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府试失败后，洪火秀坚信自己乃天选之子。

七年前，23岁的他在广州参加府试失利，回家后大病一场，同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他上了天堂，看到皇上帝、天妈、天兄、天嫂、天妹等诸多神明，皇上帝还当面赐给他一把宝剑及一方玉玺，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差遣他赴人间“斩妖留正，作主救人”。

梦醒之后，洪火秀内心虽有触动，但人生轨迹仍未被“美梦”所改变。他依旧相信，作为士人唯一的“正途”，科举考试才是实现其本人及家族荣耀的必由之路。他再次扎入了府试现场。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直到第四次府试落榜，洪火秀已经万念俱灰。此时，远房亲戚李敬芳开导他说，既然中学不通，何不另辟蹊径，试试西学？于是，一本由早期基督教徒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成了李敬芳赠予洪火秀的启蒙之书。

翻开《劝世良言》，洪火秀赫然发现，七年前那个奇怪的梦竟然全部印证在这本书里。

从此，洪火秀改名洪秀全，移去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改拜上帝，并在日后掀起“太平天国”运动。

科举时代，一个普通读书人想要入仕做官，一般来说，需要经历三重考试，即乡试、会试、殿试。通过乡试的称举人，通过会试的是贡士，唯有殿试以后才能成为进士，进而入朝为官。但实际上，在这三级正式的科举考试前，还有一场科举预试，即童子试。无论考生年龄大小，唯有通过童子试，成为生员，才能获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机会。而生员，就是后世俗称的秀才。

吕秀才。图源：影视剧照

作为科举预试，童子试并非“一考定终身”。它包括知县主持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以及提督学政主持的院试等三场考试。按照规定，只有县试合格后才能参加府试，府试合格后才有资格参加院试。参加县试、府试的考生通称“童生”，唯有通过院试获得生员资格的，才能被称作秀才，并晋级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的资格。

童子试晋级制度明确，但想要顺利通过以上所有考试，还是需要讲运气的。

以明清时代的童子试为例，每次开考前，当局都会根据考生的实际情况，提前列出未冠题。所谓“未冠”，即未满20岁的应试考生。一般而言，给未冠者出的考题，难度都较低，更易通过。因此，在正式开考之前，考生必须按要求填报个人真实信息，以便移交县衙礼房核查，防止有人钻制度空隙。唯有一切审查合格后，考生才能缴纳报名费，领取一张写满个人信息的“准试票”，官方称作“买卷子”，以备后边考试之用。

清朝童生试考卷票，现藏于中国科举博物馆。图源：梁悦琛

当考生顺利通过考前审核，进入考场后，各种环境限制及考场“潜规则”也会接踵而来。

以县试来说，根据规定，明清县试共分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参加考试的考生，无论具有怎样的背景，考试期间都只能待在规定的“号房”内答题。号房属单人单间，除了一块小桌板外，别无他物。为了尽量降低考生偷窥、自抄等各类作弊手段的风险，这些号房的大小在当时均有特殊的标准。根据《中国科举史》记载，明清时代的号房除南面外，三面皆有墙，“内宽3尺，深4尺，后墙高8尺，前檐约高6尺。”若按照明清时代木工计尺一尺约为今31.1厘米计算，这个困住考试短则一日、长则五日的小房子面积不会超过1平方米。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考生应试环境的恶劣程度可想而知。

据明末清初文人叶梦珠的《阅世编》所记，崇祯七年（1634），上海县举行县试，“是时，应试童生不下二三千人，先期盖厂北察院中，借取总甲桌杌，编号排列，用竹木绑定，不得动移，将儒童姓名，编定次序，如院试挨牌之法。各路巷栅，先遣官役把守，朝不得早开，独留学前一路。诸童俱集广场听点，自拥高座，以次唱名给卷。领卷毕，即向东转北，由东栅入试院，卷上编定坐号，入场对号而坐。又分号出题，题即密藏卷后。既封门，方示以题之所在。外无拥挤之扰，内无传递之弊，亦吾生所仅见者。”

叶梦珠的这段记载，乃是其亲身经历。可知，在县试开考前，所有考生都必须先在一个指定场所集合。之后，再根据现场唱名，凭票进入考场准备考试。直到此时，考生依旧不知道考试的内容，需要等待监考人员封门以后，再给所有考生指明题目所在，考试才算正式开始。

