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21年暑假，我到了上海，了解到上海并没有很多好的中学较好的都是私立的，一个是民立中学，一个是澄衷中学，一个是浦东中学，还有几个大学的附属中学(复旦、南洋、圣约翰都有附中)。其中只有离上海较远的浦东川沙的浦东中学的秋季名额未满，其他中学的名额都满了。因此，我们暑假到上海的四川学生，无论是准备考大学补习的，还是继续上中学的，就一起进了浦东中学。
从上海十六铺董家渡渡过黄浦江，上岸的地方叫塘桥。再步行六里路，有一个小镇叫六里桥。浦东中学就设在那里。浦东中学是1907年由一个从工人发迹的资本家名叫杨思盛的创办的。
这个学校在浦东的乡下，交通非常不方便。在浦东上岸以后，有一条很狭窄的石子路，除步行外，还可以坐江南独有的大独轮车。现在这种车子在上海已经绝迹了，当时却是上海郊区特有的交通工具。石子路高低不平，平时还可以，下雨特别难走。
同时进浦东中学的四川学生，有任觉五、王季甫、叶维、张述周、孙实先和吴大成(在成都读中学时又名吴大献，即曾涌泉)等。
开学后，我们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间题，当时的教员无论上什么课都是用江浙方言(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上海话)，因为这些教师全都是江浙人。至少在七、八个星期内，在课堂上，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只靠自学。后来逐渐地适应了这种情况，到一学期终了，教员在课堂上讲些什么已能听懂十之八九。
我没有语言天才，但是为着和同学来往和回答教员的提问，勉强学着说很生硬的上海话.发音很不准确。此后长期在上海上学和生活，就不得不靠这一点上海话了。
记得当时的国文教员有王西神，还有张叔通，英文教员有吴保丰、苟岭先。因为我在学校的时间很短，教员上完课之后就返回上海，所以和这些教员很少接触，即使查教职员表也很难准确地回忆了。奇怪的是，这个学校还增设第二外国语—德文，并且很注重这门课。所以.四川同学就加学德文以便于考入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我也跟着学了一学期德文。
同来的四川同学，有的已在四川中学毕业，他们并不想再取得一次中学毕业文凭，而是作为1922年夏季考大学的准备。所以到1922年，这些同学有的考上了上海南洋大学或同济大学，有的考上了北京大学。有些同学则是在四川还没中学毕业的，希望能在浦东中学修完学业。但有的人并没有考大学，却于1922年春悄悄地脱离了学校，不知去向，这就是吴大成(曾涌泉)。后来才知道他到苏联去了。他大概是最早的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在苏联学的是军事，解放后，从事外交工作，任过外交部副部长。我照理应该在浦东中学读完，1922年上学期以后继续读第四学年。哪知道由于发生了一个小事件，我又离开了这个中学。
这个学校的商业气味很浓，上学期一完，宣布放暑假，学校就全部停电，不能马上搬出学校的学生，必须自己买蜡烛过夜。我那时年少气盛，就写封信给教务处，指责这种作法太不合情理，不过蜡烛我还是买了。等到要开学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学校向我家里发了个通知书，大概就是为了那封信开除了我的学籍。我家里曾拍了一个电报给学校道歉，学校又答应我可以继续上学。但我还是年少气盛，不服气，宁肯不进你这个浦东中学。这时，上海许多好中学都已开学上课，我万不得已，只好到南京去，进人江苏省第一中学，地址在南京八府塘。这个学校清末为文正书院，后改江宁府中学堂，现为南京第七中学。
这个中学没有四川学生，我也没有住校，借住在一个小宿舍里面。平常来往大都是东南大学及其附中的四川学生。我学习得很懒散，情绪不高，因为终究还是想回上海进大学的。因此，关于南京这段中学学生生活，实在平平常常，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
现在事情已过去六十多年.是不是事过境迁就不在意了呢?
