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刘晓庆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

王世国/文

如今，人们常叹： “一流书法家的润格比不上三流的画家。”在一些卖场，甚至那些名画家的字， 比书法名家的作品润格还要高；许多著名画家耄耋之年便很少画画，就是写字应酬，销路依然看好。这便引得一些作家、演员、名人、学者都纷纷参入书法家的行列，大有争抢书家饭碗之势。人们不由得感慨：“真是好字不如赖画啊！”可是，我们发现，民国时期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字比画贵。

作家贾平凹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巢倾卵覆，一大批官员“下岗”，自谋生路，穷愁潦倒，食不裹腹。不过还有一些人依然锦衣玉食，逍遥自在。这些人有书法一技傍身，因而能够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民国书法名家，实现经济和人格独立。据《海上墨林》记载，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的书画家多达671人。尽管那时国家动荡，经济萧条，战火纷飞，可是由于他们的加入，却带来了中国书法发展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大大刺激了人们购买欲望，促进了书法艺术市场的兴盛。因为需求旺盛，那时的书法贵得惊人。

前清遗老沈曾植的书法作品

民国初年，离京到沪的陈宝琛、张謇、陈三立、朱祖谋、沈曾植、康有为、曾熙、李瑞清、郑孝胥等等，以遗老自居，大多以鬻字为生。他们是前清高官名臣、硕学鸿儒，名气很大，尽管字价很高，但求字者仍络绎不绝。

前清遗老郑孝胥为交通银行题写“交通银行”，延用至今

郑孝胥为交通银行题写“交通银行”四个字，润笔为四千两银子。1915年刊印的初版《词源》两个字，他即收润笔费500两。他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每个字要两千两。尽管已经写好了，可是商务印书馆要求其题款时注明于“民国某某年”，这下激怒了这位大清遗臣，他当场将墨宝付之一炬，一万两白银就这样付诸东流，可他毫不在乎。

前清遗老曾熙的书法作品

不仅这些前清遗老的书法价高字贵，而且民国官员的字也价格不菲。那时，不会画画可以做官，但字写得不好断难当官。此外，武人学文是民国的时风，蒋介石、张凤翙、张伯英、黎元洪、徐世昌、冯玉祥都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时期，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重庆生活困难，便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广告，申明开始鬻字，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时，还是生意兴隆，被人戏称为“书画托拉斯”，7年间他卖字得到五六万块银元。

黎元洪大总统的书法作品

不但这些前清遗老和民国大佬们的字贵，就是马一浮、李叔同、黄侃、闻一多、郁达夫、黄炎培、马公愚等文人学者也卖字，也贵得令人咋舌。学界“狂人”黄侃挂出的书法润例便是：四尺全张以内八元，写扇四元/件，榜书每字四元；另声明为人书作“碑铭墓志”润笔另议，有时还要另加磨墨费一成。他为人写的《九江荆有岩母墓表并篆额》就得到500块银元。

民国黄侃书法作品

要是这样说大家还不清楚的话，这里作个比较：

与画家相比，字比画贵。画坛盟主的吴昌硕自定润例时便称“书画一例”：堂匾廿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六尺八两，横直整张四尺八两、五尺十二两、六尺十六两（一两约1.4元）。而康有为的书法润例：中堂，七尺者三十元，每减一尺减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楹联，四尺者十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这远高于吴昌硕。齐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厂挂单，画一幅扇面才两元，而已有盛名的丰子恺一幅扇面也才三元，还都不及黄侃。

民国康有为书法作品

与作家相比，写字甚于作文。民国时期名作家的收入十分可观。1928年，鲁迅在《日记》中提到的所有收入加起来是5472元。但比起写五个字便得万两白银的郑孝胥来，还差得远啊！

与普通工薪族相比，书法家是属于高收入人群。据记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一个卫生局的科长月收入在30元左右，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月开销不过50多元；北京租一个四合院，每月仅20元左右。如此看来，民国时期的书法名家是标准的高薪族。

马一浮书法作品

如今只所以“画比字贵”，主要是“图像文化”已经取代了“印刷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而以写字为主要艺术表现媒介的书法，自然让位于绘画图像；毛笔不再是日常书写工具，人们对书法的感受和认知完全欠缺，这也损失了书法的群众基础；书法不像绘画那样有直观的形象和丰富的色彩，欣赏抽象的书法需要有更高的审美能力；滥竽充数者遍布江湖，仿佛只要能写毛笔字就是书法家，一般人难辨优劣真假。

郁达夫的书法作品

其实，书法是“瞬间的艺术”，一笔即成，再难修改；而且写字看似简单、简约，却因人人识字，天天见面，很难掩丑藏拙，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书法用笔用墨和结字造形的技术含量极高，学习绘画一年半载就能画得像模像样，可是学习书法没有三年五载临习经典的功夫，则断难见效。所以，最难的就是书法，最贵也应当是书法，多年前宋代黄庭坚书法长卷《砥柱铭》就拍得4.3亿多元，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

（本文原载2023年11月15日《书法报》，标题略有改动）

王世国著《当代书法评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