在这种“外无拥挤之扰，内无传递之弊”的号房内答题，的确有助于降低考生作弊的风险。但，随之而来，由于考场环境的逼仄，考生发病率也极遽上升。

据明代医者薛己的《疠疡机要》记载，“一儒者应试后，遍身瘙痒，后成疙瘩”，应是在号房应试环境下引发的过敏反应。当然，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薛己称，在府试后，“一儒者三场毕，忽咽喉肿闭，不省人事，喘促痰涌，汗出如水，肢体痿软，脉浮大而数”。类似的记载，在清代朱增籍的《疫证治例》中也有体现。因此，不少在明清时代饱受科举考试折磨的名人，比如曾国藩等，都曾在家书中告诫自己的同辈及子孙后代，不要过早参加科举，以免身体受到不可逆的摧残，痛苦终身。

然而，比起在号房里磨炼基本功和意志力，真正让考生大呼难受的，还是考试的规范与格式。

明清时代，考生答题需以八股文形式呈现。文中不允许有错别字，更不允许有涂涂改改的地方。至于写八股文，考生则必须取《四书》《五经》内容命题，以程朱理学注释为标准，不得自由发挥，也不得在行文时使用自鸣得意的行书、草书，更不得不避先皇及陛下名讳乱写一通。否则，该试卷答题即作废，考试成绩无效。

广东嘉应州兴宁县学子张杏南的科举试卷，现藏于中国科举博物馆。图源：梁悦琛

明末文坛奇人金圣叹就曾在县试之路上栽过跟头。

据说，金圣叹十五岁那年第一次参加县试，遇到的考题是源自《论语·阳货》篇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匏瓜不愿自己长得中看不中用，一如士人不愿自己怀才而莫展。这也是孔子入世的态度，希望跟随他从儒讲学的弟子们，能在读书之余，多为国家作贡献，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赢。按说，这道论题如此经典，换其他学子，若有真才实学，则免不了要旁征博引，让考官见识自己十年寒窗苦读的辛酸与不易，更要让其他士子折服于本人对四书五经的熟读及理解。

可金圣叹偏不。拿到考题的那一刻，他也不管考场的规矩如何，拿起笔来就画了一个和尚和一把剃刀，随后交卷离场。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破坏规则的行为，身为县试道统的维护者，当地县令自然不允许金圣叹之流存在。因此，考完第一场，金圣叹就被除了名，并被禁止再入考场。但金圣叹还颇具圣人情结，他无意考取功名，却又十分想成名，想走捷径做圣人。于是，在第一次失败后，他很快改名，再战科考。

这一次，县试要求考生以“如此则动心否乎”为题，作一篇策论。金圣叹拿到试题后，两眼一眨，立即提笔写下了：“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动......’”金圣叹一连写了39个动字，才满意地吹了口气，放下笔交卷。

县令看到金圣叹的考卷后，差点被气死。他差人找来金圣叹，训问其胡乱答卷的原因。

金圣叹告诉他，子曰四十而不惑！言外之意，就是孔、孟等儒家圣人在四十岁以前仍难免为世俗所诱惑、困惑。既然他在策论中设置的场景是深山老林间惊现黄金万两，以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心动啊。而连书39个动字，只是为了强调四十不惑、不动的意思。

万世师表孔子。图源：摄图网

毫无意外，金圣叹二战县试，再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名落孙山。

事实上，童生试中的县试阶段，只是相当于普通士子的入学考试。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是县试之后的府试。

明清两代，府试又称府取、府关。从字面上就不难看出，府试对于已通过县试考生的难度。当时有两个不成文的规定：其一，童生府试获第一名，即刻入学，嗣后参加乡试；其二，府取资格可以买卖，即部分家境实在贫穷的县试童生，可将自己的府试资格高价让渡给其他人。不过，在坚信科举改变命运的时代里，多数已通过县试的童生并不会将这种希望拱手让人。

与县试相比，府试考核的场次倒是有所减少。明清以来，每逢四月都是各州府学开考府试的日子。按规定，府试仅需考生连考三场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如若考生此前因故未能参加县试，到了府试开考时，也可通过现场加试县试，进而获得府试资格。

