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鸿钧和妻子、女儿
秦鸿钧，1911出生，原名秦相猷，沂南县世和庄人、
1937年，秦鸿钧自苏联学成电报收发技术回国时，已是“八一三”事变后了。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建立一座秘密电台，担任报务员。
要在日帝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架设起我党的地下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接上电讯联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上级党组织周密地考虑了秦鸿钧的处境，为使电台工作安全起见，决定让他先在上海建立起一个小家庭。
经过党内同志的介绍，他和韩慧如认识。经过相互了解，两人于这一年结婚，家住金神父路148号一幢花园洋房。
同时，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秦鸿钧在辣斐德路菜市路口设了永益糖果店为掩护。他的公开身份是永益糖果店的老板兼跑外（推销员）。实际上，他就是利用这种公开身份的方便，千方百计为党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利用跑外的机会，购买电台所需要的零件。
与电台有关的零件，在上海无线电料行里有的是，但是他不敢公开到店里去买，免得引起敌人的注意发生意外。他跑了许多地方，设法到各旧货摊上去搜购，东找一点，西凑一点，好不容易才买到了一些能用的零件。有的零件实在买不到，还得动脑筋用其他代用品。就这样，总算拼拼凑凑装成两部收发报机。
有了电台，就有了开展工作的基本基础，但还不能将情报迅速传递，因为电台工作需要架设天线。在日寇的眼皮下，电台天线是不能架在屋子外面的，只能架在隐蔽的地方。
放在什么地方呢？秦鸿钧想了一个极为巧妙的办法。他将天线嵌设在房子的天花板内，然后在天花板的顶端开了一个很小的洞口，天线就从洞口外露出一点线头。工作时将天线接上，工作结束后就将天线抜去。这样既隐蔽，又可以准确而清晰地传通电讯。
每当夜深人静，人们都在熟睡时，正是秦鸿钧集中精力工作的时候。但军警特务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开着汽车来回巡逻，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夫人韩慧如为使他安心工作，经常坐在窗边注视敌人的动静，担任警戒任务。
如果敌人的汽车正往他们的住处开来，韩慧如就要马上告诉秦鸿钧，让他立即停止工作，准备应付万一。但一般不是特别紧急，她是不能轻易打断他的工作的。
秦鸿钧的电台通讯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不止是骏景特务的侦察干扰，他还得排除由于机器破旧而造成的技术上的障碍。韩慧如经常听到秦鸿钧在密不通风的阁楼里，不安地来回走动，时间一持续就是几个钟点，甚至是整个晚上。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机器发生故障，电台接不通了。
电台是用旧货摊上购买的旧零件拼凑起来的，性能比较差。为了应付恶劣的环境，每天要拆装。工作时，把它装起来，结束后又要把它拆开藏好。机器零件更易损坏，产生故障。遇到这种情况，秦鸿钧就总是在狭小的阁楼里来回踱步，思考问题，检查线路，直至故障排除，才肯罢休。
长期晚上高强度工作，严重影响了秦鸿钧的健康。韩慧如很担心他的身体，有时在他工作爬上阁楼劝他合一合眼，休息一会继续工作。秦鸿钧说：“你白天还要上班，赶快下去休息。晚上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来打扰我的工作。”
韩慧如是一所私立小学的教员，工作忙，收入少，家里请不起保姆，因为工作的原因，也不能请保姆，家务事大多由秦鸿钧包下来了。秦鸿钧把时间安排得很好，学习、家务有条有理。
他从工作中切身感受到革命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本领。为了把电码、报告写得又快又好，他就练字，练写阿拉伯字、英文字和汉子。他又重学数学、制图。因为要经常调整天线、修理机器，他又学会了修房子、修理电动机、拍摄照片......这些都与他完成任务和应付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
由于他刻苦顽强的精神，文化水平不断地提高，无线电通讯技术更加熟练，因而能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
