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刘文彩是四川大邑最为凶残的地主，一生中发明了上百种苛捐杂税，连挖耳屎都要收税，老百姓苦不堪言。可谁能想到，在2010年的一个清明时节，刘文彩的故居前却挤满了前来祭拜的后人。原本预计只有七十多桌的酒席，最后竟然摆了整整二百桌都不够用！
这些后人为何要如此隆重地祭拜一个恶贯满盈的地主？
一、刘家的发家史
清朝末年的大邑县，刘家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地主。刘文彩的祖父刘贵林以种地起家，凭借着几亩薄田和一座简陋的四合院，在乡里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
转机出现在1880年代，刘贵林的长子刘德林发现了一条财路。当时四川正值鸦片贸易兴盛，刘德林瞅准时机，开始经营起了烟馆。一间烟馆开到两间，两间发展到四间，短短几年间，刘家的资产就翻了好几番。
随着家业日渐兴旺，1890年，刘文彩出生在这个正在崛起的地主家庭。那时的刘家已经拥有了一座三进三出的宅院，以及方圆数里的良田。刘德林也从一个普通的地主，变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烟馆大王＂。
在刘文彩十岁那年，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刘家的命运。四川总督锡良派人清查烟馆，刘德林靠着巧妙周旋，不但躲过了官府的追查，还结识了几位在军界颇有势力的官员。从此，刘家不仅有了经济实力，还有了军政背景。
这些军政关系后来成了刘文彩发迹的重要助力。他的堂侄刘湘和弟弟刘文辉，就是在这些关系的推动下，才得以进入军界。一个在川军中当上了师长，一个成了地方军阀，为刘家在四川的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文彩年纪虽小，但生意头脑极为灵活。他发现单靠种地和收租已经满足不了家族的野心，于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他先是扩大了鸦片贸易的范围，接着又开设了当铺，放起了高利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刘文彩抓住了时局动荡的机会。他利用家族在军界的势力，开始大量收购土地。那些因战乱而破产的农户，不得不将祖传的田产贱价卖给刘家。短短几年间，刘家的土地就从几十亩扩张到了上千亩。
到了民国初期，刘文彩更是巧妙地利用军阀混战的局势，左右逢源。他表面上依附于各方势力，暗地里却在扩充自己的武装。他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号称＂团丁＂，实则是一支凶悍的打手队伍。
这支武装不仅保护刘家的产业，还负责追讨债务、威慑佃户。在他们的＂保护＂下，刘家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从大邑县延伸到了周边数县。当地的农民见了刘家的＂团丁＂，比见了官府的衙役还要害怕。
二、权势巅峰时期的统治手段
当刘文彩掌控大邑局势后，他设计了一套令人叹为观止的盘剥体系。1920年，他担任四川税务局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原有税收基础上，添加了数十种新税。
这些税收之苛刻，便是当时的地方官员也不禁咋舌。有位老农曾对邻居说：＂天上下雨要交水税，地里长草要交草税，就连我家那口老井打水，也要交井税！＂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挖耳屎税＂。据当地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回忆，当时街上的掏耳朵师傅每月都要向刘家缴纳五个大洋的＂营业税＂。若是拖欠，刘家的打手就会砸了他们的工具箱。
刘文彩还创造性地发明了＂过街税＂。在集市上，但凡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就得缴纳铜板。为此，他在各个路口都安插了收税人员。一位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去赶集，光过街的钱就要花去半天的收入。＂
除了苛捐杂税，刘文彩还开创了＂一条龙＂式的盘剥模式。他先是在各村设立烟馆，诱使农民吸食鸦片。等农民沾染上瘾，再通过高利贷放债。利息之高，往往一年就要翻上好几番。
最终，这些无力还债的农民，要么典当田产，要么卖儿鬻女。有位老妇人说：＂我的姐姐就是被卖进了刘家的烟馆，后来染上肺病，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在税收和债务之外，刘文彩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私人武装系统。他的＂团丁＂分为内外两支队伍。内队负责看守宅院、追讨债务，外队则负责在乡间维持＂治安＂、收取各种税费。
