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大决战的过程中，徐州始终是焦点所在，在大战来临之前，国民党干部在城内依旧为所欲为，由于徐州当时汇聚了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这也同样给徐州带来了一种极为畸形的“繁华”。

明明即将展开决战，可城内的招待场所、娱乐场所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情况，这些军队大员所花费的钱财也大多靠着贪腐得来，因为他们的军饷是不足以支撑他们如此享乐的。

自上而下的贪腐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诸位历史学家就有个非常热门的讨论题目：国民党如何丢掉大陆的。

在这些外国学者眼中，国民党丢掉大陆的时间太快了，仅仅只用了3年。

1949年国民党便彻底再无翻身之日了，可在4年前的1945年，那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威望最高的时期，蒋介石当时甚至都不敢想象自己的失败，因此他才敢于快速发动内战。

国民党的贪腐问题是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而基于“利益”又衍生出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导致国民党的最终覆灭。

在国民党当中，“上梁不正”的情况本就非常普遍，于是，任何一个军官都会想着如何去中饱私囊。

美国斯坦福大学中有一份档案提到：截止1939年秋天，蒋介石的存款为6639万、宋美龄的存款为3094万、宋子文的存款为5230万。

光是蒋氏夫妻的个人存款都达到了1个多亿，而其他的几个与蒋家渊源颇深的家族也是靠着蒋介石的影响力敛财的。

而在1937年，中央红军的近万人一共只拥有1000多大洋，毛主席在面对士兵吃饭问题时都会头疼不已，还出现了问人借钱解决战士吃穿的情况，这样一对比，国民党简直是富得流油。

就算这样，人性的贪婪都是没有上限的。

宋子文还在的时候，经常看不惯蒋介石的行为；可当孔祥熙上任后，他便将自己的商人本性暴露无遗，不仅身兼中央银行行长、行政院院长等职务、还能获得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他很能表演，总是一副“为了党国”的模样，其实各路大员都很清楚。

即便是国民政府搬家到重庆的阶段，孔祥熙的胃口竟还越来越大，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蛀虫也越来越多，只要他们能瞅准贪腐的机会，就会孝敬孔祥熙一大笔钱，即便这样他们留下的钱财数量依旧不少。

在国民党的高层都是如此，下层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一套接着一套学习下来的。

但是，无论采取如何手段大肆捞钱，这些钱的来源都是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多捞取一笔，百姓的压力就会多一分。

可蒋氏集团搜刮民脂民膏，完全不考虑国计民生，这也使得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各路官员都在想着怎么将钱财塞进自己的荷包，与此同时共产党员的各级干部都在忍饥挨饿，自己开荒种地，还将土地分给底层农民，让农民能够吃饱穿暖。

两党的思路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采取的行动也是完全不一样，这样即便国民党拥有再精良的武器、再多的士兵，可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这就注定不可能成功。

国民党腐败开始变得非常严重是从抗战中后期开始的，蒋介石对此不是没有认识，他还曾在1942年8月16日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孔祥熙亲信林世良贪污的事情，最终结果是把林世良给枪毙了。

但只要碰到了孔祥熙，很多事就没法处理了，因为，蒋介石自己也有牵连；蒋介石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自己可以贪，别人不行。

所以，很多本该严肃查处的案件就因为牵扯过广最后不了了之。

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也从败退的日寇手中接回了很多东西，这就到了“重新分配”的阶段了，各路人马自然是当仁不让，搞起了“五子登科”，分别是房子、车子、金条、钞票和女人。

民间看到国民党官员为了抢夺财产而大打出手，也编出了一个歌谣：国民党中央来了更遭殃。

这也就有了蒋介石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弄去上海解决经济问题的一幕，虽说查出了所有问题都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导致的，最后案子还是被蒋介石本人给压了下来。

《中央日报》也有社论称：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就是依势豪强如故。

那会，孔祥熙已经去美国了，不久后孔令侃也就去了。

这其实能反映很多问题，在那些国民党各级官员眼中，利益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即便是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无非就两点：其一是如何完成蒋介石安排的任务，其二是如何通过战争攫取财富。

其他的没人会在乎，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淮海大战中会有人能在“兄弟部队”眼皮子底下被解放军挖出来吃掉。

不是没有机会救，而是一没有办法获得利益，二是没有接到具体指令。

当各路军官带着这么些年养出的所有毛病抵达徐州后，各种敛财的幺蛾子都出来了，可谓花样繁多。

战场的另外一面

淮海大决战打响之前，30多万国民党军队分布在江苏、河南多地，补给运输的范围是非常辽阔的，那些负责管理经费的军需人员是最能捞到油水的，只要经费到手，能刮点油的办法还是不少的。