没有，我依然对那个浦东中学不满，它未免太欺负人了。
1923年春季，我又从南京转到上海，考进大同大学。这是一个私立大学，不知为什么它根据《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取名大同大学。校名的正式英文译名就为UTOPIA UNIVERSITY，再把英文名字翻成汉文就成了乌托邦大学。可无论从学校的生活组织和课程安排来看，都找不出一点乌托邦的影子。大同大学注重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教员都是英美留学生，完全是适合上海那种半殖民地情况的一所科技学校。这个学校在华界南车站路，校舍很平常学生不过两百多人。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它注重英文和数、理、化，而以数学为更有名。胡敦复、胡明复是把持这个学校的两兄弟，他们都是搞数理的
我知道自己搞数理化不行，也没有多大兴趣，在这个学校继续下去，学不到什么，所以又存一个转学的念头。因此，在大同大学我只读了一个学期。
现在想来是非常后悔的。其实数学这门科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学理工科不说了，即或学文科，历史、地理、经济学、哲学、甚至于文学都要有比较深厚的数学基础。不懂数学，你能看懂马克思《资本论》当中的商品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吗?学历史涉及到国家的财政制度、田赋、租税，没有数学基础行吗?哲学更是一门思辩的科学，没有深厚的数学基础，不论从认识论还是方法论方面来说，你都不能达到有系统的思辩的程度。可惜当时自认为不适合于学数学，除加、减、乘、除、分数、代数以外，三角、几何不过听完了事甚至于高等数学包括微分、积分都没有涉及。当时还不感觉什么，以后在工作和学习当中，就渐渐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太欠缺了，吃亏不小。在数学上甚至连这种普遍的理论数学“模糊论”、“博弈论”都看不懂。归根到底，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也是似懂非懂。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就不敢下手，更不要说黑格尔的《逻辑学)这类著作了。要是当年对数学稍微用点功夫，坚持学到高等数学，对后来担负的一些工作和文史哲方面所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可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犯难。现在来提这个问题，真是追悔莫及了。
1923年我转考入沪江大学。这是一个美国浸礼会(BAPTIST)教会办的学校。校舍在上海杨树浦尽头军工路(黎平路北)，靠近黄浦江边，在校园内就可以眺望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这个学校1901年就创办了，1915年才正式取名沪江大学。它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没有圣约翰那样有名。我进该校那年，它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宗教课已是选读课，学生可以选读，也可以不选读，我就没有选。
它管的比较严，两个星期才给一天假，可以去上海。但是每星期日早晨的礼拜，学生都必须参加，使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赞美诗中这样的句子:CHRISTLAN SOLDIER MARCHING AS TO WAB。学校生活条件比较好有游泳池、体育馆还有图书馆。我不好运动，但规定的体育费还得照交。这个学校因为有很好的生物教授，它就注重生物学，也无非是分类学和形态学这些初步的东西，有时也搞一点小动物的解剖。可惜对于这门科学我也不喜欢.于是就专心念英文，什么狄更斯的《双城记》、朗费罗和惠特曼的诗，都是那个时候学的，但成绩并不佳。教会学校有教会特点的流利的英语会话，我还是不喜欢。校长是美国人叫DR.WHTTE(汉译名魏馥兰)。副校长是郑章成，他是搞生物学的，我还记得他兼大学附中的校长同班的学生，有现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友琴。还有左宗棠的曾孙左景峦，印象比较深，因为1926年北伐经过长沙时，我还到他家看过他。在同一宿舍还有一个无锡人，姓秦，名字忘记了，因为他无事就弹曼陀林，所以我现在还能记住他。其他的同班学生就弄不清楚了。由于五四运动和世界及中国发生的很多重要事情，即使在教会学校，学生的思想也不能不引起很多的波澜，学生会有时甚至请来邵力子做全校的课外讲演。新生学宗教课的人也越来越少。
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两年，见异思迁，又转到东吴大学法科。
