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刘忠的女儿刘蒨一次撰写父亲展览期间，偶然听刘亚楼将军的女儿刘煜鸿谈起，在福建龙岩市中央闽西苏区历史博物馆中，有刘忠将军当年捐赠的一批文物，其中有一本是将军当年在抗大时期的笔记本。

“里面说不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图|刘忠将军

刘蒨听说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同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并索要了一份父亲笔记本的复印件。

一个星期以后，刘蒨收到了这份笔记本的复印件，打开以后，里面密密麻麻的记录，都是刘忠将军当年在延安抗大听毛主席讲课时候的笔记，可见将军当年听课时的人认真细致。

刘蒨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后，被笔记本扉页上的一行小字吸引了注意，大概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这行小字已经有些模糊不清，刘蒨本身年事已高，也不大能看清，后来还是借助了放大镜，才看清楚这行小字。

“正安生于一九三八年（戊寅年）五月八日，没于四一年十月二十八……在砖壁野战医院;兴安是三九年八月(庚子日)，青漳生于四二年(辛巳年)一月十五日,是第三个孩子,青安生于四四年(甲申年)三月十七日……”

刘蒨知道，这是她在战争年代哥哥姐姐们的情况。

刘忠将军与夫人伍兰英，一生共育有子女11个，但因为过去战争年代条件困难，先后失去了五个，但刘蒨的生活中，似乎却很少听父母说起过过去这些哥哥姐姐的情况。

可不提不代表不想念，哪有父母会忘记自己的子女呢？

图|刘忠将军之女刘蒨

刘蒨回忆起，在家里的几本老相册中，还有过去的几张照片，其中就有哥哥姐姐的身影，尽管历经战争艰难，但刘忠将军从来没有扔掉这些照片，不仅如此，他们夫妇还把每个孩子的名字以及拍摄的时间都标注在照片的后面。

“一个人遭受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父母失去孩子了，孩子失去了父母亲了。”

刘忠将军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对于参加革命前的一段经历，他晚年在回忆录中有过很清晰的描述。

1906年，刘忠将军出生于福建龙岩上杭县。

在那个年代，贫苦的穷人为了维持生计，日子过的十分艰难，因为家里贫穷，年年过阴历年，债主就会上门要债，年关难过，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为了补贴家用，刘忠小小年纪便去学了泥瓦匠，可也时常受打骂，不仅如此，赚的钱还经常被师傅扣光。

母亲林连秀每次看到骨瘦如柴的儿子回家，就忍不住掉眼泪：

“儿啊，我们家太穷了，只好让儿吃这种苦，娘相信，儿会有出头之日的。”

刘忠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图|刘忠、伍兰英夫妇与孩子合影

1929年，福建龙岩上杭县才溪乡爆发了农民运动，为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刘忠向母亲提出了参加革命的想法，尽管心中很是担忧，但林连秀却对儿子的的选择表示了支持。

从此以后，刘忠踏上了革命之路，并参加了红军，历经生死的考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刘忠将军调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当时对于能不能干好侦查工作，刘忠将军心里很没有底，毕竟他只有三年私塾的学历，对侦查工作也不熟悉，但时任军团参谋长的左权却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

“你当团政委时间很长，又兼任团长，政治上可靠，打仗很勇敢，我相信你能够完成好军团首长给你的侦察任务。”

就这样，刘忠将军临危受命，担任了侦查职务，刘蒨晚年撰文回忆起父亲这段经历时，还无不骄傲的说：

“我的父亲刘忠，不仅仅是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而且是走在中央红军最前面的侦察部队，是长征先锋中的先锋。”

历经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生涯，刘忠成长为一员杰出的将领，但到了晚年以后，他却时常对子女念叨：“在我的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林连秀。”

“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一幕，便是在老家看到母亲时的情形。”

图|1971年，刘忠与妻子伍兰英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刘忠担任了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但他思念着在家乡的母亲，特意派出警卫员寻找，没想到警卫员传回来的消息，竟然是没有找到，焦急万分的刘忠将军干脆向上级请了假，回到了老家上杭寻找。

果不其然，刘忠回到老家后，在老屋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他开始满大街寻找母亲，但很多乡亲都说，他的母亲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那时的父亲像疯了一样，为了找到祖母，几乎是不眠不休。最终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看到了衣衫褴褛的祖母。看到祖母如乞丐般的模样，他的内心犹如刀绞一般的疼。”

看着母亲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情形，刘忠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事实上，从刘忠当年离开家去参加革命后，国民党当局便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林连秀也不得不远走他乡，依靠乞讨度日，尽管日子过得很是艰难，但唯一支撑林连秀活下去的动力，就是儿子刘忠。

尽管刘忠很想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但林连秀却不愿意留在儿子身边，担心给他添麻烦，刘忠思来想去，只好又将母亲送回老家，可隔三差五，刘忠将军就会给母亲写信寄钱，还嘱咐乡亲们照顾母亲，乡亲们也都很尊重将军，时常去照顾老人。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刘忠将军才对子女们说起这些往事。

