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刘文彩在这间屋子里面玩女人，玩了七八百个，我听了很自豪，要是这样，我的基因可是相当优秀，我是猛男。”

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公馆，一位年近花甲，圆脸，戴着眼镜，穿一件黑色拉链外套的男子，正站立在一间刘文彩住房处，挥动着双手，向熙熙攘攘的游客讲述着和刘文彩有关的虚假传言。

伴随着他幽默风趣的讲述，游客们发出了一阵哄堂大笑。

然后，这名男子走进房间内一张雕刻着金龙图案的豪华大床前，指着这张“龙床”，再次大声告诉游客：“这张床也不是我爷爷的，其实是60年代找人打的，全是假的。”

听罢这名男子的介绍，游客们开始恍然大悟似的对这张“龙床”看了又看。

跟随这名男子的脚步，游客们发现，他对刘文彩公馆介绍到哪里，否定就到哪里。

这男子可不是刘文彩公馆及庄园的工作人员，而是义务讲解员，他对于刘文彩公馆及刘文彩庄园的讲解，也不是突出刘文彩的欺男霸女，穷奢极欲，无恶不作，而是专门挑选刘文彩公馆及庄园出现的“错误”，进行否定性讲解。

他之所以愿意义务讲解，那是因为他的讲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刘文彩“正名”，为刘文彩“恢复名誉”，极力要把刘文彩塑造成宅心仁厚，心系地方教育的开明地主。

这个年近花甲的男子，正是刘文彩的亲孙子刘小飞。

2010年3月25日，刘小飞更是在大邑县安仁古镇，组织发起了一场大型祭祖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刘氏子孙，上至95岁的老者，下至1岁的孩童，七世同堂。

原本刘小飞只准备了75桌宴席，可以供650人用餐，谁知活动当日，竟然来了一千多人。临时加了很多凳子，依然有人只能站着吃饭，有人见站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悻悻而归。

后来，经过媒体报道渲染，这场“千余子孙共祭刘文彩”刘氏祭祖大型活动，吸引了各方关注，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旧时代旧社会恶事做尽的大地主，在他去世六十多年后的21世纪，人间又逢一甲子之时，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刘氏子孙眼里宅心仁厚的开明地主，被千余人大张旗鼓地隆重纪念，且引得社会多方关注，媒体一再渲染报道，这样的大反转，身为刘氏子孙，或许乐于见之。

可是，身为四川当地普通百姓，还有一众网友，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昔日欺压百姓的恶霸地主，被如此隆重地纪念，出尽风头。

最后，这场千余人祭祖的大型活动，在当地人的强烈抵制下和网上一片骂声中，草草收场。

那么，真实的大地主刘文彩，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还是刘文彩亲孙刘小飞口中的开明地主呢？

这一切，都要从军阀混战的动乱的民国说起。

1887年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的刘文彩，他真正发迹，是完全仰仗于比自己小了七八岁的刘家的幺儿刘文辉。

自小聪慧的刘文辉，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刘文辉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踏入军营那年，刘文辉只有22岁。

可是，22岁的刘文辉，在川军中进步成长极为迅速。他从川军参谋做起，然后是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直至1926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

为何刘文辉在军队中进步如此迅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天资聪慧，又毕业于军官学校？事实并非如此。

原来，在刘氏家族之中，在刘文辉之前，已经有一个名叫刘湘的人，此人之父刘文刚与刘文彩、刘文辉之父早年曾经共同经营过一座水碾。

论起辈分来，刘湘还得管刘文辉叫一声叔叔。1917年，刘文辉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时候，刘湘已经升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

正是在刘湘的帮助和引荐下，刘文辉顺利进入川军入职，且从营长到团长，刘文辉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其升迁之快，在整个川军中都极其罕见。

1920年，刘湘任命刘文辉担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从此，刘文辉开始掌握兵权，走上了军阀之路。