沪江大学1952年因院系调整而撤销了。1986年我还去旧校址看过一下，现在是上海机械学院，里面增建了很多和以前建筑风格大不相同的宿舍、图书馆和教学楼，原来很开阔的校园现在弄得很挤，江边筑了堤，也看不见黄浦江了。我还记得的老建筑，就是找住过的宿舍和小教堂、小健身房、女生宿舍，其他就都不认识了。游泳池也填掉了。六十年了，有这些变化，也没有什么奇怪。这个学校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很有名气，因为它的校长刘湛思被南京伪政权和日寇所谋杀。原因是江精卫和日寇强邀他当南京的伪教育部长，他坚决拒绝了。对此，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都予以同情。
东吴大学本校在苏州，法科在上海北四川路昆山路，在一个小教堂—景灵堂的对面。这个法科，正科三年毕业，入学时是收普通大学修业两年的学生。它是个半日大学，下午和晚间上课，因为那些教员都是上海的律师。中国教员有陈霆锐、吴经熊、江一平也有一堂英文课，是一位美国老太太教的，姓名都忘记了。她很简单，用上海《密勒氏评论》(Milmd's Review)周刊作教材，因此接触的都是国际、中国、上海的政治经济情况。每周还搞一点小辩论，教的比较活。此刊1922年后由鲍威尔(Powell）接办，改名《The China weekly Revle》，但中文刊名袭旧，不过叫《密勒氏评论报》，这是美国资产阶级在上海的喉舌。学生学英文的时候利用这个报纸有几大好处，它的语言是当时的报刊语言，不是文学语言;它有时还有一些社论，可以学到一些政论的现代风格:同时还可了解一些比较系统的国际情况。这个周刊还有一栏“读者来信”为着练习英文写作，我记得我曾对这个报纸投过两次读者去信，都刊登了后来，据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它有亲华反日的倾向。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就把鲍威尔捉起来，《评论》也就停刊了。1945年抗战胜利，鲍威尔的儿子约翰·威廉·鲍威尔(].h. William Powell)又在上海把它复刊了，改为月刊，名《China Monthly Review，基本同情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刊物一直办到1953年。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他就把《密勒氏评论报》的固定资产移交给我们，回了美国。
因有亲共的嫌疑，他回国后被牵连进麦卡锡法案里。中美建交以后，他曾多次来中国访问。不知为什么，在法学的专业上我选了商法(COMMERCIAL LAW)，今天看来是一事无成。什么叫商法?要我说一条，也说不出来。至于这个学校的同学，我更没有什么认识的，因为下午上课在同一教室，晚上七时下课大家就散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宿舍。因此，同班同学中没有熟悉到现在还可以记忆得起来的。
在上海的学生时期大约五年虽然转了几个学校.但是和外省同学认识很少，来往也不多。来往的还是四川同学。这些同学中，又基本上以四川成都联合中学的同学为主所以交际面是非常窄的。除了参加成都同学的学生会外，也不参加其他社团。因此五年中新结交的人很少。寒暑假，除南京、西湖和无锡，我也没去过什么别的地方。星期天为着摆脱城市的嚣嚷，就乘从上海到吴淞的小火车找同济大学或中国公学的那些同学玩。偶尔也邀几个同学逛公园。
那时，上海租界有几个比较大的公园。一个是兆丰公园(今之中山公园)，一个是法租界的法国公园(今之复兴公园)。兆丰公园坐落在沪西，那里虽不处于外国租界之内，但由于通往那里的马路是英国人修筑的，因此马路两旁也属于租界管理，这叫作“越界筑路”。去那里路太远，不方便，我们不常去。法国公园当时不对中国人开放。因此我们星期日或假日，有时就去半淞园，它在南市高昌庙附近。半淞园有一条人工河，是引来黄浦江的水，因此便依古诗“剪去吴淞半江水”的意思，取名“半淞园”。园内的风景建筑，有苹香榭、江上草堂、水风亭、剪淞楼，但也有服务性的设施，如杏花村酒店、湖心亭茶室以及照相馆、跑马场等。它更合中国人的习惯，所以星期天只要有几个同学相约的话，总是去半淞园。南市的有轨电车可以一直坐到它的门前，交通还算方便。
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从闸北南市开始，半淞园就在日寇的炮火下炸为废墟。至今在其遗址上仅仅留下“半淞园”、“花园港”这些道路名字，园是没有了。有时也逛当时的新世界和大世界。星期天和假期大概如此混过。
春节的时候，阳翰笙他们在四川会馆组织川剧清唱，我也没有兴趣。在五四运动的末期，四川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同乡会，我参加了。这个同乡会的正式名称叫“上海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
