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下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东北军一干高级将领的簇拥下，踏上了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路，就此一去不回。

蒋介石不仅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还命令在陕西的中央军开进潼关，控制陕甘两省的交通要道，并且蒋介石还下令，要求“开战十日内收复西安”。国民党当局给东北军提出两个方案：

一、要求东北军离开陕西前往甘肃；二、如不愿去甘肃，可调往豫、皖。

图|王以哲

可这两个方案与最初蒋介石在西安时与各方的协商的结果完全不符，引起了陕西军民的不满。

对于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将军而言，在最初听闻张学良被扣押，他是主张对南京以强硬姿态的，甚至还做了军事上的准备。

1937年1月5日，他与杨虎城一起致电南京，揭露蒋介石撕毁协议，妄图挑起内战的野心，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张学良“回陕主持大计”。

可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张学良自南京写来了两封信给王以哲，要求东北军遵从蒋介石之令，并在信中言辞恳切的说：

“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为我个人谋计。”

图|张学良

王以哲在接到张学良的信后，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出于国家民族大义，王以哲最终决定与南京和谈，以维护西北稳定的局势。

可让王以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张学良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一切就已经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王以哲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也是张学良所信任的人。

1896年，王以哲生于黑龙江宾县，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后进入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5年晋升东北军39团团长。

张学良对王以哲十分赏识，第二年就将他调入卫队旅任旅长，1928年初被提拔为19师中将师长。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全军整编为25个旅，加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王以哲又担任了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旅长。

王以哲的独立第七旅，在东北军中，是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一个旅。

图|北大营营房旧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独立第七旅驻守沈阳北大营，总兵力达8000余人，下辖满编的3个团，除了装备有各种轻重机枪、迫击炮、平射炮等武器，还配备有雷诺坦克。

可就在日寇进攻当天，独立第七旅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

除王铁汉所率领的620团冒着违背军令的风险抵抗外，独立第七旅另外两个团因群龙无首，后撤中遭遇日军追击。而原本装备精良的坦克在开战前为避免落人口实，甚至没有装填弹药，以至于在九一八事变后全部被日军缴获。

1931年9月19日清晨，王以哲带领几个随从副官和几名卫士，穿着便衣乘火车从沈阳撤出。

后来谈到九一八事变时，王以哲曾无不痛心地说：

“如果九一八之夜，我们坚决抵抗，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止。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真是有口难辩呀！”

身为军人却不能保家卫国，以至于国土沦丧，对于王以哲而言就是耻辱。

图|日军炮火袭击下的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入关后，王以哲任107师师长，并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历时两月有余，给予日寇沉重打击，王以哲也获得了国人赞许。

尽管王以哲很想率军打回东北老家去，但却有些身不由己。

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后，王以哲率67军进入大别山“剿共”。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东北军确实是装备精良，战斗力也不俗，可令王以哲诧异的是，在与红军作战中，他却几次失利。

1935年10月，蒋介石下令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司令员，并代行司令员一职，进攻在陕北的红军。

10月20日，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7000余兵力在劳山伏击王以哲部67军110师，前后五个多小时激战，毙伤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虏3700余人。

图|徐海东

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又趁东北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对67军107师驻守榆林桥的进攻，全歼107师一个团又一个营，并俘虏团长高福源。

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指挥部调整计划后，决定以4个师的兵力3万余人，从庆阳、合水地区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中央红军在经过侦查后，发现直罗镇一带地形很适合伏击，于是决定以一小部分兵力诱使敌人进入直罗镇，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打破国民党军队陕甘苏区的围剿。

这一战，红一方面军全歼国民党军109师，师长牛元峰自杀，并歼灭敌106师一个团，俘虏5000余人，缴获3500余支枪。

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落幕后，红一方面军立即挥师东进，追击67军117师而来，好在王以哲退得比较及时，才没有被红军追上。

