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炮战是12时打响的，可奇怪的是开战前几小时，一家报纸就刊发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张报纸就是远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曝光呢?

不仅如此，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湾同胞书》），作出停火7天的决定。而《南洋商报》对此事件的专讯早在10月5日就见诸报端。

是谁从中国最高层一而再地获得了机密?泄密的前前后后又是怎么回事呢?

▌北京来的绝密电话

1958年7月的一天，正在基层考察工作的福建省委书记、原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接到通知赶回福州。

“是叶飞同志吗?”电话那端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负责指挥”。

当时福州军区的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理应由军区司令员指挥，叶飞疑惑不解，便追问：“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决定。”王尚荣回答。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叶飞刨根问底。

再次得到肯定回答后，叶飞接受了命令。

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是1958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的。此前，美国的“放蒋介石出笼”的说法一时甚嚣尘上。在美国的怂恿与指使下，台湾不断增兵金门，袭击骚扰我沿海地区。当时中东突发事件，局势骤然紧张，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台湾的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又加强空军对大陆的侦察活动与袭击准备……对台湾的猖狂活动小示惩罚，这就是炮击金门决策的由来。

叶飞受命后，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工作。迅速集结炮兵，对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并标存在作战地图上，还部署了空军、海军、炮兵的共同作战方案。就在准备就绪时，8月20日北京急电召叶飞去北戴河。

翌日下午叶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在座的还有彭老总、林彪、王尚荣。

叶飞的汇报刚完，毛主席突然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

当时美国顾问配备到蒋军的营一级，主席这一问，叶飞为难了：“那是打得到的呀!”

沉默了十几分钟，毛主席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

“主席，那无法避免!”叶飞的回答很干脆。

在毛主席作进一步考虑时，林彪琢磨主席的意图，出了一个主意：让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

事后，据叶飞说，主席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命令叶飞按原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指挥。

后来，炮击金门是叶飞在北戴河指挥的，专线电话直接架在叶飞的房里。参与并了解这一机密的范围局限在中央的最高层，范围极小。然而新加坡《南洋商报》又是从何而知的呢?

▌从罗湖桥那边来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于香港与深圳间的罗湖桥上匆匆走过一个中年男子。他跨进国门，就上了中联部在那里迎候的轿车。这个人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曹聚仁。

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主几家报纸的笔政，也是海外新闻界第一个回大陆的人。在三四十年代，他和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就有往来，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就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行前他对友人解释道：“我这回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点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时，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里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但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陆的前3天，6 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曹聚仁选择的时间和这是否巧合，难免令人猜疑。

两周后，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在颐和园听鹂馆夜宴。陪客有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张治中和陈毅。

宴会结束，泛舟昆明湖。主宾重开话题，谈及台湾时，曹聚仁就周恩来在6月28日所作《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的。”

邵力子是曹聚仁的恩师，6年前，曹去香港，行前就得到邵的赞同。这时，邵力子注视着曹聚仁说：“你有许多条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这工作要多做些。”

曹聚仁在北京与邵力子（左）合影

曹聚仁点点头。

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于1958年8月14日《南洋商报》第3版。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 日刊发了曹聚仁写得更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达了周总理的国共和谈思想。文中说：“由于国共间的政治矛盾，增加了华侨中的精神负累，这一矛盾能解消，当然是国人之福。”曹聚仁还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

▌毛主席叫他不妨再自由些

自1956年曹聚仁首访北京后，他以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欣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心力”（曹夫人邓珂云语），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1955～1959 年间，每年他都回大陆两三次，在京中除遍访各界人士外，接触最多的是邵力子、陈毅与中央的高层人物，特别是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

毛泽东首次接见曹聚仁是1956年10月3日下午，地点是中南海居仁堂。

那天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唯独毛泽东没有出席，在等着曹聚仁。

毛泽东与曹聚仁做了长谈。

“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毛泽东说。

曹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感。

事后，他告诉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毛泽东又问起蒋经国在赣南的一些旧事（曹曾在蒋经国主办的《正气日报》任总编）。谈到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曹说毛泽东的功业“可与成吉思汗相比”，毛泽东谦虚地回答：“那只是作诗而已。”

一年后，曹聚仁重提此事时，具体指出毛泽东超过成吉思汗的例证就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海外有人认为曹的这番话并非仅是对一个人的评价，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曹向海峡彼岸放出合作的试探性气球。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曹聚仁是1958年。

有关部门曾对曹聚仁进行了批评?

