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村民李木富家中来了几个红军战士，一位红军军官、两个小战士，还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看样子受了很严重的伤。

红军军官请求李木富能够答应留伤员养伤，出于好心，李木富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但他也没有料想到，50年后，这位红军伤员还会回来报恩，那时他已经成为了开国少将。

这位被李木富救下的红军伤员，就是后来的开国少将段苏权，被救时他只有18岁，时任独立师政委。

1934年，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准备从贵州回湘西，段苏权和师长王光奉命率600多人进入梵净山，由贵州松桃县来到四川秀山县，掩护主力东进。

在与敌人的激战中，段苏权和通讯班的战士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就在冲到梅江场中街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踝。

剧痛顿时向身体各处席卷而来，由于脚腕不受力，段苏权倒在地上无法动弹，几名战士见状连忙将他背到了后方。

在之后的几天，敌人穷追不舍，段苏权无法行走只能靠战士用担架抬着，这让他的内心愧疚不已。眼看着敌人逼近，段苏权的伤势又出现了恶化，师长王光泽也心急如焚，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段苏权留在当地老乡家进行休养。

可如今形势复杂，国民党十分猖獗，对革命人士毫不手下留情，许多同情红军的老乡都吓得不敢收留红军。而且，即便留在老乡家里，也有被敌人发现的风险。

王光泽为难不已，但段苏权已经猜到了他的心事，便主动提出：“让我留在老乡家里吧，师长，你快带部队先走。”

就这样，段苏权留在了李木富家中。

李木富士当地的裁缝，心地善良，他看见段苏权伤势十分严重，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李木富知道，要是把段苏权就这样留在家里非常危险，便拖着担架上山，将段苏权藏进了一个月牙形的山洞中。

当天晚上，李木富和妻子来到岩洞中，为段苏权准备了温暖的被褥和饭菜，他们安慰段苏权说：“你就安心留在这里，不用担心。”

李木富夫妻俩将段苏权照顾得十分周到，令段苏权感动不已。

此后每天晚上，李木富都会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望段苏权。段苏权的脚踝化脓发炎时，李木富担心走漏风声，不敢请医生到家里看病，只能去药店买药。

在李木富夫妻的悉心照顾下，半个月后，段苏权的伤势终于痊愈了不少，但仍旧不能下地。为了让段苏权更好地锻炼，李木富做了一个高脚马，让他左腿膝盖跪在上面试走，还为他做了两根拐杖。

此时，四川的形势愈发严重，段苏权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了，他要去湖南茶陵老家寻找党组织。就这样，段苏权告别了救命恩人，扮成乞丐，踏上了回乡的道路。

段苏权一路行乞来到了湖南花垣县茶洞镇的一个土地庙歇脚，他拿出身上所有的铜板，仔细盘算着这些钱应该能够支撑他回家。

可就在这时，庙门突然被踹开，一个凶神恶煞的乞丐闯了进来，看见他手里的钱后一把抢了过去。那人抢了钱就跑，段苏权还没有站起身，那人就没了踪影。

没有了钱财，段苏权只好每天讨点残羹剩饭，行乞几百里，来到了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之后，段苏权又借助别人的帮助，爬上了去往攸县皇图岭车站。

在这里，段苏权遇到了茶陵老乡刘维初。刘维初在攸县开了一家小豆腐店，那天，他在皇图岭圩场的办事，在路边就遇到了操着茶陵口音的段苏权。

出于同情，刘维初便将段苏权请到了自己的家中，为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还给他纸和笔给家里人写信。段苏权在刘维初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家乡。

一路上有好人相助，也有坏人抢财，段苏权在心底暗暗发誓，如果他还能撑到革命胜利的那天，一定要报恩。

此时的茶陵已经彻底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段苏权回乡后一直想打听红军的下落，也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

直到1937年，有个在外当东北军的老乡从西北回来，他向段苏权说了许多关于红军的消息，得知红军已经准备抗日，他十分激动，当即决定要去太原联系党组织。

段苏权直奔太原，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回归部队。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接待他的人正是他的老上司任弼时。任弼时见到段苏权几乎哽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还以为你已经牺牲了，还曾为你举办过追悼会。回来就好，我们一起抗日。”

之后的岁月中，段苏权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上又添了不少新伤，可每当看到脚上的伤疤，他总能想起那些救助过他的恩人。

1955年，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看着胸前的勋章，他几乎泪流满面，如果没有恩人相助，他如今只怕已经和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一样为革命献身了。

想到这里，段苏权就更要寻找恩人，他派出许多人手，借助了许多老战友的帮助，在当年受难的地方四处打听。

1950年，段苏权派人专程到茶陵看望刘维初，还将其儿子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段苏权还将刘维初接到自己家里，表示要长期留他住下，刘维初表示自己劳动惯了，便婉拒了。

1983年，段苏权回到了当年蒙难的秀山县，寻找李木富夫妇。但他走访了许多地方，都没能找到李木富的下落，只好落寞回到北京。

可就在他前脚刚走，他回到秀山县的消息就传到了李木富耳中。老人确信，段苏权就是他当年救治的那位红军战士，连忙和大儿子来到县委说明情况：“我就是将军要找的人。”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确定李木富的身份后，拍了许多照片，寄给了在北京的段苏权。

当看到恩人的照片时，段苏权流下了几行热泪，马上写信给秀山县政府说：“见到恩人的照片，我是多么高兴啊！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

1984年，当地政府赠予李木富一块写着“红军的亲人”的匾额，表达了段苏权将军对老人的亲切问候。

此后，段苏权多次写信、寄钱慰问李木富一家人，力所能及地报答当年的恩情。而李木富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唯一的要求是为村里建一座桥，造福百姓。很快，这座桥便顺利竣工，人们为了纪念李木富和段苏权的奇妙缘分，给这座桥取名为“红军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