这支武装的残暴程度，便是当地的县衙都不敢轻易招惹。1930年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丞曾在日记中写道：＂刘家家丁，比土匪还要凶狠。每次出门催租，必定打得遍地哀嚎。＂
刘文彩的统治手腕也相当高明。他深知光靠武力还不够，还要控制当地的政权。于是他通过金钱收买，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了县衙的各个部门。从税务到警务，从商会到乡绅，都有他的眼线。
1935年的一次征收＂节礼税＂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时正值年关，刘文彩突然宣布征收＂节礼税＂。商户们本想联名上书县衙，却发现衙门里早已被刘家的人把持，只得乖乖交税。
这种盘根错节的统治体系，让刘文彩在大邑县一手遮天达十余年之久。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当地百姓见了刘家的人，还要绕道而行，以免横遭不测。
三、刘文彩的家族内部
刘家的大院里，五房姨太太的生活十分显赫。大宅院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五姨太的住所，那是一座融合了中西方风格的三层小楼，门窗都贴着金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一位曾在刘家当过女佣的老人回忆说：＂五姨太的房间里，光是古董花瓶就摆了一屋子。梳妆台上摆满了外国的胭脂水粉，连擦脸用的毛巾都是从法国运来的。＂
五姨太的奢靡生活只是刘家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各房之间明争暗斗不断。大太太出身官宦，常以嫡妻身份压制其他几房。二太太因为生了长子，也不甘示弱。至于三太太和四太太，虽然地位较低，但因为和地方势力有姻亲关系，也都各有靠山。
刘文彩的子女教育却十分严格。他给儿子们请了私塾先生，专门教授四书五经。每到月考，成绩不好的就要受到责罚。一位刘家的老仆人说：＂少爷们考不好，要跪祠堂，一跪就是一整天。＂
然而，这种严格的管教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刘家的几个儿子中，大儿子沉迷鸦片，整日昏昏沉沉；二儿子虽然读过军校，却对经商毫无兴趣；三儿子倒是精明，却总是和族人争夺利益。
族内的矛盾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刘家在大邑的几个分支争夺商会会长的位置，双方都派人四处游说，甚至动用武力威胁对方。最后还是刘文彩出面，才勉强平息了这场纷争。
对待族人，刘文彩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他一方面给族中贫困的子弟发放救济粮，另一方面又通过借贷控制着他们的经济命脉。一位姓刘的老人说：＂那时候，但凡是姓刘的，都得看文彩的脸色行事。＂
族中子弟的婚姻大事，也要经过刘文彩的首肯。他常常利用婚姻来巩固家族势力，与当地的军政要员结亲。据说当时大邑县的几个重要家族，都和刘家有姻亲关系。
然而，这种表面的和睦下隐藏着深深的裂痕。1940年代，一场意外的火灾烧毁了刘家的账房，族中就有人传言是族内人所为。此事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刘家内部的嫌隙却越来越深。
到了1945年，刘家的几个分支已经形同陌路。他们在外虽然还打着刘家的旗号，私下却各自经营，互不往来。有位族老曾感叹道：＂一个大家族，就这样散了。＂
这种内部的分裂，最终成为了刘家统治的隐患。当新中国成立前夕，刘文彩准备南逃时，竟然无人愿意相助。那些曾经受过他恩惠的族人，都选择了明哲保身。
四、解放后的流散与隐匿
1949年，解放军进军四川的消息传来时，刘文彩正在自己的大院里主持家宴。一位当时在场的老仆回忆说：＂那天下午，一个骑马的信使匆匆赶来，在老爷耳边说了几句话，席面就散了。＂
刘文彩立即着手准备南逃。他命人准备了二十多艘船只，将家中值钱的物件装箱运走。据一位参与搬运的老船工回忆：＂光金银首饰就装了几十箱，古董字画更是不计其数。那些箱子太重了，每次搬运都要好几个人合力。＂
然而，在逃亡途中，刘文彩突发疾病，最终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离世。随行的管家将这个消息密不透露，把他草草安葬后就各自散去。直到多年以后，才有人在一座无名坟前认出了这位曾经叱咤一方的地主。
刘文彩的后人面临的处境更为艰难。大儿子因长期吸食鸦片，早已不省人事；二儿子被分配到铁路上工作，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其他子女也都过着清贫的日子。
