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空军党委在北京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据后来接任空军司令员的马宁将军回忆：

这次会议本身，就是为了商量空军领导班子成员的人选问题。

按照毛主席的要求，空军司令员要能上天，海军司令员能下海，经李德生推荐，当时还是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马宁出任了空军司令员。

时隔多年之后，马宁将军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难以忘怀，更准确的来说，当时在空军中，还有不少资历比他老的将军。

随着九一三事件以后，不少空军的老将在周总理的关照下陆续被解放，并回到了北京等待中央分配工作。马宁将军自己也在回忆中提到一部分人，比如聂凤智、成均、刘震、黄玉昆、张廷发都回到了北京，这些人中不少在五十年代初，就担任了空军副司令员。

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期间，曾为空军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不少人都是他亲自从各个部队挖来的。

就比如张廷发。

以当时情形，张廷发完全有担任空军司令员的能力。

不过，后来中央宣布任命以后，马宁出任了空军司令员，而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为副司令员则是担任了空军副司令员。

不仅如此，张廷发还兼任了空军第三党委书记。

张廷发是被刘亚楼发掘的人才。

1952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军部连同直属队一起划归空军，改编为空军第五军军部，其下辖各师除了182师划归铁道兵以外，其余两个师也都划归第16军、第26军节制。

当时，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的张廷发也一起被调到了空军，本应该在空军第五军任职的张廷发，竟然出乎预料的被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看重。

刘亚楼大手一挥，将张廷发调到了空军，出任空军第一副参谋长。

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张廷发也不免有些心慌，毕竟他此前任职从来都只是在陆军中，对于空军这样一个技术性兵种完全不了解。

为了能尽快跟上形势，张廷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有好奇地人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拼？”

张廷发坦言：

“我作为领导，当然要了解一些了。若是人家向我汇报工作，我一点也不了解，那怎么能行！”

从上任的那天开始，张廷发便马不停蹄的投入学习中。从一张白纸慢慢地到身经百战，张廷发在空军任职期间，对部队的建设做出了很多成绩。

1955年12月，国务院决定打通内地到西藏的通道，空军党委经过商榷后，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张廷发执行。

张廷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在拉萨修建机场，因为拉萨以北地区标高一般在海拔4000米左右，地形复杂，太阳辐射强，温差大，所以如何修建机场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张廷发当时也曾向苏联专家请教这个问题，但苏联专家给他的答复是：

“苏联没有那么高的地方，没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

没办法，张廷发只能派出有限的技术人才到西藏实地勘察，根据与苏联专家商谈计算出的技术指标，来确定修建机场的方位。

修建机场的问题解决以后，张廷发又马不停蹄的投入到通航飞机的选择上，并对通航的路线进行了细致研究。

1956年3月初，周总理听取张廷发开辟西藏航线的汇报，并婉转提出了一个要求：

“即把4月22日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的中央代表团从西藏接回来。”

不过，这在当时无疑是很有风险的，毕竟向高海拔地区通航，那是相当艰难的事儿，以现有的技术很难实现。所以周总理也并没有强硬规定任务，只是一再嘱咐，不能冒险从事，不能冒险：

“现在不是战争时期，没有必要冒险。”

张廷发回去以后，就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了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投入了相当的精力。

3月19日，兰州军区空军独立第四团团长姚长川机组找到了一条通往拉萨的航线，并先后两次驾驶飞机飞临拉萨上空。

4月22日，姚长川机组驾驶杜-4飞机，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当天，飞临拉萨上空，并盘旋播撒传单，当时西藏军民看到自己的飞机，无不欢欣鼓舞。

在确保有把握的情况下，张廷发于5月15日派空军第十三师副师长韩琳到北京，找刘亚楼汇报伊-12、伊-14飞机进藏问题。

面对刘亚楼再三询问有无把握的情况下，韩琳都坚持肯定答复，于是刘亚楼上报中央：

“接中央代表乘飞机返回。”

5月29日，飞机平稳的降落在西藏当雄机场，同一天，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签署嘉奖令。

为了绝对的安全期间，刘亚楼下令张廷发， 要他火速前往西宁布置指挥，并通知了率领中央代表团在拉萨的陈老总。

在张廷发的安排下，陈老总与中央代表团的十余名成员乘飞机于6月4日分乘三架伊-12飞机从拉萨到西宁，而后经兰州回到北京。

至此，空军承担开辟从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圆满成功。

张廷发表现出来的才干，也引起了刘亚楼的重视。

之后的岁月里，在刘亚楼的推荐下，张廷发陆续出任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据说在当时，对毛主席专机以及外事任务的专机，准备飞机按照程序检查以后，空军必须要写出书面报告，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张廷发签名加盖印章报送周总理。