图|直罗镇战役态势图

连续的失败，也让王以哲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935年11月，王以哲的老友高崇明受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派遣，来做他的工作，并告诉王以哲：

“蒋介石命东北军‘剿共’是一石两鸟的政策，既想‘剿灭’红军，又想消灭东北军这个杂牌队伍。东北军应当保存实力，打回老家去。”

王以哲对老友的话十分赞同，也痛悔当年九一八时遵从“不抵抗”的命令，决心为抗日出力。

1935年年底，中共中央将此前在榆林桥一战中被俘的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释放回东北军，转达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

王以哲知道高福源回来以后，与他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谈话。并在事后不漏声色地将他送到了张学良处。

高福源的到来，对张学良而言不亚于一针强心剂。

图|高福源

张学良的想法，与王以哲之间本身无大的区别，可相比之下他的压力更重。要知道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张学良更是长期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尽管张学良挥师入关后，对蒋介石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均表示支持，可蒋介石却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调东北军去“剿共”，不仅加重了张学良内心的负罪感。

更关键的是，蒋介石对于东北军在“剿共”过程中的损失并不予以补充。这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渐渐滋生了很多不满的情绪。

另外张学良还注意到，东北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交手过程中，却处处落在下风，虽然他们衣服穿得破破烂烂，武器装备也很低劣，却总是能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在劣势中赢得先机。

张学良决心自己去探索真相。

就在张学良不断尝试与中共接触的过程中，王以哲也在张学良授意下，积极与中共代表接触。

图|肤施会谈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山脚下会面。

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王以哲一到肤施，便立即派人到川口迎接，下午2时，王以哲听闻周恩来。李克农抵达川口，还专程写信：

“兄等平安到川口，弟闻之，慰甚、慰甚！为避人耳目计，可简从进城，是祷！一切面谈。面谈时间亦可作竟夜，未尝不可，于明午前4时离城即可也。一切安全不成问题，弟均负责，谨请放心！”

洛川会谈，东北军与红军达成了逼蒋抗日的主张。

在张学良安排下，王以哲在洛川的67军军部成为了东北军与中共之间联络的桥头堡。

事后中共中央派刘向三驻洛川接替李克农职务，为保障中共代表安全，因刘向三是南方人，行动多有不便，王以哲便让刘向三穿上东北军的军服，对外就称是自己的同学。

也就是在此期间，王以哲与红军不断地接触，双方不断加深了解。

在了解到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也很匮乏后，王以哲立即从67军中拨出2000多支步枪，用汽车运送给红军，还给了刘向三一个麻布包。刘向三也是后来听王以哲说，这个麻布包里面，是十万元钞票，是他专供给红军用于采买各种物资的。

为了方便给红军运送物资，王以哲还专设了两个联络点，一个是亲信宋学礼负责的在西安的67军联络处，负责从天津、上海采买红军所用的物资，通过他开辟的交通线运送到根据地；另一个是王以哲的副官王政家，代号“六国饭店”，负责双方人员往来接待。

王以哲不仅予以红军物资上的援助，还向红军数次透露国民党军的军事计划。

早在1936年6月，蒋介石就命令，王以哲配合汤恩伯一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王以哲在接到命令后，便与中共中央协商，考虑如何能够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撤离瓦窑堡，面对汤恩伯数次电报催问，王以哲始终借口后方不稳，拖延前进，使红军得以集中主力，重点打击汤恩伯部，迫使汤部不敢轻敌冒进，事后红军撤离前，又及时通知了王以哲，使王以哲兵不血刃占领了瓦窑堡。

图|山城堡战役

1936年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即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蒋介石恐慌之余，集中十数万大军围追堵截红二、红四方面军，并强令王以哲部东北军7个师组成右路军，掩护胡宗南部左路军。

整个战役期间，王以哲与红军之间通过电台不断联络，将胡宗南左路军动向告知，事后又故意拖延，使得胡宗南部一路孤军深入，进军至甘肃环县山城堡。

11月21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调入红军主力包围，王以哲又借故拖延，不去解救。

