可李讷即便是回到北京，也依然没有回去看望父亲，还是毛主席得知女儿产子后生活困难，特地嘱咐张耀祠给李讷送去3000元，张耀祠当时告诉毛主席，3000元不足以负担李讷生活费用时，毛主席又特地追加了5000元。

1973年，李讷回到北京，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不久后又出任了北京市委书记（当时北京市委设有第一书记）。不过因为身体原因，李讷并没有承担职责，江青那时也考虑到女儿身体，没有让女儿回到中央办公厅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10月6日，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离开了父母以后，李讷也开始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的身体略微有所好转后，向中央提出工作的请求，不久之后，中央做出安排，李讷来到中共中央某研究机构资料室工作，每天的工作任务并不繁重，只是整理整理资料，看看报纸。

回归到正常生活状态以后，李讷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

作为直系亲属，李讷被允许每两周一次到狱中探望母亲江青。

能够看到女儿，无疑对江青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对这个女儿，江青自然也是放心不下，一次她见女儿身上穿的很破旧，特意申请了300元给女儿买大衣，结果等到第二次来，李讷还是穿着破旧的一身，江青立马不高兴起来：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其实江青并不知道，女儿生活很简朴，哪怕是买了一件大衣，也不舍得穿。

1985年，李讷到秦城监狱探望母亲，这一次她身边多了个人——王景清。

原来，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过卫士长的李银桥很关心李讷的生活情况，几乎是经常去探望，那时李银桥夫妇总是想方设法的接济李讷，但倔强的李讷总是拒绝，再到后来，李银桥注意到李讷孤身一人生活困难后，决定给他介绍个对象。

“你现在可以重新找个对象结婚了。”

李讷听了这句话，一阵沉默，好半天才嗫嚅着说道：

“我现在这个情况谁肯要我啊？”

李银桥夫妇只好安慰。

不过，确实也是难得的缘分，一个偶然的机会，原刘少奇的警卫、原云南省军区任怒江军分区参谋长王景清来到北京看望李银桥，李银桥注意到，王景清也是孤身一人，与李讷很合适，于是给他介绍。

王景清表示：

“可以见面了解一下，不知道李讷同志意下如何？”

李讷当时也同意先见面了解一下。

总而言之，两人第一面初见时对彼此的印象就非常好，在后来相处的过程中，两人逐渐的了解，彼此更加信任。

1985年，李讷与王景清在北京结婚，不少人都送去了嘱咐。王光美得知情况后，也盛赞李银桥夫妇做了件大好事。

结婚这件事不算小，李讷后来探监时，特意将丈夫王景清也一起带了过去，江青对这个女婿显然很满意，上下大量的一下，还打趣的说了一句：

“老王啊，你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这50多岁了还那么精神。”

一句话说的王景清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不过江青紧跟着又问道：

“你是怎么娶上我闺女的？”

王景清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过程，并提到了李银桥夫妇，听到这里，江青很明显愣了一下，随后喃喃自语了一句：

“这银桥和小韩啊，是好人。”

江青晚年的情绪并不稳定，李讷也时常受到影响。

1989年11月，江青被保外就医，安顿在北京酒仙桥附近一栋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中，并派了一位女护士去照顾。

江青晚年因为患咽喉癌的关系，身体情况并不好，经常被安排住院治疗，也许是人生暮年，江青时常想念毛主席。

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住处高烧不退，被安排进公安医院治疗，在住院单上，江青留下的名字是李润青，这个名字中，“李”是江青的姓，“润”是毛主席早年用的名字，“青”则是江青的青，她用这个名字以表达她对毛主席婚姻的怀念之情。

同年清明节，江青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去，还要求来探望的李讷给她带一卷白纸来公安医院，他可以给毛主席做一个花圈，但江青所提出的这两个要求，后来都被拒绝。

到后来，江青的情绪时好时坏。

1991年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突然撕毁了她所写的回忆录草稿，5月12日，李讷听说了母亲的情况后，特意拉着丈夫王景清去探望，可这一次，他们被江青拒之门外。

江青去世以后，李讷料理了母亲的丧事。

按照母亲的临终嘱咐，李讷打算将母亲葬回老家山东诸城，结果被婉拒。

1996年，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到诸城，诸城的领导干部托他转告李讷：

“我们这里有凤凰墓地，可以接受江青的骨灰，可埋坟，也可立碑，如你同意，也不必通过办公厅了，我们去车拉回即可。”

李讷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同意。

一直到2002年3月，经中央批准，李讷才将母亲葬在北京市西山风景区福田公墓。

碑文上没有用“江青”这个名字，只是简单的写着：

“一九一四年——一九九一年，先母李云鹤之墓，女儿女婿、外孙敬立，二零零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