就是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曹聚仁，他从最高层得到即将炮击金门的消息，而作为《南洋商报》的记者，他抢先把这独家消息捅了出去。就在读者疑信参半时，无数炮弹射向了金门。

这就形成一起泄密事件，据说有关部门曾对曹聚仁进行了批评。

不过，另外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虽是高层隆重招待的贵宾，但毕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事非平常，这是其一。

炮击金门筹划之初，毛主席几番垂询叶飞：“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于是林彪建议，通过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之说未被采纳，但毛主席的考虑如何解决?这是其二。

金门的炮战“属于惩罚性质”，旨在促进“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炮击不久就进入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先行示警也在情理之中。此其三。

以上三点，就不难推论出曹聚仁何以能得到天机并敢于泄密。然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美国鬼子”运来了能发射原子弹的榴弹炮。炮击金门后，吓坏了台湾当局与美国人，他们一时弄不清北京领导人的意图，以为这是解放军大举进攻台湾的序幕。美国和台湾当局匆匆进行抵御的准备。蒋经国亲往前线鼓舞士气，美国赶紧提供台湾几种新式装备：从地中海运来美国海军的“浮动船坞”，可以使补给艇在卸货时，不致被炮火击中；还提供给金门守军口径8英寸的榴弹炮，这种巨型榴弹炮口径大、射程远、能发射原子弹炮，美国空军还提供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可见美国和台湾当局的紧张了。

炮击进行了6周，金门守军已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一般认为下一步就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然而，出乎意料，在国庆节后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一再阐明炮轰目的是惩罚性质，要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建议。文告声明：“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国防部这一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而《南洋商报》早在10月3 日就从香港把专讯传到新加坡，10月5日刊发在报上。专讯发表时署名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

这又是惊人之举。

▌郭宗羲何许人也

《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从何得到这个特大消息，郭宗羲又是何许人?这42 年前的陈年旧事，知情者极少了。但至今有人要探玄索秘。远在南洋的一些新闻界人士就对此极有兴趣。1994年3月，《中华日报》的记者几经寻觅，找到了《南洋商报》已退休多年的老报人薛残白先生。

50年代，薛老先生是《南洋商报》中外版主编。据他说，1958年8月，《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名作家曹聚仁正在北京采访，而且还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薛先生肯定地说：“能得到这样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当时的商报是不会有第二人的。”

“那么，为什么这则消息发表时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薛先生说：“我只记得那时商报驻香港办事处有个姓郭的办事人员，这位年轻人当时不是写新闻的。按我的推测这个郭宗羲是个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为了避免麻烦而用的化名。”

热情的薛先生建议：“你们还是找香港的这位郭先生再问一问吧，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几经周折，《中华日报》的记者终于找到了定居香港的73岁高龄的郭旭先生。

一问之下，真相大白。那则消息确实是曹聚仁从北京传到香港的。

郭先生说：“当年我是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平时不写新闻。记得当时的确有一则大新闻，是曹聚仁从大陆把稿传到香港，再由我传到新加坡的。”

郭旭说：“郭宗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商报的总编辑李微尘起的（李微尘后任新加坡外交部部长）。如果问商报是不是有个驻港记者叫郭宗羲，那当然是没有啦。”

郭旭还说：“据我推测，毛、周为什么肯将这么机密的消息告诉无党无派的曹聚仁呢?这恐怕是中共方面有意让曹聚仁以‘第三势力’的身份，出一把力，以促成国共两党的秘密和谈……”

▌毛泽东冷落曹聚仁——那是给蒋介石看的

这里还有重要佐证。

在曹聚仁发了专讯的一周后，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谈起曹聚仁：“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待酌。”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并非是因为过早发了停止炮击的消息，而是给蒋介石看的。

这也同样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曾提到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7天为期，6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 此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原定10月13日发表，毛泽东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表。

10月13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从前述未发表的稿中看出，毛泽东称赞曹聚仁有“新闻观点”，并说“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

如此看来，金门炮战的两次提早曝光，原来都与曹聚仁有关。世事悠悠，曹聚仁已在1972年离世，但他当年为祖国和平统一所做的努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 摘自《党史纵横》 作 者：陈凤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