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骅 来源：《人老话多》
（作者夫妇在阿富汗的合影）
我叫马骅，是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的夫人。昨天收到一位记者朋友的来信，请我从外交官夫人的视角讲讲中国外交官的生活细节特别是在阿富汗这样的战乱地区外交官生活的艰辛和神秘之处。讲就讲吧，但我看艰辛是有的，神秘却未必，他只是不说而已。他总说，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有外事纪律管着。他经常告诫我，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其实，他的工作确有一些必须保密的，例如谈判之前不能把底案事先亮给对手。但生活上的事却大可不必总是那么遮遮掩掩的，否则真是活得太累了。我和他说话时最大的区别是，他总是想好了后才说，而我是说了后才想。
银婚
2004年7月2日，是我俩的银婚纪念日。25年前的这一天，我俩在北京海淀区办事处登记结婚。他是7月1日才从英国留学归来。外交部已决定派他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他第一次要求我对结婚的事保密，说是为了避免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操办仪式上。他总是有理，我同意了。当时我俩揣着结婚证，手拉手去了离办事处不远的“莫斯科餐厅”，举行了只有新郎和新娘出席的婚宴。我征得他同意后，把结婚的消息透露给了餐厅的服务生。结果得到了两支红蜡烛，和一位第三者的祝福。
婚后不久，他只身去了巴黎，那时候一般外交官出国不能带夫人。我们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每天就像写日记一样给他写信，一个星期写7篇，积在一起寄给他。两年时间写了满满一纸箱。他大约每个月给我回一封信，有时就是在我的原信上加一些评语，并且纠正一些语法错误和错别字，再给我寄回来。他在国外工作忙，我能理解。而且我也很喜欢看他的评语，蛮有意思的。例如有一次我写信告诉他，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上了助教，协助一位教授开了“美国历史与文化”课程。他在我的信上评论：“美国有多少历史与文化？对比中国5000年的博大精深和美国200年的突飞猛进，作何感想？”也就是因为这两句评语，后来我作为交换学者到美国马省大学留学时，特别把“中美文化比较”作为主要课题来研究。
这次银婚纪念日，我们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我想办一次婚宴，补上25年前的遗憾。他又要求我保密，说是如果在阿富汗的400多中国人当中消息传开，也会引起不少请客送礼的应酬，搞不好还会带来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的问题。我只得又同意了。但婚宴还是办了，他想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恰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利用回国休假期间结婚，6月底双双回到大使馆。我们就借她俩的光，以庆贺新人的名义操办了一次婚宴。他主持婚宴讲话，首先祝贺新人，然后宣布了我们的银婚，给了全馆一个惊喜。新人更是高兴，说是要借我俩的吉利，白头偕老。
安危无常的生活
最近我看了不少警匪片。我并不喜欢那些打打杀杀的场面，也不欣赏那些警察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最能使我产生共鸣的是那些警察妻子的境遇和感受。她们经常不能和丈夫在一起，时时刻刻为丈夫担惊受怕。我作为外交官的夫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结婚后的这些年，大约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牛郎织女七七相会还是一年一次，而外交官回国休假却是两年一次。近些年外交部的干部管理体制不断有所改进，所有外交官夫人都可以随任，子女也能去任上探亲。但仍有不少青年外交官的妻子因种种原因不能随任。
说到担惊受怕我的体会就更深刻了。结婚之前我就听他讲过不少在农场死里逃生的故事。有一次他带人打井打到石头上了，他下到十几米的井下，去装炸药点火。摇他上来时，井绳断了，他又摔回黑咕隆咚的井底，还能从炸药里拔出导火索，用牙咬掉了引爆的雷管。周围的人都吓坏了，之后谁也不敢再下去了。他仍然再次下井点火，才打出水来。还有进山伐木，被倒下来的大树杈打掉帽子的故事，以及参加扑灭荒火的惊险场面。我在谈恋爱时听到这些故事曾被他的勇敢深深感动。可以说，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故事才爱上了他，甚至认为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我婚后再听到这样的故事就不是受感动了，而是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我感到他简直就是一个拼命三郎，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了。他当了外交官之后，冒险的事还是接二连三的不断。在柬埔寨工作时曾数十次乘直升机到边远省份执行任务。那时还经常发生红色高棉和政府军的武装冲突，联合国执行维和任务的直升飞机也多次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袭击。每次他乘直升机去执行任务，我总是坐立不安，爬上使馆的楼顶，眼巴巴地望着大门外的道路，提心吊胆地等待他归来。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他当天就去了贝尔格莱德。这次在阿富汗战争硝烟未散的时候，他首任做大使就到了喀布尔。在我看来，他在外交部成了处理高危事件专业户了。我这次坚持要和他一起来阿富汗，实际上每次他去高危地区，我都想和他一起去，虽然我不像他那么无所畏惧，我怕死，但我更怕为他担惊受怕的那种感觉。随他在任上，只有他独自出馆的短时间里感到担心，而如果他去阿富汗，我留在北京却是日日夜夜地惊魂不定。