尽管府试的内容及体例大致与县试相当，但被府试挡在科举门外的普通士子，仍比比皆是。

因为，参考士子的社会关系及家境水平，将极大决定他们仕途的出路。

清代科举考试中，士子们在府试中的发挥会直接与其县试时的排名相挂钩。在当时的观念中，士子们能在县试取得好成绩，府试成绩必然也不会太差。如果府试成绩与县试成绩出入太多，排除考生发挥失常，那必然就是县令等主考官们眼光有问题。所以，每次府试成绩出炉前后，最紧张的不是府试考生，而是过分关注自己仕途晋升的县令们。

清朝县令。图源：影视剧照

据清代广东南海县知县杜凤治的日记记载，他在南海县任职期间，刚好赶上了文童府试。当时南海县作为广东首县，其教育水平一直是广东各县学习的榜样。作为县试主考官，杜凤治在县试阶段遴选了50名优秀士子参加府试。结果，府试成绩一出，他惊讶地发现，当初他挑选出的县试第一名，到了府试阶段就只拿了个第三。更加丢人的是，他在县试中所录取的第二、第三名，到了府试阶段，居然名不见经传。其中，他最赏识的本县士子梁国才、陈赞襄等，在县试阶段拥有不错的成绩，到了府试，居然都没有进入前百名。而他一向看不起的南海县公子哥儿梁兆松，居然在这次府试中破天荒地考中了第七名，他实在理解不了。

于是，在日记中，他大骂此成绩“奇哉”“怪哉”，同时致信府试考官彭贻孙，要求他对府试结果进行复核，并作出更公正的名次排行。

对此，彭贻孙的回答是：“梁（国才）实不佳，言真大不去。一图末名，我亲手置之真不能姑容。”彭贻孙的意思很明白，单凭才学竞争，梁国才的能力有限，他府试考了两百名开外，要是我给他网开一面，把名次提前，岂不影响我的官声及评价？至于梁兆松，这位考官则解释道：“予试六场文，屡面试，断不至有大出入！”彭贻孙的解释，让杜凤治一再认为此间或有考生作弊请托之嫌，但碍于毫无证据也不得妄下结论。

与杜凤治同样对名次不满的，还有时任广东新会知县的戴鉴泉。《杜凤治日记》记载称，戴鉴泉“言及府试事，即起立，大声疾呼，不胜愤愤。谓刻见大案题名，县试十名仅留二人，案首在第二名，第四名仍在第四名，尚有八名不知何往”。

戴鉴泉认为，府试排名极度不公，“县试十名仅留二名,明是有心挑饬”。可碍于科举考试制度约束，他们也无法为参与府试的考生作出更有利的权益维护。

在清代最后一位探花商衍鎏看来，府试并不是要将梦想成为秀才的士子们彻底卡死，但在当时，各府州县官“多狃于积习，阅卷委之幕友，又或瞻徇情面，以为录取入学，总凭学政定夺，视为无足轻重”。也就是说，府试的管理及安排，会因积习存在着与县试相近的管理行为与结果。

清末探花商衍鎏。图源：网络

商衍鎏认为，童试三阶段，府、县二试加在一起，难度都不及院试。因为，参加院试不是考生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

在明清两代，院试是童试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按照当时的考试制度，院试一般由各省学政主持，他们多是具有进士功名的朝廷各部堂主官或副官，与朝廷派驻到地方的督抚地位几近相同，对一省或多省的教育考试工作具有独立决策权。所以，院试的考试制度在童子试中也是最规范且最难的。

当然，为了照顾考生，在院试开始前，因种种原因错过了县试、府试的，还是可以通过补考，在获取相应资格后参加院试。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县试、府试的士子们，都能顺利进入院试的考场。

在开考前，所有院试考生都必须找人保结。

所谓保结，即找人替自己做担保，签订保结文书，以确保考生“无过犯方准进场”。在童试初阶的县试中，保结这种将担保人与被保人捆绑在一起的关系，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士子进考前的身份筛查中。只不过，县试、府试的保结方式相较于院试要简略许多。县试、府试阶段，对考生采取的保结方式都是联保与认保，即应试童生与另外四至五名童生相互作保，然后再延请一名廪生（秀才中食公粮者）认保，就可参加考试。如果考生中途出现问题，联保、认保之人最多也就是受到些许杖责，小惩薄戒。