山城堡一战，胡宗南部国民党军78师全军覆没，第1师第1旅也被击溃。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变作战计划。

王以哲对红军的帮助，确实是尽到了所能做的一切，以至于后来毛主席给他写信，并在信中盛赞他：

“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数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

“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

图|毛主席

而王以哲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是受张学良嘱托外，更重要的是，他打从心底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

也因为这些缘故，早王以哲身上还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

他到底有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王以哲将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爱国将领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王以哲的女儿问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

“我父亲是什么人？”

罗青长为此专门请示了叶帅，经叶帅口头证实，王以哲的入党时间应当在1935年5月至6月间，并且是经叶帅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过去，蒋介石确实曾花心思，对东北军高级将领进行收买，特别是王以哲、于学忠、刘多荃等人。

1933年4月3日，承德失守后，张学良不得不宣布下野出国考察。临行前张学良将在关内的东北军编为4个军，王以哲升任67军军长。

图|蒋介石

蒋介石于6月召王以哲上庐山后，当面对他表示：

“你要很好掌握东北军部队，直接听我的调遣，参加‘剿共’，我可以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你当总指挥。”

王以哲对蒋介石的拉拢早有所准备，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出国前一再叮嘱我们，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后再做决定。请委座直接和副座商量，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是绝对服从命令的，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

回去以后，王以哲就把蒋介石赠送的5万银元全部重以军用，并与东北军各将领商议，团结一致，坚守阵地，拒绝蒋介石拉拢。

也因为这个缘故，蒋介石对王以哲也十分憎恶，欲除之而后快。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初飞赴西安督战，严令东北军必须剿共，如若不然，将调往安徽，福建。

12月8日，蒋介石召刘多荃、王以哲谈话，并批评王以哲：

“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

王以哲将这次与蒋的谈话告诉张学良，张学良开始筹划施行兵谏，劝说蒋介石抗日，作为张学良的心腹，王以哲毫不犹豫的表示了支持：

“副司令有决心了，就干吧！”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以哲于12月12日晨6时，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去了两封电文，一封是以张学良的名义发的，一封是以自己名义发的。

据后来考证，这两封电文是中共中央最早接到有关西安事变具体情况的电文。

尽管12月12日当天，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刘鼎也向中央发去了数封电文，反应西安事变的情况，可遗憾的是，以上历史仅出自于当事人口述，没有电报原文留存下来，而王以哲与中央往来的数百封电报，至今依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西安事变后，各方态度均不一，东北军多数少壮派军人主张杀掉蒋介石，甚至在东北军召开军官会议时，少数少壮派军人在会场周边持枪威胁：

“敢有声言释放者，予以格杀。”

在这关键时候，是王以哲不顾安危站出来，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至于时隔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起当时情形，仍念念不忘：

“首先诚恳地给我支持的就是王以哲将军，他的发言很鲜明，很有感情。”

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王以哲理所当然地成为东北军核心。

可遗憾的是，张学良离开西安以后，东北军内部迅速分裂，部分少壮派军人在国民党特务的造谣下，误认为王以哲等东北军元老收授蒋介石贿赂，打算放弃张学良。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1937年2月2日晚，部分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冲入王以哲家。

王以哲怒斥冲进家中的于文俊等人：

“你们真是胡闹，我是忠于副司令的，你会后悔的。”

于文俊不听劝告，开枪射击，王以哲身中九枪壮烈牺牲，时年41岁。

图|王以哲

王以哲将军牺牲后，不少人受特务谣言影响，误认为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是在中共策动下杀害王以哲，好在周恩来临危不乱，亲自出面到王以哲家中吊唁，这才安抚了各方情绪。

可惜的是，自王以哲将军牺牲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很快被蒋介石逐渐分化，西安事变期间各方苦心经营的“三位一体”（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红军）的局面也分崩离析。

王以哲将军的牺牲，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