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将军是一位幽默、乐观的人，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外人好少找得到他严肃、悲观的一面。他时常率性而为，无拘无束，时常妙语连珠，嘻嘻哈哈，被人们称为“军中幽默大师”。可在他的心里，关于妻子王根英的往事，一直被深藏着秘不示人。
十三岁洞房夜翻窗而逃
陈赓原名陈庶康，这是他那当过湘军师长的爷爷给起的名字。从小家境优越的他，是乡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鬼”，家人们希望他好好读书获取功名，他却生性顽皮，爱恶作剧，好打不平。
他会把“仇人”田里的南瓜掏个洞，塞进去一泡屎尿再盖上；他敢带头把老师的茅房踏板锯到一半……
陈家人绞尽脑汁，想了个妙招：给他讨房媳妇，好让他早早“收心”。没过多久，媒婆便促成这桩婚事，女方是十里之外大户人家的闺女，名叫陈璧君，大陈赓两岁。
这个名字和大汉奸汪精卫的夫人同名同姓。陈赓和汪精卫共事时，曾拿此开玩笑：我当年在老家时，家里给讨了个媳妇，和你夫人同名同姓，也叫陈璧君，不过呢，我没看上。汪精卫一愣一愣直笑。
且说陈赓十三岁那年，一天他正在教室里上课，家里来人喊他回去，说有要紧的事。他刚跨进大门，就发现院子里喜气洋洋，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几个小伙子推入洞房。原来，家中这是要给他办婚礼啊！
陈赓怎能受得了如此之气，好不容易捱到天黑，趁家人不注意，抓起一件皮袍子跳窗而出，就此投奔湘军。
拒绝何香凝为女求亲
陈赓的志向在于参军报国，可旧式湘军难脱腐败昏暗，为此陈赓曾和同一个团里的彭德怀闹过军饷。
1922年，陈赓在何叔衡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去了上海夜大学习。在夜大期间，他邂逅了一位纺纱女工——王根英。
那天，陈赓刚从夜大激烈的辩论中脱身，他还沉浸在那唇枪舌剑、妙语连珠的争辩氛围中，迎面走来几个身穿粗布蓝装的女工，其中一个浓浓的短发，圆圆的脸蛋，左边眉毛上还有一颗痣。
“上大是制造炸弹的！”陈赓不知为何脱口而出这么一句话。
几位姑娘笑起来。“上大是制造炸弹的么！”那个眉梢带痣的姑娘学着陈赓的湖南腔说道，姐妹们笑着嘻嘻哈哈远去。
没多久，陈赓知道了那位笑话他的姑娘叫王根英，十七岁，出身上海的一户贫苦农家，从8岁开始便进入英商怡和纱厂当童工。别看她年纪小，却是厂里小有名气的工人领袖。
陈赓坚持自己的“农民理论”，而王根英却相信“只有工人运动，才是中国的出路”。
在这天的辩论会上，陈赓慷慨陈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工人比作高山的话，农民就是大海，海要是不卷起狂风巨浪，山再高也是白搭！只有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革命才有希望。”
话音未落，一个声音骤然响起，是王根英，“你这比喻不恰当，现在工人阶级不是高山，连平地也不如，他们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之下，是火山岩浆，一旦爆发，连海都得烧枯！”周围的姐妹们掌声雷动，王根英笑了，陈赓窘得脸直发烫。
王根英的反驳，激起了陈赓的斗志。他用不太流利的上海话唱起了《农民日子真是苦》。王根英不甘示弱，领着姐妹们唱起了《女工苦》。争论不休，相持不下，陈赓只好宣布下次再辩。
这天傍晚，陈赓和王根英一起出现在黄浦江畔。
“陈先生，你约我来到底有什么事？”王根英问道。
“咱们和好吧。工人和农民都是受苦大众，谁也离不开谁。”陈赓答道。
“咱们是两派意见，我只赞成工人运动。”
“我看咱们干脆工农结合吧！”
“怎么结合？”王根英一脸疑惑。
“就像我和你这样……”陈赓嗫嚅着，伸手去牵她的手。
王根英满脸绯红，巧妙地躲开，一溜烟消失了。
……
好男儿志在四方。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开后，令每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心潮澎湃，陈赓则成功地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其后成为赫赫有名的“黄埔三杰”之一。
1925年，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遇袭身亡，在周恩来等人的带领下，陈赓一伙人忙活了几天几夜，熬得眼睛通红，哈欠连天，终于查出真正的杀人凶犯，这个消息令所有人感到震惊。
陈赓的干练、智慧、勇敢、多谋，让众人对其刮目相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对其青睐有加，有意将小女许配给陈赓为妻。
