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国际关系中，常常是重要一角。

16世纪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追逐利润的同时，也成为了大英帝国扩张的工具。

19世纪的美国商人们，一边倡导门户开放政策，一边积极参与对华贸易。

2022年，一则来自美国金融巨擘的言论引发深思。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

这位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谈及中美关系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如果中国两国真的开战，中国应该遵守道义不对美国本土，不杀伤美军。”

达利欧建议，中国在可能的冲突中“遵守道义”、避免伤及美军或本土的言论。

表面看来是爱好和平。

然而，这种看似理性的建议背后，却暴露出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定式。

这让人想起1853年，佩里将军“开放”日本时的逻辑：

要求对方遵守规则，但规则却往往是由强者制定的。

这就是典型的“双标”。

这种态度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从门罗主义，到杜鲁门主义。

美国常常在主张自身利益的同时，要求他国遵守其设定的规则。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

这位从1975年白手起家，最终打造出美国顶级对冲基金的金融大亨，是当代美国商业精英的典范。

能做到这个水平，商业嗅觉自然是顶级的。

为什么会突然“呼吁和平”的呢？

难道他“闻出了什么味？”

从1949年，到1972年的全面对抗，到尼克松访华后的战略合作。

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经贸往来。

中美关系，始终在对抗与合作之间摇摆。

19世纪，美国商人们在华经商时的心态是矛盾的：

既渴望，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商机，又对中国崛起心存戒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成为“世界工厂”，正在改变全球力量的平衡。

这种变化，让美国精英阶层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情绪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更是将这种战略焦虑推向了高潮。

然而，与19世纪的坚船利炮不同。

今天的“遏制”手段，更多体现在高科技封锁、金融制裁等领域。

在这个背景下，达利欧看似“和平”的言论。

其实是，美国商界对中美关系的深层忧虑。

作为一个精于计算的金融家。

他深知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对抗，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达利欧曾说：

“中美两国之间应当对战争存有敬畏之心，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寻找方式消弭冲突。”

这种表态，从表面看颇具理想主义色彩。

然而，当我们深入思考。

他关于中国应该“不伤及美军，不攻击美国本土”的建议时。

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跃然纸上。

二战时期的美国商界。

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依然在与轴心国做生意，直到战火真正威胁到本土利益。

历史上，商人对战争的态度往往充满矛盾。

1907年，美国银行家小摩根通过调停避免了一场欧洲战争，被誉为“和平使者”。

然而到了一战期间。

同样的摩根财团。

却在向协约国，提供巨额贷款中获取丰厚利润。

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质，在达利欧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战争可以发生在远方，但决不能威胁到美国本土。

美国建国初期，得益于两洋的天然屏障。

美国在历史上，很少经历本土战争的创伤。

珍珠港事件和“9·11”袭击，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震撼。

正是因为，它打破了这种安全幻觉。

从达利欧的角度看，和平不是道德选择，而是利益计算。

他所担心的，不是战争本身的残酷，而是战火可能会烧毁其精心构建的商业帝国。

这种态度，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美国商业精英的普遍心态：

他们希望在全球化中获取利益，却不愿承担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责任。

然而，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二战前的英国，曾是世界资本主义灯塔。

19世纪的伦敦，不仅是大英帝国的心脏，更是全球金融、贸易和工业的中枢。

泰晤士河畔的金融城里。

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银行家和企业家。

然而，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纳粹德国的轰炸机，日夜不停地投下炸弹。

曾经繁华的街区化为废墟，许多工厂、码头和仓库付之一炬。

在长达57个夜晚的轰炸中，不仅摧毁了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工业体系，更动摇了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这场浩劫中，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独善其身。

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美国本土远离战火。

众多欧洲资本家带着技术、资金和人脉，纷纷迁往这片安全的地方。

他们在美国重建工厂，发展产业。

这，为美国在战后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战争结束后，美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充足的资金积累和大量人才的汇聚，迅速填补了英国留下的空缺。

成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

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之都。

华尔街的影响力，远超泰晤士河畔的金融城。

这些逃难而来的资本家与其后代。

经过几代人的发展，早已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家。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企业家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还有一个，为什么达利欧要求：中国应该“遵守道义”？

要理解这背后的深意。

我们需要回溯到19世纪中期，那时西方对华认知的形成期。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扩张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碰撞。

在西方世界，种下了某种偏见的种子。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带着他们的价值观审视中国。

将不符合西方标准的行为方式，轻易贴上了“不讲规则”的标签。

这种认知偏差，随着殖民扩张的浪潮不断加深。

进入20世纪，好莱坞电影产业兴起。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中国人物往往被塑造成神秘、狡黠、甚至不守信用的形象。

比如，著名的傅满洲系列电影。

就在西方观众心中，种下了对中国文化的深深误解。

这种刻板印象，经过几代人的累积，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中。

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更是强化了这种偏见。

社会制度的差异被扩大化解读，不同的价值观念被简单化对立。

即便是在全球化时代。

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仍未完全消退。

达利欧作为Wall Street的金融大师，其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文化烙印。

当他以“道义”来要求中国时。

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精英阶层根深蒂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使他们习惯性地居高临下，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和要求他者。

然而，历史早已证明。

真正的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某一方的文化优越感之上。

而应该建立在相互理解、平等对话的基础上。

中国五千年文明。

从“协和万邦”到“天下大同”，从“远者来服”到“亲仁善邻”。

纵观五千年历史，即便在国力鼎盛时期，中华文明也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胸襟。

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是丝绸瓷器，而非刀剑戈矛；

汉唐盛世时期，长安城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往来，共享太平盛世。

这种以德服人、以文化感召天下的传统，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然而，和平绝非软弱，止戈为武方显大义。

真正的和平，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

我们不主动挑衅，但也决不退缩；

我们渴望和平，但绝不惧怕战争。

任何试图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都将遭遇坚决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