刘忠将军的夫人伍兰英也是一个老红军，1932年参加革命，1937年由团转党，也是在入团这一年，伍兰英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伍兰英还参加过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并担任排长、连长。

伍兰英与丈夫刘忠是结识于1937年。

图|1938年刘忠（右2）任抗大第四大队队长时与战友合

那时，伍兰英所在的会计学校，一个班40多个女同学都有了对象，就她还没有，周围的战友也都是热心肠，一见她还是单身一个人，就给他介绍了刘忠。两人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在谈了一段时间后，双方便确立了关系，刘忠、伍兰英各自向组织上打了报告要求结婚。

在延安的一个破窑洞里，刘忠与伍兰英结婚，因为条件有限，婚礼也只有相熟的几个战友参加，刘忠将军花了27块边币，买了山药蛋、苞谷面来宴请客人，就连一块糖也没有。

大家要求新人表演节目，刘忠主动站起来，以粗犷豪迈的音调唱了首歌：

“有胆革命有胆当，唔怕颈上架刀枪；割去头颅还有颈，挖去心肝还有肠。”

宣传员出身的伍兰英歌声细腻，他合着刘忠的调子唱道：

“妹十八来哥十九，拿起锄头去挖藕；只要哥心会妹意，要当红军一起走。”

时隔多年后，当人们问伍兰英为何会爱上刘忠将军的时候，伍兰英笑了笑说：“他虽然老实巴交，却会打仗。”

革命战争年代的爱情就是如此简单干脆。

据刘忠将军回忆，毛主席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还问胡耀邦（时任抗大组织部长）：“刘忠、伍兰英同志结婚我怎么不知道啊？是谁批准的？”

胡耀邦乐呵呵的告诉毛主席：“主席，是我批准的，他们俩人都是老红军，老革命了嘛。”

毛主席也高兴的嘱咐这对儿新人：“好好好，来年生个大胖小子。”

图|毛主席

刘忠、伍兰英后来全都到了前线，积极投身抗战，都在386旅工作。

结婚的第二年，伍兰英就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因为是两人婚后的第一个孩子，两人也都很珍惜，可惜遗憾的是，这个孩子因为在急行军途中颠簸夭折了。

刘忠后来把这个孩子，记在了他笔记本的首页：

“正安生于一九三八年（戊寅年）五月八日，没于四一年十月二十八……在砖壁野战医院。”

孩子的去世让身为父母的刘忠、伍兰英十分痛心，但他们顾不上伤感，因为日寇很快就要追上来。在那个年代，因为环境艰苦，夭折牺牲的孩子又何止这一个。

刘蒨记得父亲有一次曾谈到过大哥刘正安，说他很聪明，才2岁的时候就对身边的大人说，打仗的时候不能跟着妈妈，太危险，跟着爸爸最安全，当时129师政委邓小平曾对刘忠说：“老刘啊，你这个孩子太聪明，太聪明的孩子可活不长啊”，没想到后来一语成谶。

图|刘忠将军长子刘正安留影

1940年冬，伍兰英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那时她已经被调到了后方，负责照顾留守后方的30多个孩子，本来以为已经足够的安全，没想到的是，因为后方缺衣少食，伍兰英拿出自己的保育费，结果30多个孩子都活了下来，唯独她的孩子却因为饥饿去世了。

1942年1月，伍兰英生下第三个孩子青漳。

刘蒨也是后来听时任386旅作战参谋胡绵第的爱人肖琴，才知道了她大姐的一些事情。

青漳生的乖巧可爱，386旅很多叔叔阿姨对这个孩子都很喜爱，可惜的是，到了1946年春，5岁的青漳突患重病，伍兰英不顾刚生下孩子虚弱的身体，出去找大夫，刘忠听说女儿生病的情况后，也骑着马去找马海德大夫治疗，还把马给跑死了。

尽管有马海德大夫出手治疗，但因为缺少医药，这个孩子还是没能活下来。

刘忠将军与夫人伍兰英在战争年代没了五个孩子，但他们依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工作中，并把关爱无私的奉献给战友的孩子。

图|刘忠将军长女刘青漳与三子刘青安留影

据刘忠将军的警卫刘士迎回忆，他曾有一次跟随将军夫妇到老战友甄子明、姚金雪（刘蒨回忆称李金雪）家中做客。甄子明就曾满怀感慨的说：

“刘司令、伍大姐，我的孩子甄怀志能活下来是你们救了他！可是你们家好几个孩子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不让孩子有哭声，盖起来藏起来最后孩子就没有了！从今以后怀志就是你们的孩子。”

一句话，说得刘忠眼睛也湿润了。

当年甄子明夫妇奉命随部队到华中去，刚生下来的孩子经不起路上颠簸，这时伍兰英主动找到他们夫妇，希望他们把孩子留在根据地，甄子明夫妇离开后，刘忠夫妇就把这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

