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卿曻

编辑|江卿昇

前言

发明本应造福人类，让科技进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可惜历史却不止一次告诉我们，某些“创新”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深深的绝望。

从毁灭生态的化学武器，到威胁生命的药物，再到挑战伦理底线的医疗手段，这些发明每一个都曾拥有“美好”的初衷，但结果却令人痛心。

更令人讽刺的是，这些发明不仅没能造福社会，反而制造了深远的灾难，甚至有人因此荣获诺贝尔奖。

到底是什么样的发明，既被神化又被诟病？又是什么样的发明被称为人类史上“最愚蠢的发明”？

从“创新”到灾难

当技术与战争结合，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橙剂便是这样的例子，1960年代，越南战争如火如荼。

为了打击越南游击队，美国军队开始寻找更为“有效”的战争手段，越共依托广袤的热带雨林，神出鬼没，凭借丛林掩护打击美军，还建立了连接南北的运输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定不再费力追踪敌军，而是直接对丛林下手，一种名为橙剂的化学药剂进入了视野。

它的原始设计并非武器，而是由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用于农业生产。

然而它的副作用显而易见，用量过大时，会导致植物快速凋零，这种特性让军方大为欣喜，于是橙剂被大规模生产，并喷洒在越南的丛林之上。

7600万升橙剂被撒向了广袤的越南雨林，这场喷洒行动摧毁了大片森林和农田，令越共的藏身之地荡然无存。

这种“胜利”却伴随着无尽的灾难，橙剂的核心成分是二噁英，一种剧毒化学物质，它的毒性不仅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还能对人体产生致命影响。

喷洒橙剂的地区，植被迅速枯死，土地被彻底污染，无法再生长作物，与此同时，当地居民开始遭受二噁英带来的身体折磨，癌症、免疫系统崩溃、不育，甚至是下一代的畸形出生。

据统计，战争期间，橙剂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导致500万人中毒，更令人痛心的是，大量新生儿因橙剂的残留物致畸。

这些孩子出生时身体严重变形，智力发育迟缓，甚至有些根本无法存活，橙剂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其化学成分在环境中的降解周期极其漫长。

据研究在部分受污染地区，即使到了21世纪，土壤中依然检测出高浓度的二噁英，而当地居民体内的毒素残留依旧高得惊人。

橙剂所带来的，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波及数代人的战争，这种“创新”让人类领略到战争与化学武器结合的残酷教训。

它不仅改变了越南的生态环境，还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与公共健康。

而另一个领域的灾难，同样始于“创新”的初衷，沙利度胺，这款被誉为孕妇“福音”的药物，在20世纪50年代被推向市场。

当时孕吐是一种普遍困扰孕妇的症状，而沙利度胺被宣传为可以有效缓解孕吐的“神药”。

它不仅作用显著，还号称没有任何副作用，这样的卖点让它迅速风靡全球，仅在德国市场，短短一个月便售出1吨。

然而现实远比广告词更加残酷，几个月后，欧洲各地陆续出现大量畸形婴儿，他们的四肢短小扭曲，甚至完全无法发育，很多孩子一出生就需要终生的特殊护理。

被称为“海豹胎”的婴儿逐渐增多，而背后的原因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直到1961年，科学家终于揭开了真相：沙利度胺对胎儿的发育有极强的致畸性。

原本作为“孕吐救星”的神药，成为了无数家庭的噩梦，全球超过10万名婴儿因此致残，其中约4000名婴儿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

更令人愤怒的是，药品生产商在灾难暴露后，拒绝立即停止销售，直至各国政府相继下令禁售。

即便如此，这场灾难的阴影仍笼罩着许多家庭，沙利度胺带来的损害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从橙剂到沙利度胺，这两项发明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它们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却因缺乏对后果的深思熟虑。

在科学和技术的创新面前，我们是否对“后果”有足够的敬畏？

最愚蠢的发明

在现代社会，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汽车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安全带，这一简单却重要的发明，也早已被证明在无数次车祸中挽救了无数生命。

从1958年三点式安全带诞生以来，数据显示它能够将交通事故中的死亡率降低57%，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能显著提高安全系数的设计，依然有一部分人出于种种理由选择逃避它。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种逃避竟然催生出了一个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发明”安全片。

所谓安全片，不过是一个设计极其简单的金属或塑料插头，只需将其插入汽车的安全带插口，便能“骗过”车内的报警系统，让车辆以为安全带已经系好，从而不再发出烦人的提示音。

安全片的外观小巧，甚至有人将它设计成各种卡通样式，既不占空间，又“兼顾美观”。

对于那些不喜欢系安全带的人来说，这种小玩意无疑是一种“福音”，但这种看似无害的设计，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不系安全带的危险毋庸置疑，无论是从科学数据还是事故案例来看，安全带都是在车祸中保护驾乘人员的关键措施之一。