一位刘家的后人说：＂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说自己是刘家的人。有的改姓，有的搬家，有的干脆隐姓埋名，到外地去讨生活。＂
刘家的产业也都充公了。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宅院被改作了博物馆，专门用来展示旧社会地主阶级的剥削。曾经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董被送往各地博物馆收藏，那些金箔装饰的门窗也都被拆除保存。
有意思的是，刘家后人的谋生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在工厂当了工人，有的去当了教师，还有的到农村务农。一位刘家的孙辈说：＂我爹总说，现在能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比什么都强。＂
家族记忆的传承也很特别。年长的一辈从不主动提起过去的事，但家中的一些老物件却默默地见证着历史。一个搪瓷茶杯、一张泛黄的照片，都成了联系过去的纽带。
到了1980年代，一些刘家的后人开始尝试寻根。他们通过族谱、老照片和口耳相传的故事，慢慢理清了自己的家族脉络。一位从北方来寻根的刘氏后人说：＂虽然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我们总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随着时代变迁，刘文彩的后人也逐渐走出了历史的阴影。他们中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当上了公务员，还有的在海外发展。但不管身在何方，他们都记得自己身上流着同一个祖先的血。
五、2010年的祭祖盛况
2010年清明节前夕，一个普通的春日，大邑县的老街上突然热闹起来。刘文彩的一位孙辈在当地报纸上发布了祭祖通告，原本只是想请几位至亲前来，没想到这个消息在各地刘氏后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筹备组最初只准备了75桌酒席，以为已经足够充裕。但随着时间临近，各地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有从东北打来的，有从广东打来的，甚至还有从国外回来寻根的刘氏后人。
一位参与筹备的族人说：＂电话响个不停，光是登记就登记了好几本。后来实在记不过来了，只好让他们到时候直接来现场报到。＂
祭祖当天，天还没亮，大邑县的街道上就已经站满了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刘氏后人，有的拿着老照片，有的捧着族谱，互相询问着身世渊源。
到了上午九点，原本准备的75桌已经远远不够。组织者不得不紧急调配，最后在附近摆了整整200桌酒席，仍然有不少人只能站着吃饭。
一位从山东来的刘氏后人说：＂我爷爷常说我们是四川大邑的刘家人，但具体是怎么迁到山东的，他也说不清楚。这次来，就是想弄明白这段历史。＂
祭祖仪式上，一些年长的族人带着后辈们参观了刘文彩故居。那些昔日奢华的陈设，现在都成了博物馆的展品。老一辈的人指着展品，给年轻人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一位来自北京的刘氏后人在参观时说：＂我们来不是为了缅怀那段剥削的历史，而是为了了解自己的根在哪里。这就像一个人总得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祭祖活动持续了整整三天。期间，不同地方的刘氏后人互相交换联系方式，记录家族轶事。有人带来了保存多年的老物件，有人展示了祖辈留下的书信，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拼凑出了一幅庞大的家族图谱。
一位在现场拍摄纪录片的记者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有的甚至素未谋面，但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在这里，想要寻找自己家族的来历。＂
活动结束后，许多人都没有立即离开。他们在大邑县四处走访，寻找着祖辈生活过的痕迹。有的去了老街区，有的去了乡下，试图从那些斑驳的老宅子和古旧的街巷中，寻找属于自己家族的记忆。
有趣的是，这次祭祖活动之后，许多刘氏后人开始通过网络保持联系。他们建立了群组，定期交流，互通信息。有的人还专门建立了家族史料库，收集整理各地刘氏后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