比如，军需人员可以与徐州城内的银行相互勾结，只要把这笔钱存进来就能拿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利息，属于“用上层的鸡生自己的蛋”，对于这种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还是非常欢迎的。

为了拉拢这些手握财政大权的军需人员，银行的工作人员经常会请他们享受各种服务，可谓是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此外，国民党还会在自己的占领区发动“劳军”，也有不少捐赠出来的物资分到相关作战单位。

可这些物资一层层盘剥下来，能发到一线士兵手中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了。

那些军官也普遍“相信”蒋介石的话，他们认为这场大战还是很容易获胜的，只要胜利了，上面就不会追究下面的责任；因此，尽管已经是大难临头了，不少人依然敢于贪污，甚至直接将物资倒卖出去换成金银等硬通货。

此外，不少国民党士兵在上战场之前都会“潇洒一把”，拿着本就少得可怜的军饷开始赌博。

当薪水到手后，不少人都觉得平日里花不了什么钱，反正衣食住行都有部队照顾着，那些钱大多暂时还派不上用场，干脆就拿来消遣。

有个别人靠着赌一夜吸干了几人的财富，也就有更多人想要效仿，心理上的活动也很简单：赌输了就当这笔钱没有发过；赌赢了就能耀武扬威好一阵子，还能享受别人羡慕的眼光。

还真别说，国民党在招兵的时候本就是秉持着“什么人都要”的原则，这就导致军营里混入了不少三教九流之辈，他们在参军之前就混迹于街头，对于各类赌博游戏也是手拿把掐。

有个44军的军官冯亦鲁曾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么一件事：我连队里就有一个赌博非常厉害的士兵，他人长得不怎么样，但赌博绝对是一把好手，几乎从未失过手，我听说了他的故事后还找他聊天，他奉劝我不要赌博，所谓十赌九诈；我让他当面给我做演示，我说要几点他就能把骰子掷出几点，非常有手段。

其实，当时除了下层的普通士兵在赌，就连长官也会赌。

士兵最多找个没人的犄角旮旯用个小台子就开始玩，而长官则会在附近找民房或者去其他某些娱乐场所玩，他们玩的大，因为来钱也快。

在国民党的基层建制中，最简单的贪污方式就是吃空饷。

从实际情况来看，最容易通过这个手段捞到钱的并不是师长和军长，而是团长。

因为部队的花名册一般都是连队里面制作出来的，一个团长基本能管理好几个连，一个连就那么多人，所以“空”出来的人不能太多，可团长就不一样了，他能用到的“空缺”就多一些。

上级按照人头往下发军饷，团长就能把这些不存在的“幽灵兵”的军饷放在自己身上，那些本就存在的还能少发一些。

这种方式大多用在前线，只要战争打响，他们就可以平账。

事后清点起来，就说那些人要么死在了战场上，要么就被抓去当了俘虏，要么就是当了逃兵，反正不可能让上级长官看到人。

这一套操作下来，就算上级想要追查，也根本不知道从哪追查。

而职务稍高的长官没办法利用吃空饷来挣钱，他们就在后方做各种生意，毕竟经他们手的物资一批接着一批，在当时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中断都是时有发生的事情，把打仗所需要的物资卖到城里也很简单，利润也相当丰厚。

各地城里的商人也很乐意为这些长官效劳，毕竟这是一门绝对可成的生意，商人还会为一些军官提前支付货款，军官也不用担心冒着“挪用公款”的心理负担。

通过各种方式，贪污在国民党内部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样的军队就算人数再多、装备再好，又如何能打胜仗呢？

当时负责指挥的杜聿明认为国防作战厅里有共产党人的耳目，他也直接怀疑到了郭汝瑰，就算郭汝瑰是他的同学又在抗战期间屡立战功，就连蒋介石、陈诚等人都没有怀疑过他。

能让杜聿明产生怀疑的原因其实也是源于一个偶然，因为有一次他去郭家探访，发现郭汝瑰家中的沙发上竟然有好几个补丁，这下杜聿明就推测：郭汝瑰家中竟然如此寒酸，一个不在乎物质条件的厅长究竟在乎什么？莫非他是共产党员？

带着这个疑问，杜聿明还要求蒋介石不要将自己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作战厅，奈何蒋介石只相信自己，所以很多关于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情报还是通过郭汝瑰来到了解放军这里。

可以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丢掉了大陆，贪污成性就占据了很大原因。

参考资料

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