解放战争时期，刘忠担任了太岳军区司令员，他遵夫人之命到老乡家里看甄怀志，没想到因为条件困难，甄怀志饿得皮包骨头、满身褥疮，刘忠心疼之余，直接把孩子抱回来，由他们夫妇亲自抚养，尽管条件依然很艰苦，但刘忠夫妇却尽可能的给予了甄怀志营养，让孩子得以健康正常。几年后，刘忠又将甄怀志以自己儿子的名义送去读书。

图|被刘忠、伍兰英夫妇抚养的孩子甄怀志

一直到1949年年中，解放军攻打太原，甄子明夫妇这才把孩子接了回去。

也因为这个缘故，甄怀志始终对刘忠夫妇报以感激，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照顾，自己也可能就没命了。

“父亲是一个不求名利，不争功的人。父母共生育了11个孩子，在战争年代失去了5个，但这些，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

时隔多年后，刘蒨回忆起父母来，依然有很深的感触。

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人，大多都秉持着勤俭持家的本分，虽然以他们的功绩，似乎可以有条件享受一定的待遇，但他们却始终铭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1960年，伍兰英被评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也是在这一年困难时期，部队供给艰难，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家属委员会主任的伍兰英领导全院干部家属在院子里开荒种地、养鸡、养鸭、养鹅，到后来这些养殖的东西，不仅自己够吃，还能屯下来不少。

也因为伍兰英勤勤恳恳的保障后勤功绩，当时大院里生活的孩子们，对伍兰英都很感激，并亲切的称他为伍妈妈。

图|伍兰英

刘忠夫妇生活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架子，刘蒨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还谈到了这一点：

“我爸爸妈妈为人厚道，妈妈是农民出身，她对工农群众有很深厚的感情。院子（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里的老职工都是我爸爸亲自招来的，他们去世以后我爸爸都会去家中亲自慰问。”

在刘蒨的记忆里，家里来了修剪树枝的工人，他们都会热情的招待，会抽烟的就递烟，不会抽烟的就递茶水，家里有西瓜就切西瓜，在平常的生活中对职工关怀更是家常便饭。

父母的言传身教是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1979年，73岁的刘忠将军正式离休，尽管操劳了一辈子，但他总感觉，应该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些什么，于是已经古稀之年的刘忠将军提起笔开始撰写回忆录，可在这个过程中，打击是接踵而来。

夫人伍兰英本身就患有心脏病，1981年又被诊断为肺癌，老人身体每况愈下，组织上考虑到伍兰英患有心脏病，打算给她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但伍兰英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坚决不同意安装，后来还是经身边人再三劝说，伍兰英才同意，但她又向组织上提出要求：

“有一天我死了把心脏起搏器取出来给别的患者用上，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一个心脏起搏器近一万块钱嘞，也不是个小数。我已经退休了给国家减轻负担嘛。”

可遗憾的是，尽管医生拼尽全力救治，但伍兰英还是于1982年7月25日因病去世，也就是在临终之前，她拉着老伴儿的手说：

“我先走了，三十年后我们在马克思面前重逢。”

一直到去世前，伍兰英都不忘嘱咐子女：

“热爱祖国，好好做人。”

刘蒨时隔多年后还忍不住感慨，母亲生平没有多少积蓄，大多数都被她用来接济身边的同志战友了。

伍兰英去世以后，虽然战友们都劝刘忠将军，不如再娶一个，也好有个照应，但将军自始至终也没有答应。

也就是在夫人去世以后不久，刘忠将军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1983年1月，刘忠将军也被确诊为肺癌，但他始终以自己的毅力顽强与病魔做斗争，1985年中秋，刘忠将军又突发脑溢血，被送去三零一医院急诊，手术后昏迷了16天，等到醒来以后，将军仍然坚持带病撰写回忆录，为此还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

“我是一个老党员，要活到老，工作到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回忆录没写完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图|1976年刘忠将军全家合影

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和《闪光的足迹》撰写完成后，杨成武将军还为该书亲自做序。

“父亲的意志很坚强，一般人都做不到。”

刘忠将军的大女儿刘永生也忍不住感慨。

刘忠将军晚年也很牵挂家乡的建设事业，为了教育子女，他也曾几次带着一大家子回到老家福建上杭县，并讲述过去的革命经历。

2002年8月7日，刘忠将军病逝，在去世前，他还牵挂着家乡孩子们的教育事业，并嘱咐女儿将全部的积蓄两万元全捐出来，刘永生记得，父亲一直记挂着家乡才溪小学孩子们没有电脑，要用这笔钱给学校捐建一个电脑室。

图|刘忠将军1996年90岁时解放军画报社来家中所摄照片

一直到许多年后，刘蒨依然记得父亲生前常说的话：

“一个人一生不能做坏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好。”

这也是值得我们一生铭记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