九十岁老附生的科举“担保证明”，现藏于中国科举博物馆。图源：梁悦琛

而院试的保结不仅要求有县试、府试的保结关系，还需要有县学、府学教授、训导等各级学官的共同担保。一旦考生在考试过程中违反了相关规定，所作担保、认保之人轻则枷号，重则革除功名，毫无情面可言。因此，对于许多院试考生而言，在开考前找到合适的担保人，有时会比考试本身更加重要。

请人担保大多是要花钱的。明清小说记载，院试前的担保，银子“穷煞也要几两”。这对于普通考生来说，院试前考核的不仅是社会关系，更是家庭的经济实力。

而这，仅仅是院试考前的准备工作。

待到开考当天，考生半夜就得起床。因为院试的考生来自全省，每个人都需要唱名入场。人多，点名的时间势必要更长。在场考生即使考前挑灯夜读，此时也不得不打起十二万分精神，仔细倾听是否有点到自己的名字。

点到名后，考生无论距离考场大门远近，都必须尽快拨开人流，上前搭话，并请替自己作保之人一同提供证明，如此方可入场考试。

考生参加完院试正场后，并不能立即获取生员功名。多数时候，他们还需要在同一天抑或隔天再参加一场“复试”，通过面试或笔试的形式，进一步让考官认可他们的才学，以便接下来朝廷再根据该年度名额多寡，在做出录取决定前对考生资质进行最后确认。

即使是到院试的最后阶段，成为秀才的那一批“幸运儿”，还得在学官的监督下妥善保管好自己在县试、府试、院试阶段所作考卷原文，在考上之后到所在县学、府学验明笔迹真伪。

而到了正式的“秀才”功名阶段，这些考生还会不断面临来自学政的压力。根据规定，生员在学期间，需要在学政的主持下，每隔数年完成一次突击检测——岁试。之后，再凭岁试的成绩，确定不同秀才的等级，以便发放公粮与补贴。

廪生领取公粮的说明，现藏于中国科举博物馆。图源：梁悦琛

一般来说，岁试成绩分作六等，表现最卓越的秀才，每年会领到国家发放的津贴，称作廪膳生员，即廪生。成绩在此员额外的，称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再其次才是附学生员，即附生。如果一个秀才连附生的名额都占不到，那他就没有资格享受国家每年给予的津贴。

如果学业退步得着实厉害，秀才也有可能会被鞭挞、降等，甚至被革除功名。

虽然童试过程一波三折，但通过者便能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看见“一道光”。

秀才做不了官，却能直接享受免税的福利待遇。明清两朝皆明文规定，“嗣后举贡生员等，着概免杂差”。而且，根据规定，这些特殊的免税政策还会惠及秀才全家，如清朝明文规定：“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换而言之，在明清两代，普通人如无雄心壮志，只要考中秀才，其家庭也能实现财富的正向积累。

除此之外，考中秀才意味着实现了第一阶段的阶层跨越。他们此时已有最低等的功名，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受到来自四里八乡的尊敬与爱戴。用顾炎武的话来说，一旦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

顾炎武画像。图源：网络

一般而言，考中秀才者大多会争取进一步的功名，但也存在无意或无望仕进者，这些秀才通常有几种人生选择：其一，上门给富户当塾师。“明初十才子”之一的王行就曾利用秀才的身份，上门到沈万三家充当塾师，以此养家糊口。其二，一些声望及家资丰厚的人，可利用秀才的功名直接开一家书院，充当山长，教书育人。其三，一些有特殊技能或家庭背景的秀才，在无意仕进后会选择另一条“通途”，实现自我价值。明代医学家李时珍14岁考中秀才后，此后九年参加了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由此决意追随父李闻言学医，开启了“一代药圣”的辉煌生涯。

当然，在仕进无望的前提下，一个秀才最赚钱的工作，还得是给在职官员做幕僚。据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记载，清代一个高级官员，比如一个巡抚，估计其年收入约为18万两银子；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比如知县，约为3万两银子；一个学官约为1500两银子；一个为地方高级官员服务的幕僚的年收入亦有1500两银子，但若为知县服务，则为250两银子。