有时，秦鸿钧还需要抽出时间亲自去搜集上海各方面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身着西服，头戴礼貌，架上金丝边眼镜，和穿着入时的韩慧如一起外出漫步在黄浦江畔。高耸的大楼前守卫着的伪警察，黄浦江上停着的日本军舰......这些都是秦鸿钧要猎取情报。他们双双来回散步，似乎在观赏江景，实际上却是根据党的指示做着严肃地情报工作。
1939年秋，秦鸿钧奉组织指示，由上海调往哈尔滨工作。哈尔滨属于所谓的伪满洲国，从上海到东北也不是件易事。
为此，秦鸿钧就乔装成一名失业者。韩慧如怀有身孕，就装作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两人带着两岁多的女儿，随身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物品，假称逃荒关外谋生。
当他们乘船途经青岛到大连准备上岸时，由于他们的“入国证”上填写的是到大连找工作，引起了敌人的怀疑。秦鸿钧被带走了，只留下韩慧茹带着孩子在码头等候。
她们从下午一直等到了天黑，也不见人回来。韩慧茹心急如焚。正急得走投无路时，两个日本人将秦鸿钧带了回来。
秦鸿钧的脸已被打肿，但敌人还不想放过他们。一家三口被一起押到了水上“衙门”，继续进行拷打和审查。
日本军警问韩慧茹，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干什么。她说：“我跟丈夫从青岛来，因为我丈夫在青岛没事做，想到这里找点事。”特务转头又问秦鸿钧：“怎么事还没找到，就把女人和孩子带来了？如果找不到事情，你该怎么怎么办？”秦鸿钧说：“穷人家到哪都一样。我们情愿一家人在一起受苦。”特务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打了他好几记耳光，打得嘴角鲜血直流。
敌人又要搜查他们的行李，把所有夹层都撕开。最后翻到一本外文书，这是一本伪装了的密电码，里面夹了各式各样的绣花线和鞋花样。两个鬼子边翻边叽里咕噜。
夫妇俩心急如煎。但敌人并没发现异样，随手就把这本书扔到地下。俩人这才松口气。
尽管没发现什么，但敌人却不打算放过他们，一家人被关入监牢。后来，秦鸿钧要求先放他一人出去，找了保，交了钱，韩慧茹和孩子才被释放。
照理他们应该尽快地离开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赶往哈尔滨，但秦鸿钧却改变了主意，不去哈尔滨，反而要在大连找个地方住下来。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在大连码头上，敌人虽然未能发现什么漏洞而放了他们，很难说狡猾的敌人不会设下圈套，暗地里派条“尾巴”进行盯梢。如果“尾巴”真地跟到哈尔滨，就会牵连到那里的党组织和同志。因此，他决定在大连住一个时期再说。
他们临时租了个马棚。马棚前面几步就是一个厕所，气味特别呛人。秦鸿钧把马粪往边上一扫，拿了几块木板，垫了几块砖头，打了搭了一个简陋的铺，就招呼妻子和孩子睡觉了。
秦鸿钧在上海工作时，是以永益店的“老板”身份作掩护的，韩慧茹是太太身份，一家人住的是花园洋房，雪白的天花板，晶亮的打蜡地板，沙发、卫生设备齐全。现在突然就住进了马房，土墙里尽是虫子，屋子里又暗又潮湿，无边就是一口粪坑，臭气冲鼻。晚上，虫子咬得孩子睡不着觉，一直哭闹，韩慧茹也沉不住气了。
秦鸿钧对妻子说：“你有没有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精神？”韩慧茹说：“当然有啰。”秦鸿钧说道：“我们遇到的还不是生死考验，只是从洋房搬进马棚，见到几只虫子，你还不愉快了，这怎么能说是愿意为中国革命而献身呢？”韩慧茹脸红了。
秦鸿钧笑着说：“我们现在虽然在对敌斗争的困难阶段，但是我们只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消灭，最后的胜利一定会是我们的。”
在大连住了20多天，未发现敌人跟踪的情况，一家人就在1939年10月离开大连前往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他们先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第二天，秦鸿钧即买了一只小红箱子（接头暗号）。
他提着小红箱连找几天，却未能找到党的组织。后来碰到了一位山东的老乡，秦鸿钧有意和他在一起喝酒。在闲聊过程中，他果真发现了线索。山东老乡说：“我在这里混了好几年还是穷光蛋。山东老乡在关外大多数没有混好，只有姓贺的在这里混得还可以。他在道外顾乡屯开了三间门面的杂粮店，算是来到东北发了财。”