对刘亚楼、吴法宪的签名可以使用机印加盖签名章，可唯独对张廷发则是要求必须手签姓名加盖签名章，有一次因办事人员疏忽，把张廷发的名字也打印了出来加盖签名章，没一会儿功夫，周总理就打来了电话，措辞严厉的问：

“你参加飞机检查了吗？”

张廷发回答：

“参加了，是我组织实施和准备飞机的。”

周总理严肃的说：

“那你为什么不签字呢？退回去，签字以后再报来。”

周总理如此严厉无疑也说明，中央对张廷发的高度信任。

张廷发在空军的成绩有目共睹，也让不少人都看在眼里。

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在晚年岁月中还几次提到这件事，并深有感触的说：

“刘亚楼生前对张廷发很倚重，把他放到重要位置上培养，或许考虑到将来接替空军司令一职。”

吴法宪后来也在狱中称：

“空军司令员这个职位，张廷发干最合适。”

只是很遗憾，在那个特殊年代，张廷发因为立场坚定也受到影响，一时之间有关他的大字报被贴满了空军司令部大院。吴法宪也说他：

“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

不久之后，张廷发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就连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影响。

张廷发的夫人早年去世，留下了一个四岁的孩子，张廷发不仅要忙于工作，还要照顾孩子，一个人难以分身，后来经战友介绍，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熊培玉。

在后来的岁月里，熊培玉给了张廷发将军家庭的温暖，当时许多人都称战争年代经组织介绍的婚姻是“捆绑婚姻”，但张廷发将军却并不这么看：

“那时的感情虽然有些特殊，但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参加革命，都是同志，这就是基础。而同志的基础比任何基础都重要，它应当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感。我们的爱情恩爱至今就是证明。”

张廷发与夫人熊培玉婚后多年，彼此的感情也很深厚。

在那个特殊年代，张廷发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夫人熊培玉也受到的影响，她被逼迫与丈夫划清界限，熊培玉始终坚持抗争，不为所动。结果后来落下了病根，后来被诊断为脑血管痉挛。

张廷发不忍见妻子受苦，回到家里以后主动提出：

“不如和我离婚，主动揭发，以便能顺利过关。”

熊培玉见丈夫在危难之际仍然为自己考虑，心中不由感动，但仍拒绝离婚：

“你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儿，有什么好揭发的？你要再说离婚的事儿，我就揭发你嫌弃老婆不好。”

夫妻两人之间一言一语，让人不禁动容。

张廷发爱怜的抓住妻子的手：

“只是苦了你了……”

熊培玉小鸟依人的偎依在丈夫怀里：

“我们患难与共，你放心，我挺得住！”

在那个困难年代，熊培玉下定了决心，哪怕就是自己身体垮了，也不能让丈夫垮了。

因情绪过于激动，熊培玉患了偏瘫，张廷发后来被安排在农场参加劳动，一开始不允许带妻子，但他担心儿女不在身边，妻子一个人无人照料，强硬要求带妻子走，也就是在农场期间，张廷发劳动之余，也帮助妻子锻炼恢复。

到1972年，熊培玉终于克服疾病，能够下地走路。

夫妻之间的患难之际的真情流露，让人不禁动容。

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张廷发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回到了北京。

1973年，空军经整顿后重组了领导班子，张廷发出任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三书记。恢复了工作以后，张廷发仍然致力于空军建设。

当时夫妻俩人致力于寻找失散的子女时，却意外得知儿子小翔在北大荒病逝，熊培玉当时就要自己一个人赶往北大荒去，但张廷发考虑到影响不好，不同意妻子前往。

虽然劝阻了妻子，可事后张廷发却把自己关在书房，大哭了一场。

张廷发出任后来空军政委，是叶剑英、邓小平点的将。

邓小平复出后，便致力于整顿军队的作用，张廷发那时听说后，便喜不自胜，老首长再度出山，军队有救了。

不久之后，空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本来会议一开始的气氛还正常，但随着会议的深入，张廷发明显感觉到了不正常，于是向老首长做了汇报。

邓小平也感觉到，对空军的整顿势在必行。

1975年10月1日，经毛主席批准，张廷发接替傅传作出任空军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

上任之初的一天下午，张廷发去拜访了老首长邓小平。

邓小平听了他的汇报后，点点头表示：

“好，就照这么干！当前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不久之后，张廷发又去拜访了叶帅，见面之后叶帅的第一句话就是：

