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小长假到河南安阳参观殷墟博物馆，收获之一就是亲眼看到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文——甲骨文。

所谓甲骨文，就是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而“甲骨”就是龟甲和兽骨。龟甲主要是乌龟的腹甲和背甲，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

历经三千年沧桑变幻的甲骨，如今整整齐齐地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今人观之，难免幽思怀古，感慨唏嘘。

假如殷商王朝没有被周朝所终结，那么甲骨文向大篆、小篆演变的进程必然会放缓，我们今天的文字又将会是何副模样？

当然，历史不能重演，因而假设也缺乏足够意义，最多为古今文人遣怀言志提供一些素材罢了。好比杜牧作《赤壁》一诗，假设“东风不与周郎便”。

言归正传。殷人为何要在甲骨上刻字呢？刻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甲骨文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商朝王室占卜的记录。包括什么时间，因为什么事而占卜。

三千年前的殷商，尚处于人类蒙昧时期。上至王族，下至庶人，皆相信宇宙之中存在一个拥有意志主宰万物的神灵。所以凡事都要问问神灵的意思。

《礼记·表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意思就是说，殷人唯鬼神的马首是瞻，其他礼节、准则之类统统靠边站。可见殷人迷信鬼神到了什么地步。

那么，殷人如何通晓神灵的意思呢？方法就是占卜，而占卜的方法就是烧甲骨，而后根据裂纹的走向、长短、粗细之类形态判断吉凶祸福。

商朝的占卜之风盛行到什么程度呢？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商人占卜的事由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

明天能不能打胜仗？要占卜。庄稼能不能丰收？要占卜。甚至于晚上行男女之事前也要先占上一卜，早上醒来回想起昨夜的梦再占上一卜。

这种方式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显然很不靠谱，甚至可以说荒唐可笑。

占卜为什么要用甲骨？因为殷人相信甲骨是通灵之物，相当于神灵和人类之间的媒介。到了春秋战国，通灵之物又被玉石所替代。晋文公向他的舅舅子犯表忠心，发誓之前先往河中投玉，意思是要以玉为媒请出河神作证。

说来说去这么多，跟《易经》有什么关系呢？诸位别急，占卜和《易经》可是大有关系。

占卜的关键并不在于方法和过程，而是在于对占卜结果所作出的解释。甲骨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占卜的事项，称作“贞辞”；二是占卜的结果，称作“占辞”。而掌握占卜结果最终解释权的人被称作“贞人”。

商朝的国王行军打仗之前，先要找贞人占卜，最终打还是不打，全凭贞人一张嘴。由此可见贞人团体与王室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权力矛盾。王室若想不被贞人左右，必须要抢回对占卜结果的解释权。

殷商贞人与王室之间的权力之争，有些类似于中世纪欧洲教廷与君主的权力之争。

《易经》是怎么来的呢？我不妨先说我的看法。《易经》其实就是商周王室抢夺占卜解释权的一种手段，或曰工具。

相传《易经》原本有《连山》、《归藏》、《周易》三部，但可惜前两部失传了，只剩下《周易》流传于世。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周易》就是《易经》，《易经》就是《周易》。

又传《周易》为周文王所作，今天的史学家考证该书成于周初，为学界一致认可。

那么《周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八卦（相传为伏羲发明）的基础上延伸出六十四卦，并对不同卦象做出解释说明。

卦象就好比甲骨的裂纹，对卦象做出的解释说明叫“卦爻辞”，就好比贞人的“占辞”。

《周易》一出，从此占卜的解释权不在人，而在书。然《周易》又为周朝王室所作，那么就等于王室掌握了占卜结果的解释权。

从甲骨到《周易》，从占卜到问卦。变的只是方式，不变的则是依旧通过冥冥之中的超自然意志定夺吉凶祸福，进而对人的行动做出指导。

《周易》的进步性在于，它将充满不确定性的占卜之术系统化、规范化、程式化。原来国家大小事务全凭贞人一面之词，现在一切则有了确定性的方式、答案。

这对周朝王室和社会的稳定显然极为有利。有些类似于权力的制度化，从贞人到《周易》，好比从人治走向法治。当然，这种说法不够严谨。

可以说，《周易》依然没有跳脱出占卜的逻辑。但《周易》相比占卜则更加“科学”。注意，这里的科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在周朝之前，王室占卜要听从贞人的解释，自《周易》始，上到王室贵族，下到黎民百姓，判断吉凶祸福时，只需要借助“铜钱”等通灵之物摇出卦象，而后再看对应的卦爻辞就完事了。

譬如，摇出的卦象为“初九”，卦爻辞曰“潜龙，勿用”，意思是告诉你，事情虽然有好的势头，但还比较微弱、不成熟，所以要谨慎行事，不可轻举妄动。好比麦苗刚冒出头，长势很好，但千万不可揠苗助长，是一个道理。

再譬如，摇出的卦象为“上九”，卦爻辞曰“亢龙，有悔”，意思是告诉你，事情做过头了，用力过度了，要收敛一些，不然有你后悔的。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理自然是有其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充满训教意味的道理是通过何种方式得来的？摇铜钱，排卦象，卦象出，而后得道理。这其中哪一个环节经得起推敲？

自周朝之后，占卜问卦之风渐衰。而周朝的“礼”则被孔子承继，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于是殷人“先鬼而后礼”的情形来了一个大反转。

晚于儒家的墨家，虽然又主张“尊天事鬼”，但终究没有成气候。其后，到汉武帝时期，儒家得以一统天下。儒学的积极入世，在很大程度上让宗教信仰在中国失去了土壤。

然而，《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极为深远。我以为，《易经》对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的影响整体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杨振宁先生此前在演讲中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他指出两点，一是中国传统里没有推演式的思维方式，二是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而这两点与《易经》都有密切关系。

他讲，归纳和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只会归纳自然规律，不会反过来从自然规律中推演结论。而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

再说“天人合一”，我以为此说的根本逻辑来自于“天人感应”，人能感应到“天”，天又能作用于人。人的行为能影响到天的运行，天也会通过灾祸祥瑞来警示人。而后“天人合一”之说才能为可能。

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天人感应”，其学说的前提在于承认“天”是拥有是非善恶意志的神。这个前提也是包括《易经》在内的占卜之术能够成立的一大前提。

然而承认“天”是“人”的主宰，就同时否认了“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杨振宁语）”。这是中国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的原因之一。

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摆脱了宗教桎梏解放了人性之后，很快就迎来了科学的大发展。也是同样的原因。

一步晚步步晚，今天中国的科学水平整体上依然落后于西方。当然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是典型的近代科学产物，表面上看它是研究“机器”的学科，事实上它是研究“人”的学科。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就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最终目的。

模仿人、理解人、接近人，乃至成为“人”。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整体轨迹。AI不是神，但它有可能成为一种人造神。

目前的AI大模型已经智慧到了什么程度？只需要看看如今各行各业凡事都要问一问大模型，大小事务都开始听从AI的决策就知道了。

在AI面前，靠问卦占卜之术定夺吉凶祸福的《易经》算得了什么呢？啥也不是。说句不该说的，哪怕靠AI算命，都比靠《易经》靠谱。

当然，《易经》的卦爻辞包罗万象，也并非纯粹的占卜之书。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记载，也有其研究价值。

但鉴于《易经》流毒至深至广，乃至今天依然被奉为文化瑰宝。本着“矫枉必须过正”的原则，请原谅我对《易经》一棒子打死式的冒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