因为支援五卅运动，上海组织了各种人民团体，同乡会就是各种人民团体的一种形式。这个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不过成员限于知识分子。带头的人都是比我年纪大的，有国民党的谢持，有熊晓岩，有留法的数学家何鲁，有留日学生王兆荣(宏实)、漆树芬(南薰)，有国家主义头子曾琦，有(神州日报》的主笔郭步陶，也有郭沫若，这是我认识郭老的开始。至于其他人，同志会一完，也就没有来往了。虽说旅沪学界，但究竟是同乡，其成员是鱼龙混杂的。我们当时不过是学生，也没什么社会地位，仅仅是为了支援五卅运动，所以都参加了。这个同志会还出过一个刊物叫《长虹》(月刊)，我在上面写过一篇追悼何秉彝的文章一篇论闻一多三首爱国诗的文章。它于1925年10月创刊，11月出第二期，只出了两期，和同志会活动的停止而一起消失了。同志会的《五卅案宣言》、《对四川同胞宣言》等有关五卅运动的文件亦刊登在这个刊物上。
这些四川同学分别考人大学后，我住的大学却没有四川学生，跟我来往的四川学生大体上是以下各学校的:南洋大学，原名南洋公学，当时设电机、机械、铁路管理三科，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原名复旦公学，当时设商科、中国文学科、理工科和社会科学科目;同济大学.是用德文的医工学校，地址原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次大战后校址被法国没收，当时设机械学系、土木工程系、医学系;中国公学，地址昊淞;中法工艺专门学校，即是一次大战后，利用原同济校址(辣斐德路)由中法双方合办的;上海大学，1922年成立，地址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校长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教务长邓中夏，社会科学系主任瞿秋白，1927年被国民党封闭。这个上海大学虽然存在不过六年时间，但它是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进入革命队伍的一个摇篮，很多青年都是在那里人党，开始革命工作的。当时上海还另有两个有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但都没有四川学生和我同时在上海上大学的四川同学，大概有彭县小同乡何秉彝、初进成都在储才中学同学半年的上海大学的李硕勋。此外，在成都联合中学的同学在同济大学学医的蒋留芳、王季甫。还有是在成都认识的不是成都中学的同学或者到上海后认识的，有南洋大学的朱代杰上海大学的欧阳继修、何成湘。也还有一些在四川成都的中学同学，他们入了什么大学.已记不大清楚了，如任觉五、王元辉等。此外，和北京大学的陈述明，东南大学的李琢仁、孙元良有通信来往。这些四川同学的情况我现在就第二类、第三类中简单地介绍几位。
一、何秉彝，和我是同县人，小学同学，但中学没有同学。他到上海来的时候，是想学工科，搞工业救国，但终究因为时代的影响，进了上海大学，从事学生运动。我估计他是1924年入党的，不幸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被巡捕开枪打死，牺牲在南京路上，成为有名的五卅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
二、朱代杰，到上海以后认识的，1924年南洋大学毕业，也是上海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我估计他是1925年入党的，1926年到广东后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与我同事一年多。因为蒋介石不喜欢他，就到苏联留学去了。解放以后，任铁道学院的教授。
三、李琢仁，成都华阳中学的学生。考人南京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是位CC分子，解放前夕，跑到台湾，现还在台湾任立法委员。
四、何成湘，是我人党的介绍人之一。
五、欧阳继修，现名阳翰笙，南昌起义后是同郭沫若和我一起在8月4日赶到南昌的。现在是著名剧作家。
六、李硕勋，他晚我一年到上海，进了上海大学。我们俩在成都虽然不同校，但交谊甚厚，来往极多。他1924年入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又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我1925年入党.他是我的介绍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做过一个时期的地下工作，有时我们住在一起。不幸的是1931年他到海南岛视察游击队工作时，被浦牺牲了。1986年，海南党委特别为他在海口竖立了一尊石雕像，我去参加了揭像典礼。忠骨难收，断魂何处，来一越海口，也就稍微心安了。
这些同学中，有的人在上海分手后，也就没有什么来往了;有的大革命当中一起共事，交情极好，如朱代杰;有的分道扬镳去了台湾，如李琢仁、任觉五、王元辉;个别的现在退休在北京，尚有来往，如阳翰笙;有的早就为革命牺牲了，如李硕勋、何秉彝。其中对我在学生时代的思想有极大影响的是李硕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