兵权在手的刘文辉深知，有了权，还要有钱，有大笔的钱，才能大手笔购买军火，才能在四川做大做强，成为无人撼动的一方军阀。

于是，刘文辉想到了自己的亲五哥刘文彩。刘文彩的发迹之路，也从此正式开启。

1922年冬，在刘文辉的运作下，刘文彩来到四川宜宾，先后担任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局长、川南护商处处长、川南禁烟查缉处总处长、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职。

一朝权在手，便把钱来贪。刘文彩在川南当地横征暴敛，陆续开出的税收多达44种。为了多收税，刘文彩巧立名目，无所不用其极。

从烟苗税、烟土税、经纪税到红灯捐、锄头捐、厕所捐，各种苛捐杂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当地百姓只要动一动，就要交税。

你下地干活，用了锄头，要交锄头捐；你上个厕所，要交厕所捐。身为禁烟查缉处总处长，刘文彩却强令当地农民种植罂粟，然后又是烟苗税、烟土税一通收税，大发其财。

你若啥也不干，直接躺平，那也不行，还得交税，名曰“懒捐”，就是“懒人税”。有一次，刘文彩强迫百姓修路。路修好后，他说，路修好了，大家都高兴，于是也要交税，名曰“乐捐”。

如此种种，简直令人发指，当地百姓写民谣控诉道，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在《战争状态》文中写道：还有，他（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办任上，税捐项目达150多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刘文彩靠着毒辣的手段，在川南一地，通过横征暴敛，很快便积累了巨额财富。单单鸦片这一项，通过巧立各种名目，每年就能搜刮800万元的税收。

1931年11月24日，与刘文辉兵戎相见的刘湘，派飞机轰炸宜宾，刘文彩仓皇出逃。在逃出宜宾前，刘文彩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从宜宾城内，又搜刮出20万银元，连同之前积攒下来的巨额财富，整整装了4500个大木箱子，用了20只船才颤颤巍巍运走了。

靠着弟弟刘文辉，刘文彩积累下来巨额财富，除了供自己穷奢极欲的纵情享乐之外，自然还要大手笔给刘文辉提供军费支持。

在兄弟联手下，刘文辉自1920年升任旅长起，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其部队就发展至20多个旅，防地多达81个县，几乎占据四川大半个省，从此和刘湘分庭抗礼。

1928年，刘文辉升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此时的刘文彩，开始摒弃了原先横征暴敛积累财富的血腥手法，摇身一变成了投机商，开始直接垄断四川的盐巴、药材、山货、棉纱等行业，同时到处放高利贷，赚取暴利。

据统计，此时的刘文彩，一年的纯利润高达1060万元。

自认为有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刘文辉，于1932年10月，宣布与刘湘开战。

与后起之秀刘文辉相比，刘湘的老谋深算是刘文辉比不上的。

开战之初，刘湘假意投降，背地里却与刘文辉部下田冠五等人暗地联系，将其成功策反，转而投奔刘湘麾下。

刚一开战就内部分裂的刘文辉，于1933年5月，被刘湘打得节节败退，只剩了两万残兵败将东躲西藏，苟延残喘。

为了活命，刘文辉赶紧请大哥刘文渊说和，且主动认错，刘湘倒也聪明，及时收手，让他留在雅安，还许诺给他一个西康省主席的职位。

自此后，刘文辉便在雅安暂时安顿下来，而刘文彩则回到家乡大邑县。兄弟俩认为如此安排，如果日后有事，可以相互照应。

回到家乡后，刘文彩开始过起了大地主的奢靡生活。他在家乡当地大量吞并农民田地。

至解放前夕，刘文彩拥有的土地已经多达1.2万亩，此外，他在安仁镇修建的刘文彩公馆，占地28亩，房屋一百多间，屋内藏有大量金银财宝，一群姨太太整天环绕左右。

为了守住这巨额财富，刘文彩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还和地方土匪相勾结，与川西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公然为敌。

在此之前，刘文彩早已与共产党人公开为敌。1922年，刘文彩与我党抗捐运动代表公然为敌，屠杀我共产党员和农会成员六十余人，并对他们施以各种酷刑。

1928年，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带领当地百姓开展抗捐运动，结果被刘文彩残忍杀害，而在这场抗捐运动中，先后共有400余名共产党员被刘文彩残忍杀害。