当车辆发生碰撞时，安全带能够有效防止乘客被抛出车外，或者直接撞向车内硬物，然而，使用安全片的人却选择性忽视了这一点。

他们往往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驾驶技术高超，或者路程较短，不会发生意外，但事实证明，事故从来不会“挑人下手”，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短暂的、不经意的瞬间，决定了生死。

举例来说，根据国际交通安全组织的数据分析，仅在美国，每年因未系安全带导致的死亡人数就超过1万人。

在所有致命车祸中，有近一半的受害者本可以通过正确佩戴安全带避免死亡，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事故中，驾乘人员原本有机会存活，但由于使用了安全片而未系安全带，最终丧失了这一生的机会。

这个不起眼的小装置，成了不少车祸悲剧的隐形“帮凶”。

更令人无奈的是，尽管安全片的隐患早已被广泛曝光，相关部门也多次呼吁禁止售卖，但它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在市场上流通。

许多不良商家为了规避监管，将安全片改名为“安全带插扣”或“报警消音插头”，继续在电商平台上出售，销量甚至惊人。

在一些网购平台上，类似产品的月销量动辄数万件，评论区中还有大量买家夸赞其“效果显著”，完全无视它的潜在危害。

而安全片的发明并非技术含量高、制作复杂的产品，反而因其简单直接，广泛被模仿和复制。

在多个国家的市场上，类似的产品层出不穷，甚至连许多大城市的地摊上都能轻松找到它的身影。

它的低成本和高销量，与其造成的巨大安全风险形成了鲜明对比，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设计或许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却也是对生命安全的极大讽刺。

安全片的存在并不只是个别消费者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当技术被滥用，当发明背离了初衷，灾难的隐患就会逐渐显现。

从“神话”到医学史的噩梦

20世纪中期，一种被认为能够“治愈”精神病患者的手术风靡全球，它被称为额叶切除术。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手术已经被医学界彻底否定，但在当时，它却被誉为“革命性的突破”，甚至让它的发明者莫尼兹医生荣获194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然而这项手术的历史并不是成功的见证，而是一场无数人深陷其中的悲剧。

额叶切除术的理念最早诞生于1935年，莫尼兹在阅读动物实验的研究报告时，发现了一个理论，如果动物的大脑前额叶被损伤，它们的性格和行为会变得更加温顺。

这一发现让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是否可以通过切除人类大脑的前额叶，来“治疗”那些情绪暴躁或精神分裂的患者？

对于当时医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来说，这种想法无疑充满了吸引力，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简单且有效的方式来控制精神病患者，而额叶切除术似乎提供了答案。

手术的实施过程简单到令人发指，医生会用锥子状的工具，通过眼眶敲入患者的大脑，将前额叶与其他部分的神经联系切断。

整个过程既没有精准的操作，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麻醉技术，手术后，患者通常会变得安静甚至麻木，仿佛病情得到了“治愈”。

这一表面的疗效让额叶切除术迅速走红，不仅在欧洲流行开来，还被引入了美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全球有超过10万人接受了这种手术，其中仅美国就有4万名患者。

但真正的悲剧也由此开始，额叶切除术虽然能够让患者的情绪变得稳定，但它的副作用却是毁灭性的。

其中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妹妹罗斯玛丽·肯尼迪的经历堪称最典型的例子，罗斯玛丽原本只是一名智力略低于平均水平的女孩，但由于家人认为她的行为“不够得体”，便安排她接受了额叶切除术。

手术后，这位原本可以正常生活的女孩变成了彻底的智障者，只能在护理机构中度过余生，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有些患者甚至在手术中因操作不当直接丧命。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额叶切除术的滥用并非个例，在当时这项手术被认为是一种“包治百病”的方法，适用于各种“问题”人群。

不仅仅是精神病患者，就连“不听话的孩子”以及某些罪犯都被当作手术对象，许多家庭甚至会主动将亲人送去接受手术，只因为他们在行为上显得“不够正常”。

这些本该受到保护的人，却成了这一荒唐实验的牺牲品，尽管额叶切除术在最初几年因其“奇迹般”的疗效备受追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它的危害。

手术后能够真正恢复正常生活的人寥寥无几，而大部分患者不仅没有被治愈，反而因为手术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和生理损伤。

最终额叶切除术的真面目被揭露出来，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医学创新，而是一场基于错误理论的灾难。

到1970年代，这项手术终于被立法禁止，然而它带来的创伤却无法弥补，那些曾经接受过手术的患者，很多都在无助和痛苦中度过了余生。

而它的发明者莫尼兹也因自己的“贡献”成为了医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尽管诺贝尔奖曾经肯定了这项“突破”，但今天的医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不应该授予的一次荣誉。

结语

从橙剂到额叶切除术，这些发明带来的，不是人类的福祉，而是无尽的灾难。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披着“创新”的外衣，却缺乏伦理和科学的严谨考量，最终反噬了人类自己，这也让我们警惕，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

参考文章

环球网2021年8月11日《害人不浅！越南遭受60年橙剂灾难 美国政府无动于衷》

环球时报2023年11月14日《时隔半个世纪，澳大利亚政府将为“儿童致残悲剧”正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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