“空军的领导权一定要抓紧喽！”

尽管仍然处在艰难的境地，但张廷发仍然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证了部队的稳定。

随着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在这场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张廷发始终不为所动，也因为有他作为主心骨，当时空军党委绝大多数成员秉持端正的立场。

1976年9月底，张廷发因心力交瘁、过于劳累而病倒，住进了空军总医院。叶剑英听说消息后，还专门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到医院去看望，并传达他的指示：

“病要治，部队也要管。”

据《叶剑英传》中记载，张廷发听了叶帅的嘱咐后，立即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

1976年10月6日，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之下，华国锋、叶剑英联合粉碎了“四人帮”。

不久之后，中央军委通知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参加会议，张廷发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陈锡联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骤然听闻这一喜讯，张廷发激动地一下子晕倒在地。

张廷发在那个艰难时刻的表现，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誉。

1977年4月，张廷发出任空军司令员兼空军党委第一书记

同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吃饭时邓小平特意端着酒杯到张廷发身边：

“……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粉碎“四人帮”后，空军急需整顿，张廷发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因为不少人扭转不过来思想，导致工作难于推进。一次空军会议上，有人谈到了张廷发在宣布粉碎“四人帮”的会议现场晕倒，称他是害怕的晕倒，张廷发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张廷发努力下，空军的工作逐渐转入正轨，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武器装备配套差、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加上过去几年时间训练不够，导致事故频频发生。

张廷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邓小平后，邓小平毫不含糊的指出：

“你们停下来好好检查一下，要检查飞行员的原因、飞机原因、指挥原因，要好好进行整顿，不然风气搞坏了。”

按照老首长的指示，张廷发在空军展开了两项大检查，解决武器装备问题的同时，对航校毕业的飞行员也着重进行了摸底调查。这次深入的调查，不仅仅是对于空军有着深远的意义，甚至对全军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年多的整顿，空军各项问题得到了基本的解决，装备水平上来了，飞行员的飞行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从此以后，空军的飞行事故逐年降低。

1984年10月1日，国庆大阅兵，张廷发负责空军阅兵任务。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对空军飞机飞过天安门要“一秒不差”。

为了能实现这一目标，张廷发数次召集空军党委常委研究，确定飞机4个梯队的高度在600米至800米之间，第一领队护卫梯队中最前面的那架轰-6飞机通过天安门时，要与地面最后一个战略导弹方队保持瞬间的垂直。

就在各方面工作准备完善后，又出现了新的变故。

到10月1日当天，天降大雾，北京上空的气象条件很差，张廷发考虑再三后，仍然决定，按照原计划执行任务。

“为了顾全整个国庆阅兵的大局，虽然气象条件超出了原规定的条件，空军受阅部队还是要按计划出动！”

尽管在大雾中，后续强-5梯队中有两架战机丢失了方向，偏离了天安门航线，但其余安排的战机军按照预定时间飞过了天安门，为此张廷发还受到了表扬。

1985年7月，张廷发退出了领导岗位。尽管离开了空军，但张廷发将军依然关心着空军的建设，

张廷发将军晚年生活的十分安逸，而他与老伴儿熊培玉之间的相濡以沫，更让人艳羡。

因熊培玉中年和晚年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张廷发将军便尽可能的抽出时间来照料她，细腻之余就连夫人熊培玉也不觉羞涩：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997年9月，熊培玉被确诊为癌症，住院3个月期间，张廷发始终陪伴在床前，无论是谁来劝说，他都始终坚守在床前。

癌症的治疗过程也很艰难，熊培玉几次撑不过去想要放弃治疗，但一看到丈夫在一旁细心照料，想到自己离世以后，对丈夫肯定是一个打击，思来想去，决心振作精神，把病治好。

熊培玉心理出乎预料的健康，也让为她主刀的大夫感慨：

“几十年来没碰见过心理状态这样好的癌症病人。”

出院以后，熊培玉仍然坚持锻炼身体，按照她的话来说，就是争取多活几年，多陪伴丈夫几年。

原空军副司令员薛少卿病逝后，其夫人也在第二天撒手人寰，当时张廷发将军夫妇出席老战友葬礼，回来后还聊起这件事，熊培玉深有感触的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先走，留下你一个人，你肯定难受，如果你先走，我也受不了……，所以我俩最好一块走，像薛副司令他们那样最好。”

张廷发将军与妻子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人不禁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