秦鸿钧一听姓贺的，估计可能是他的老战友贺百珍。贺百珍也是在苏联学电台技术的，回国后就留在哈尔滨搞地下工作。秦鸿钧1936年赴苏学习，也是通过他的介绍。他开杂粮店，多半是以此为掩护。
他惊喜万分，但表面扔不露声色，继续向这位老乡了解一些其他老乡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秦鸿钧来到了道外顾乡屯。一进村就看到了斜座的三间门面，上面写着“公和成杂粮店”几个大字，一位妇女站立在柜台里面，想来该是贺百珍的家属。
他上前说：“买一斤高粱米。”女主人正在称米时，秦鸿钧走进了账房间，看到了贺百珍。他把帽子一脱，口罩一摘，贺百珍马上认出了他。两人高兴得都一时说不出话。
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曲折艰险，饱受精神和肉体的痛苦，秦鸿钧终于接上了关系。
“公和成杂粮店”就是党组织为了掩护地下电台而开设的，贺百珍就是杂粮店的“老板”。秦鸿钧来到这里，也就成了杂粮店的“伙计”。
他一身短打，腰间系着一条粗布带子，脚上穿着一双钉了底的粗布棉鞋，白天挑水、劈柴、烧饭，拉车送粮、轧面条，什么都敢，很像个学徒工。韩慧茹也就成了学徒工的家属。
他们在道外农村租了一间草房住了下来。秦鸿钧对韩慧茹交代了必须做到的三件事：一，尽快学会农村妇女的打扮和生活习惯；二，按照学徒生活的水平安排家里的生活；三，每天要打扫院子，和邻居搞好关系。
一天，秦鸿钧从外边买来了一张桌子和两只小凳子。韩慧茹责备他说：“一样花钱，为什么不买两把椅子呢？”秦鸿钧说：“周围邻居谁家桌子旁边放椅子的？”
从这些生活小事，可以看出秦鸿钧的革命警惕性是很高的，有丰富的搞地下工作的经验。
哈尔滨的生活比起上海要艰苦得多，吃的不是大米和白面，而是高粱和杂合面。这些东西做出的干粮很粗，孩子小不懂事，哭着不愿意吃，韩慧茹有点心痛，就让秦鸿钧想办法买点细粮给孩子吃，但秦鸿钧拒绝了。
不是他不愿意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而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危险。他说：“我们现在过的是学徒生活。如果好的东西买多了，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孩子一两顿不吃，说明他的肚子不饿，时间长了，不仅会吃，而且还会习惯的。”果然，孩子慢慢地学会吃杂粮了。
秦鸿钧当学徒工，要每天拖着车子，背着麻袋给人家送粮，回家要帮“老板”家劈柴烧水，晚上要和贺百珍共同搞电台工作，人很劳累，比起在上海做“永益糖果店”老板要辛苦得多，但他毫不介意，认为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在东北的城市强化汉奸特务组织，破坏抗日工作，对外来人员的检查更为严格。秦鸿钧一家虽在哈尔滨租房住了下来，他也在粮店开始了学徒生活，但日特始终没有放过对新搬来的这家人的严密审查和盘问。
有一次，日本特务来查秦鸿钧的住处，问韩慧茹：“你是什么地方人？”她答道：“我是山东沂水县世和庄人。”她没有说自己的河北籍贯，因为穷人一般都是在本村附近找对象结婚的。
日特又问：“世和庄在城哪边？”韩慧茹从未去过沂水世和庄，秦鸿钧也没告诉他世和庄在县城的哪个方向，但她没有犹豫，顺口就答了个方向。实际上她说错了，但这没关系，因为日本特务根本不知道世和庄在哪，他要的是人的表情。如果对方回答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就可能被带走。
在敌人的心脏里开展秘密工作，要特别细心、谨慎，不能有丝毫的急躁和疏忽。有一次，秦鸿钧发现秦鸿钧在外边上厕所时用了手纸，便马上加以制止，因为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是贫苦家庭，上厕所连草纸都不用，而是用高粱杆来代替。如果用了草纸被敌人发现，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过去曾经因为在生活细节上不仔细，而牺牲了一些同志。
1940年2月，秦鸿钧的第二个孩子出世，取名“滨生”。1940年5月，秦鸿钧夫妇又受命回上海工作。
他们取道天津、青岛，再坐船回上海。一路比较顺利，当他们准备从青岛返回上海时，忽然接到哈尔滨贺百珍家属的一封信。
信上有这样几句话：“我原来给你们的小孩起的名字不吉利，你们把他的名字改了吧。”这话是双方离开哈尔滨时约定的暗号。这说明贺百珍已被捕。
为了防止意外在发生，秦鸿钧将孩子的名字“滨生”改为“小小”，并迅速改变回上海的路线，由原来从青岛出发乘船回上海，改为乘火车经济南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