陈赓以门户不当为由，婉言谢绝廖夫人的一番好意。陈家虽算不上名门望族，但也称得上将门之后，陈赓的祖父曾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员悍将，官拜花翎副将，御封“武显将军”。
这桩姻缘终究没有成为现实，背后原因恐怕只有陈赓本人知晓。
“五大”会场上引起轰动的求婚纸条
1927年4月12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紧锣密鼓召开，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长的陈赓，领受了一项秘密任务，带领特务营暗中对大会会场进行警卫，保证了15天的会议安全顺利进行。
会议期间，陈赓惊喜地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在上海夜大期间经常和他唱对台戏的王根英。
这时的王根英已经21岁，瘦小的身躯透露出几分成年后的魅力。她是上海女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都佩服她的组织能力和勇敢精神。比如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一天，王根英不顾家人阻挠，偷运了一黄包车的武器弹药藏于家中，为第二天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的战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次她是作为中共五大的代表之一前来参会的。
机会来了，就不能再让它失去，陈赓决定借机对她发起爱的攻势。
一天，陈赓趁着听报告的机会，在一张纸条上写道：“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陈赓。”他将纸条折成一只纸鹤，让周围的同志们挨个传递过去。
他暗中观察着，王根英并没有反常的举动，这让他浮想联翩。奇怪的是，第二天，有人在会场的墙壁上，看见了陈赓的这封求爱纸条，引得众人的围观和哄笑。
你敢贴，我就敢再写！陈赓倒更加喜欢这个泼辣的姑娘了。他连夜又写下第二张纸条托人送过去，“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第二天又是同样的一幕，纸条又被贴上了墙。
陈赓越挫越勇，他认为她这是既不反对，也不怕别人知道，言外之意就是赞成了。恋爱中的人往往会痴迷于一厢情愿，他又不屈不挠地写下第三张求爱纸条，这次更加大胆直接：“根英，我发誓娶你为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第三次依然是同样的结果。
陈赓会场求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回到营房，手下都围上来打探“军情”，陈赓把帽子往床上一摔，长吁短叹道：“哎，这女人要是倔起来，简直比老牛还倔！”一席话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有出主意的，有送安慰的，有打抱不平的：“营长，你说吧，是偷，是抢，你给弟兄们一句话，我们保证今晚就让她当压寨夫人。”
“去！去！”陈赓笑骂道。
有人插话：“人家是共产党员，要好好讲道理，我看还得找个媒婆去磨！”陈赓觉得有几分道理，半开玩笑道：“谁要是说动王根英和我陈赓结婚，咳，咳，我就当众给他磕三个响头！”
气氛异常热烈，满屋子哄堂大笑。
副官卢冬生默不做声，他是陈赓的贴心知己，小时候曾在陈赓家当过牧童，那时二人虽是主仆关系，但陈赓从没有低看过他一眼，一直把他视作最好的兄弟。卢冬生悄悄找周恩来“搬救兵”。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营房，人未到声先至，“陈赓在哪儿？”
大伙儿知道周恩来准能促成此事，他既熟悉陈赓，也熟悉王根英，说话肯定管用。众人一齐按着陈赓，让他给周恩来磕头。
“这件事你怎么不求我，要当新郎脸皮反而薄起来了！”周恩来朗声笑道，“谈恋爱不是行军打仗，强攻不行。”
后来，邓颖超又给陈赓出主意：先向她道歉，再加深了解，建立感情，这比拼命写情书管用。在周恩来夫妇的热心撮合下，王根英终于答应陈赓的求婚，二人在武汉结为革命夫妻。
夫妇二人相继入狱
中共“五大”以后，汪精卫加快了“分共”步伐。王根英领命回上海开展地下工作，陈赓则随周恩来去江西组织南昌起义。
1928年4月，陈赓在经历会昌战役腿部严重受伤、取道香港逃回上海的一系列非人磨难后，终于和妻子团聚。
在上海三年多的地下斗争中，陈赓夫妇随时都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幸运的是，这期间他们有了个革命的后代，陈知非。
1933年3月，陈赓因叛徒出卖被捕，恍惚之中的王根英竟不慎将4岁大的陈知非从二楼摔落下去，其头上留下永久的伤疤。
12月，王根英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年幼的儿子抱着母亲的腿大哭不止，泪水打湿了她身上的旗袍。母亲还是被敌人带走了，而这以后，陈知非再未与母亲谋面。
