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赵文尧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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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我应征入伍；1985年12月，我结束了自己十二年的部队生活，在副营股长的职位上，转业回到地方。
纵观我十二年的军旅生涯，我自1974年3月下连队当饲养员开始，一年后当“上士”（1975年），三年后成功提干（1978年），被任命为司务长。之后，我历任副连长（1980年）、连长（1982年）、副营股长（1984年）。最后在1985年，在副营股长的职位上工作一年后，我离开部队，转业回到地方。
因为在部队里，我长期从事后勤伙食工作（当了一年饲养员，三年“上士”两年司务长，两年副连长），所以对于七十年代部队的伙食标准和津贴工资，到今天，虽然过去了四五十年，但我还是记忆犹新。
在七十年代，部队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45斤，包括三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面粉，三分之一的粗粮（玉米和粘小米）。面对每天繁重的训练和工作，如果完全依靠0.45元的伙食标准，肯定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当过兵的都知道，部队除了是战斗队外，还可以说是“生产队”。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很多部队的连队除了有一定量的蔬菜地外，还有以团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种植的农场。
连队的蔬菜地，主要是在原有0.45元的伙食基础上，改善连队日常的蔬菜供应。而部队农场，就是要保障各个连队粮食的供给。
在我当“上士”时（1975年到1978年），我们连队大概有二十多亩菜地。听连里的老兵说，原来我们部队还没移驻前，菜地比现在多得多，估计有一百亩。而团农场开垦的土地，也有将近五六千亩，主要是种植小麦、葵花（榨油）和高梁（扎扫帚用）。
部队的伙食标准是由所处年代决定的，这是客观原因。但每个部队的各个连队的具体伙食情况怎么样，这就要看连队的主观能动性如何了。当时，我们团伙食最好的两个连队是我们连队（二连）和四连，而我们连队伙食比较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就是连队历届主要干部（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三个排长和司务长），都坚持“多劳多得”的传统。
比如说，我们连在到团农场进行劳动时，在完成了规定的劳动任务后，连队还会再安排干部和战士打草（目的是晒干后用车拉回去喂猪）。另外，连里猪养得多，产生的肥料就多，反过来蔬菜地的菜就长得多、长得好。菜地种得好，菜长得多，这连队的伙食就不会差。
连队生活和家庭生活一样，有底子的和没有底子的，伙食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团有不少连队底子差（或者说就没有底子），他们在面对伙食这个问题上，调节和周转的能力就比较差，往往到了年底，就要去团部“预支”。而“有家底”的连队，调节和周转的能力就比较好，完全能做到自给自足。
第二，就是连队历届干部，都能坚持严格自律。
可以说，看一个连队各方面好不好，最关键的就是看这个连队的连长、指导员等干部能不能严格按照标准来要求自己。
比如说在连队杀猪时，连里的战士们是不是每人每次都能吃上猪肉，这是考验连队干部的一个关键点。别的连队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们连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每次杀猪时，连长或指导员都至少要有一个在现场，大家互相监督。
记得当时，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分专业、下连队后，我们来到二连的第三天，有一个高个子新兵，在吃晚饭时，悄悄扔了一个他吃不下的馒头，我们连长看见后，立刻对这位新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然后还要求他连续吃三天的玉米发糕和咸菜，以忆苦思甜。平时，我们连里的干部和战士，都是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照顾。
而说起我能在当一年饲养员和三年“上士”后就提干的原因，离不开我们连长的“慧眼识珠”。
当时，在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在我来到二连时，我们连长每次看到我就笑，说我个子不高不低（一米七一），文化水平还行（在当兵前，我曾上过一年高中），看着也比较机灵。当时的我，听了连长的话，还不明白连长是什么意思。直到在我来到二连的一星期后，连里直接一纸命令，派我到炊事班当饲养员（饲养员，顾名思义，工作就是专职养猪），到了这时，我才明白连长话里的意思。