清代的地方官普遍都有几百到数万两的养廉银，秀才做幕僚的工资虽然无法超越他们的上司，但也不至于沦落成为一个穷酸秀才。

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人考秀才，初心就是为了做官。因此，在秀才群体中特别上进的那些人，又或者是对功名有着十分执念的那些人，会以仕进为终身目标。

于是，在秀才日常岁试之外，学政还会为他们主持另一场重大的人生考试——科试。

科试又称科考，它是确认秀才是否具备征战乡试资格的关键考验。按照明清的规定，科试与岁试体例相同，亦分六等。多数情况下，唯有成绩在一二等以上的秀才才有资格报考乡试，其余人等还需继续努力，以准备童试的热忱继续应付科试。

后来，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人才流动及地方经济等因素，朝廷又适度放开了额度，科试考到三等前十，也可获得乡试提名。

可就算有这样的“扩招”，秀才们想要更进一步仍是难上加难。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蒲松龄出生于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之家，19岁开始参加童子试。第一次考秀才，他就以县、府、道试第一的成绩，折服了当时的山东学政施闰章。施氏是清初诗坛的风云人物，与宋琬齐名，世称“南施北宋”。施闰章见到蒲松龄的试卷时，就像《儒林外史》里周学政对范进所说的“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一样，赞许不已，并决意收其为门生。

可此后，蒲松龄再无功名奇迹。考了整整50年，从青丝到皓首，他再无一寸功名进步。

直到71岁那一年，经历了至少七八次乡试落榜，蒲松龄只得放弃。

为了安抚像他一样的老秀才们受伤的心灵，朝廷出台了相关的照顾政策，规定凡中秀才（廪膳生）者，年届七旬还没获得举人功名的，一律无条件拔贡，称为“岁贡生”。

科举时代，岁贡与恩贡、优贡、副贡、拔贡统称“五贡”。其拔擢出来的生员即为“贡生”，拥有入读“国子监”的资格。按照当时的规定，国子监生毕业后，仍须按例参加乡试、会试，考取举人、进士等。但，有个特殊的照顾，就是万一国子监生读书懈怠，毕业后仍旧名落孙山，国家即“包分配”，下放到地方，任县丞、教谕或训导一类的学官，成为国家编制人员。

正因如此，年逾七旬的蒲松龄凭借早年童试第一的成绩，得到政策青睐，获得了预备做官的机会。

然而，这个机会，对于高龄的老秀才来说已然不现实。经过协商，朝廷最终针对像蒲松龄这样的老秀才推出了几项新的政策：

一、每年由朝廷出资，在原秀才廪膳的基础上，赐予岁贡生纹银四两补贴家用；

二、允许贡生在县学挂职任“候补儒学训导”，等实职开缺后，循例替补上；

三、准允发放贡生功名牌匾，让其光宗耀祖。

表面看来，蒲松龄拔贡似乎是他一生征战科考最好的慰藉，可实际上，蒲松龄却有不一样的看法。选为岁贡生后，亲友都来祝贺，但蒲松龄的心情却十分低落。他在《蒙朋赐贺》诗中写道：

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

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腐儒，是蒲松龄对自己一生功名未得进步的评价，从中也能看出他心中依旧萦绕着不平与愤懑。

儿子蒲筠在老父亲74岁高龄时，请来了江南名画家朱湘麒为其绘像。那一日，蒲松龄应儿子请求穿上贡生服，右手拈须，端坐于椅上，让朱湘麒给自己画了唯一的肖像图。

蒲松龄画像。图源：网络

对于这幅画像，蒲松龄是满意的。他在画像上亲笔写下了两句题志：

“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

“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麟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

直到此刻，蒲松龄内心仍对自己秀才难晋举人的命运颇感不甘。他的不甘，或许只有同时代的秀才郑板桥能够体会——郑板桥20岁考取秀才，但直到40岁才中举人，44岁中进士后，他说：“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

是的，他们都明白：秀才，在望不到头的科举之路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原点。

参考文献：

[清]杜凤治：《杜凤治日记》，邱捷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李世愉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陈宝良：《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宫崎市定：《科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李兵、李志明：《明代童试及生员中举率再探》，《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4期

王立刚：《清代参加童试考生所用费用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