王根英被关进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和帅孟奇、夏之栩等人同关在一起。四年时间里，王根英不为敌人威逼利诱所动，直到1937年8月被周恩来解救出狱，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中途歇息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驻地。
妻子为一个背包送命
此时的陈赓正在三原地区，欣闻妻子出狱，他马不停蹄地赶来。夜深人静，看见早已熟睡的妻子，陈赓有种想哭却不敢哭的感觉。
她累了，多年的监狱生活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踏实的好觉。他默默地看着妻子，轻轻抚摸着她的发梢。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看见妻子后的激动场景：“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
战火烽烟催人急，几天后陈赓率部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王根英则被调往一二九师创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指导员。
3月份，财经干部学校奉命随主力部队转移。3月8日这天，王根英和师部供给部在南宫县前后王家村遭遇日军突袭，她将自己骑乘的一头骡子送给受伤的战士，自己则同警卫部队步行突围。
冲到村子外时，王根英发现装有重要资料和学校公款的挎包未带出来，不顾众人的阻拦，她依然返回去取。
当她取回挎包出村时，身旁响起敌人的枪声，她拼命奔跑，左冲右突，还是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后来据村里老人回忆，他们看见敌人用机枪把她扫到，追上来发现还有气，又补了一枪，还用刺刀挑开她的肚子。这一天是3月8日，一个特殊的日子。
王根英牺牲那天，陈赓率386旅刚从香城固战场下来。正在进行战斗总结的他，接到通信员送来的电报，他看着看着忽然沉默了，清了清嗓子，说道：“不讲了，准备打仗！”
他走出会场，来到一片冰雪未消的小树林，坐在一棵小树旁，身子不停地在颤抖。他从怀中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沉痛地写下一行字来：“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宣传队娃娃剧团的一群孩子跑来了，大老远就喊着“旅长”。陈赓站起身，把他们揽入怀中，纠正着他们的称呼：“喊爸爸！”
没等孩子们做出回应，他忽然问道：“我死了，你们哭不哭我？”一个小家伙发现他眼里的热泪，问：“胡子爸爸，你怎么哭了？”
“我的老朋友死了。”他说不下去了，紧紧搂着这群孩子。
忽然，他昂起头，悲愤地说道：“我要为她守节三年！”
从那天起，陈赓多年来坚持天天记日记的习惯就此终止。
17岁的儿子千里寻父
王根英牺牲的消息，儿子陈知非很久以后才知道。在母亲被捕入狱后，他和舅舅、外婆生活在一起。由于家里太过贫寒，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在街头卖报，后来进了一家工厂做工。
陈赓思念着自己的亡妻和远在上海的儿子。直到抗战结束后，地下党组织终于找到正在一家外商西餐馆里当仆役的陈知非。
1946年1月，17岁的陈知非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山西阳城，见到了朝思暮想13年的父亲。陈赓拉着儿子的手，第一句话就是：“党的七大悼念革命先烈的时候，挂了你妈妈的相片。杨秀峰在冀南找到了你妈妈的坟墓。”
陈赓亏欠妻子和儿子的太多，在和儿子亲热交谈时，念念不忘已故的妻子，他不住地打量着儿子的面容，喃喃自语：“你和你妈妈长得真像！你妈要是在，肯定高兴死了！”
两颗子弹头成了陈家的“传家宝”
1948年，王根英烈士的遗体由河北南宫县移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从她体内取出当年留下的两颗子弹头，而这也成了陈家人珍贵的“传家宝”。
陈知非在父亲和傅涯妈妈的关爱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考进了北方大学理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长春一汽当了一名技术员，后娶车间女工钱如琴为妻，并生下一女。
2020年9月13日，这位共和国大将的长子、烈士的遗孤因病逝世，终年92岁，那时的身份已是原航天工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