在当时，仅仅依靠那每人每天0.45元的伙食标准，战士们吃饱倒是没问题，但饭菜里很难有油水。而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为了让大家能吃上肉，每个连队都会养上几头猪。因此可以说，这养猪工作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
记得当时，我们二连一共养了七头猪，每到重大节日时（比如春节、八一和十一），都会宰上一头来改善伙食。而饲养员的工作，就是每天照顾猪的饮食起居（包括早、中、晚三顿饭）。在我当饲养员的那一年里，我认真仔细，把连里的七头猪，养的是膀大腰圆、膘肥体壮。
因此，在1975年3月初，养了一年猪的我，因为工作突出（当时，在养猪的工作之余，因为算术比较好，我也会帮司务长规划计算连里每个月的伙食收支），连里一纸命令下来，我被任命为二连的“上士”（“上士”，也叫给养员，与班长同级，工作就是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负责连里蔬菜和食物的采购工作）。
为什么会有“上士”这个称呼，那是因为在取消军衔制之前（1965年6月，我国取消了军衔制），连队的给养员大多数是由班长级的老兵担任，他们通常是上士军衔，因此在平时，大家也习惯性的称呼他们的军衔——上士。但在取消军衔制后，这个称呼由于习惯，仍然没有变动，大部分部队都是如此，还是以“上士”代替给养员的称呼。
在“上士”的任上，我一干就是三年。这三年里，我在副连长（七十年代在部队，副连长的任务是协助连长处理连里的工作。但具体分配下来后，其实副连长主要是统筹规划连里的伙食工作，也就是带领着司务长、“上士”和炊事班，负责连里的伙食安排和农业生产）和司务长的带领下，认真的为二连战士们每天的伙食努力着。
我不仅详细认真的计算和核实了连队每天伙食收入和支出的情况，还在工作之余帮助司务长，对炊事班每个星期的菜谱，做了合理的统筹规划（确保大家一星期至少吃上一顿大肉）。因此，在担任“上士”的三年里，我多次受到连长、副连长和司务长的表扬。并且，在1977年7月，我被连队列为提干人选；在当年年底，我还到团卫生队进行了提干体检。可以说，到这里，我距离自己成功提干，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一步之遥，还是让我足足焦灼地等待了三个月（当兵，没有不想提干的。因此，当时在进行完提干体检后，我每天都在期待着提干命令的下发）。直到1978年3月的一天晚上（当年老兵退伍后），在吃完饭晚点名时，我们教导员（姓李）忽然出现，然后当着全连战友的面，宣布了我被任命为二连司务长的命令。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当时听完教导员宣布我提干的命令后，我的心里有激动，有开心，但更多的是感慨。毕竟，我一个农村兵，在只上了一年高中（在七十年代，中学是四年制，两年初中，两年高中），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能成功提干留到部队，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我，无疑是幸运的。
在提干后，我由原来每个月15元（当兵第五年）的津贴（当兵前五年，每个月的津贴分别是6、7、8、10、15元），也变为了每个月54元的工资（基础工资是52元，还有两元的补贴）。记得当时，在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我看着手里那39元“巨款”（每个月54元工资，扣除15元伙的食费外，实发到手39元），真是激动的手都在颤抖。
说39元是一笔巨款，这一点也不夸张。记得当时（大概是1976年6月），我还在当“上士”，有一次跟司务长外出买菜时，因为到了中午饭点，又来不及赶回连队吃午饭，司务长就带着我去路边的一家小饭馆，简单的吃了一顿。
记得当时，我们司务长点了一条豆瓣鱼、一个麻婆豆腐、一份素菜汤和两大碗米饭（要粮票）。因为太久没吃鱼（上次吃鱼，还是1976年的春节），那顿饭我食欲大开，吃的是酣畅淋漓。
吃完饭结账时，服务员说一共一元八角钱（当时的正常物价）。当时听了服务员的话，我就立马开始掏钱，心里想着怎么也不能让司务长付钱。但就在我掏钱时，司务长摆了摆手，示意我停下，然后他付了钱。等司务长付完钱，我俩走出饭店后，他笑着对我说，“小赵，在部队里，战士和干部一起外出吃饭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当兵的跑腿，当官的付钱。”
当时听司务长说完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暖意，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部队，真是干部战士一家亲，也真是官兵一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我已淡忘，很多名字也已遗忘，就连司务长的面孔，也逐渐变得模糊了起来，但司务长的那句话，我却一直铭记在心底，直到今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