（处于维修状态的驻阿富汗大使馆主楼）
初到驻阿富汗大使馆，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墙上一圈圈的铁刺滚网、荷枪实弹的门卫和大使座车里常备的防弹背心。他说这是一些防护设备，但在我眼里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标志。记得朱总理在就任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不怕面前有万丈深渊或是地雷阵。我当时感到好笑，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高官怎会面对万丈深渊和地雷阵。然而来到阿富汗，眼前竟然处处都是真正的万丈深渊和地雷阵。到馆后不久就赶上他要去视察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公路。中国大使馆复馆后，绝大部分的国际社会援阿物资和商品都通过这条路进入喀布尔，欧盟已经决定出资修复这条路，但欧洲的筑路公司都因安全原因不愿来阿富汗进行野外施工。结果一家中国公司和一家土耳其公司中标，分两段修复。他说此行不仅要看看路况，更重要的是拜会沿路有关省份的军政领导人，为中国公司人员的活动和中国物资的畅通无阻做一些友好的铺垫工作。他的公事我一般不便参与，但我听说这条路处在这个高危国家中的高危地区，恐怖分子在这条路上频繁活动。为了避免再次留在家里为他担忧，我坚持要和他同行。
听他说这条路有悠久的历史，是一条举世闻名的战略公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从这条路南下印度，拓展了其帝国的东南边疆。公元7世纪，唐僧赴天竺取经沿这条路进入南亚次大陆，并在《大唐西域记》里记录了一路风土人情。16世纪，蒙古人后裔巴布尔三次从喀布尔沿这条路南下，终于征服了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19世纪，英军从这条路北上，三次入侵阿富汗，均以失败告终，最后在这条路上全军覆没。看来，这条路的战略特点是南下容易，北上难。喀布尔的海拔高度比距离其300多公里的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要高出1500米。冬天最冷时两地的温差要超出20摄氏度。
（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公路）
我们乘两辆越野吉普车，于清晨6点离开喀布尔，车行半个多小时就进入了蜿蜒南下的盘山道。由于年久失修和战争破坏，20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援助铺设的柏油路面已荡然无存。吉普车颠簸在碎石或厚厚的浮土上，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我刚上路时心情还不错，离城后一直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车窗外的景色。进入盘山道后，便开始后悔，埋怨他忘记提醒我带口罩。尽管车窗紧闭，我仍感觉细细的粉尘呛得我透不过气来，赶紧用一块擦手的纸巾捂着嘴。车在盘山道上转了几圈之后，我开始晕车，不停地呕吐。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又想上厕所。翻译说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厕所。而且路两边很可能埋有地雷，只能就地方便。阿富汗人遇到这种情况很好办，男人穿大袍子，女人蒙“波尔卡”，随地一蹲就可以方便。因此他们有句俗话说：“站着撒尿的是驴，人都是蹲着方便”。此时，他只好把其他人都叫到车左边，让我在车右边方便。
我认真观看周围的景色，蔚为壮观。朝阳刚刚从冰雪覆盖的山峰上升起。左边脚下是看不见底的深渊，一团团云雾在深渊里随风飘动，像一条波涛翻滚的大河冲向谷口。山上既没有树也没有草，更看不到飞禽走兽的踪迹，只能听到狂风掠过山石的呼啸声。由于我们出发较早，前后都没有车辆。我方便之后有点紧张，立刻催促继续赶路。
路上经过的第一个小镇叫塞罗毕，镇里的房屋东倒西歪，镇里镇外还散落着许多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就像一个还未经过打扫的战场。穿过小镇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烟波浩淼的大湖。湖上没有船只，湖边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一些房屋。路边开始出现一些小贩，举起一串串鲜鱼朝我们叫卖。翻译告诉我，这里捕鱼，既不用网也不用钓钩，而是用炸弹。
离开大湖后，道路渐趋平坦，我们正准备加速赶路，又被一个头戴有机玻璃面罩，身穿防弹背心的大胡子举着小黄旗拦住去路。他告诉翻译，联合国排雷队正在前方作业，他们准备引爆路边的地雷。要我们等半小时才能通过。
（被地雷炸断腿的阿富汗儿童）