1931年春，刘文彩残忍杀害了包括宜宾县委书记孔方新、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在内的我党五位领导干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人堆”事件。

回到家乡的刘文彩，继续与共产党人为敌。此时的刘文彩不知道，早在1938年，刘文辉就与共产党人秘密取得联系，并表露投靠之意。

这之后，刘文辉还相继与董必武、周总理见面，并明确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1948年，刘文辉之子刘元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眼见大势已去，蒋介石意欲联合刘文辉等西南军阀，作最后一搏，直到此时，他才知晓，刘文辉早已投靠了中国共产党。灰心至极的蒋介石，这才逃往台湾。

此时的刘文彩，完全不知时势大局，在面对上万农民发起的矛头直指他本人的声势浩大的减租运动的时候，还在作困兽之争。

他竟让自己的侄子刘世荣带着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家丁，气势汹汹赶到农民家中，意欲强迫农民交租，结果很快就被武工队缴了械。得知消息后的刘文彩气得当场吐血。

躺在病床上的刘文彩，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作威作福的日子到头了，他的生命也走到头了。

当时还在成都治病的刘文彩，不顾自身病弱之躯，执意要回安仁镇。可是，当坐上轿车的刘文彩，离开成都才20里的路程，就昏厥过去。

司机吓得立刻开车原路返回。刚回到成都公馆不久，经过上车下车这么一折腾，刘文彩躺到床上不久后就一命呜呼。

刘文彩虽然死了，可是，作为旧社会地主恶霸的典型代表，刘文彩欺男霸女、搜刮民脂民膏、残杀革命同志的罪行却让当地群众义愤填膺，以至于连刘文辉都被波及。

最后，还是周总理的一纸任命，才解救了他：请刘文辉速进京履新职。

刘文彩死后四十多年，1946年出生，仅仅只是在自己三岁那年见过刘文彩一面的刘小飞，这个一生未婚的刘文彩的孙子，竟然在八九十年代持续为刘文彩“喊冤叫屈”，一再坚持要为刘文彩“恢复名誉”。

他去刘文彩庄园、刘文彩公馆做义务讲解员，妄图以一己之力为刘文彩正名，甚至信口开河说1992年，大邑县做过一次民意调查，谁对大邑县贡献最大，结果是刘文彩当选。

在刘小飞的多年不间断的持续努力下，自1994年开始，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歪风开始愈刮愈烈。刘文彩生前创办的文彩中学，后改名安仁中学，有人建议恢复旧名。

刘小飞更是不遗余力，多次强调自己的爷爷刘文彩为安仁镇盖了一所学校，还修了水坝，对安仁镇贡献很大，说到刘文彩的罪行，刘小飞却只字不提。

1994年，安仁、元兴、苏家三镇举办“庆园鸽鸭会”，邀请刘文彩后人参加，将举办地点选在安仁中学操场，还特意在请柬上标注为“文彩中学操场”。

这之后，2010年，刘小飞直接在安仁古镇举办了一场千人祭祖活动，祭祀对象刘文彩。

好在，正义的呼声从未停止。大邑县委对于为刘文彩翻案的歪风给予了坚决抵制，刘文辉的其中一个孙子刘世昭也仗义执言：“我爷爷当年的确就是军阀，也贩卖鸦片，这都是历史，该承认咱们就承认。”

和刘小飞相比，刘世昭对于自己祖辈的评价显得公正、客观得多。

无论是歌剧《白毛女》里的黄世仁，还是歌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亦或是小说《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他们都是艺术家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塑造的是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

从这个角度出发，泥塑《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同样是艺术创作。一味纠结于艺术创作中细节的真假，是无意义的。

回到现实中，即使刘文彩做过建学校、修水坝这样的善事好事，可是，和他杀害革命同志、残害欺压百姓的累累罪行相比，这些善行义举，都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更不可能功过相抵。

不知道用尽一生时光为刘文彩“恢复名誉”的刘小飞，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