我通过翻译了解到：那个拿小黄旗的大胡子叫阿里，是排雷队的队长，这个队里有50人。最年轻的队员只有18岁，是他的儿子。每个省都有这样的排雷队。联合国人员给他们发工资，提供培训，不直接参加排雷。他认为，阿富汗的地雷比人口还要多，他干一辈子都不可能排完，如果不出意外，他儿子到退休前都不会失业。前面100多米的土坡背后传来几声巨响，几朵浓烟冲天而起。阿里摆摆小黄旗示意我们可以继续赶路了。
（工作中的阿富汗排雷队）
上午十点，我们赶到了贾拉拉巴德市。市里车水马龙，商业活动似乎比喀布尔还要热闹。街上最多的是一种三轮摩托车。车上面用汉语拼音注明：“QINGQI”（轻骑）。据说是一家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生产的。从贾拉拉巴德到边境口岸吐克汉姆的路比较平坦，基本上是经过维修的沥青路面。午饭前，我们顺利到达口岸。巴基斯坦的口岸官员赶过来同阿方的口岸官员一起迎接我们。阿方的口岸办公室是几栋小平房，水、电都由巴方供应。巴方的口岸建有一幢漂亮的别墅楼，专门作为接待要客的宾馆，我们在宾馆的花园里用了午餐。我此时真有一种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感觉。再想想北京，那就是天堂。
“6·10”事件
2004年6月10日凌晨3时30分，一阵紧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打开床头灯，扭头看见他用头把听筒夹在肩膀上，一边听电话，一边穿衣服。直觉告诉我，在这种时候来电话，一定是出大事了。
“谁这么早来电话？出了什么事儿？你要去哪儿？”我忍不住问。
他冲我摆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继续听电话，大约一分钟后，他只说了一句话：“通知党委成员和政治处全体立即到我办公室召开紧急党委扩大会议。”他放下听筒后对我说：“中国公司在昆都士的筑路工地遭到恐怖袭击，伤亡惨重，我必须立即赶往现场。你马上为我准备一个小手提包，装上笔记本、两只笔，还有洗漱用具、一包饼干、一瓶水就可以了，不要忘了手机和充电器。”他说话时已经走到了卧室门口，回头看到我一脸惊恐的样子，又嘱咐说：“不要慌，喀布尔机场没有夜间导航设备，我早晨八点以前还走不了。你准备好东西后，给我送到办公室。”
（一名幸免于难的中国工人在清理遭袭的现场）
六点整，全体馆员包括随任夫人都集合到了他的办公室。屋里灯火通明，其他的使馆领导散在各个角落里举着手机打电话。政务参赞好像是在向阿富汗外交部通报情况。商务参赞正在继续向工地了解情况。武官正在询问，安排去往昆都士的飞机。政治处主任在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沙发上像往常一样拧着眉毛沉思。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他曾说过的一段话：在紧急情况下，一个好的领导者应使自己的部下有序地忙起来，而他自己要冷静下来，周密、稳妥地思考问题；而一个糟糕的领导者则相反，自己忙得一塌糊涂，而部下却茫然不知所从。
他看到人都到齐了，挥了挥手说：“需要继续打电话的到大厅里去，我们开始开会。”他点燃了一支烟，用沉重的语调对大家说：“今日凌晨一点二十分，我昆都士工地遭恐怖袭击，造成我工人11死4伤。我已经向国内作了报告，下面我向大家传达党委会的五项安排：一、我尽快赶赴现场，武官和武官助理随行。主要任务是处理死者善后事宜，救助伤员，妥善安置并抚慰幸存者。我的秘书立即准备车辆，以防万一联系不到飞机。待我上飞机后，秘书带新华社记者从陆路赶往现场。二、启动大使馆应急机制。我离馆期间，由政务参赞主持馆务，主要负责向国内报告现场情况，并向现场转达国内指示。我的办公室将作为应急指挥中心，由政治处安排人24小时值班。三、商务参赞负责通知、督促、检查其他各中国工地加强安全措施。四、领事和警务联络官负责检查本馆的安全保卫。五、马骅和全体随任夫人协助厨师、公务员、电工确保饮食、水电供应等后勤工作。估计国内很快会有工作组大批人员来使馆，要准备充足的食品和饮料。”
他布置完工作任务后又讲了三点要求：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二、除紧急公务外，暂停一切外出及社交活动；三、未经馆长允许，任何人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以免干扰案件调查。会议开了不到一刻钟，全体人员都明确了工作任务。全馆迅速、有效地运转起来。
（孙玉玺大使在昆都士德军医院看望受伤工人）
（在德军指挥中心调查案情）
他从出发到昆都士，带着遗体和伤员回到喀布尔，总共用了25个小时。随行的人回来告诉我，他几乎没吃没睡。我悄悄问他时，他说睡了四觉，总共六个小时，两次睡在汽车里，两次睡在飞机上。我给他带的一包饼干全都吃光了。实际上反倒是我在那25个小时里，担心他的安危，吃不下，睡不着。
之后的几天里，国内先后来了三个工作组，30多人全都住在使馆里。他们分头工作，吃饭的时间全都不一致，搞得我们这些随任夫人手忙脚乱。他一再告诫我说：“越是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做到急而不慌，忙而不乱。”
三天之后，死难者的遗体和伤员顺利回国了。第四天的晚上，他在办公室里修改政治处写的工作报告，我去给他送茶水。
“他们在报告中说我‘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废寝忘食’”。他抬头对我说。
“这有什么不对吗？”我随口问。
“‘以身作则’还可以，也是应该的。‘身先士卒’不对，大部分的具体工作是大家在前面干的，如果事事处处都要我到最前面去干，那只能说明我作为领导者的无能和失职。‘废寝忘食’不符合实际，我这几天吃得很好，睡得也不少。不吃不睡怎么可能做好工作。”
【马骅撰写于200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