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一名71岁的老党员曾达斋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想恢复原名。理由是：用回原来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中央经过考虑后，最终同意了这个决定。

于是，这名老人在被叫了将近40年“曾达斋”后，又重新恢复了当年的名字——袁殊。

图|袁殊

重新恢复本名后的袁殊后来还曾到自己的老上级潘汉年的老家去，凭吊与怀念当年的老战友，当回忆起过去那段艰辛岁月时，老人晚年总是涕泪交加，因为他过去的经历身份，太坎坷太复杂。

时间回到四十多年前，袁殊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但同样也是“臭名昭著”，他最多时一人曾身兼五重身份，中共地下党员、中统特工，还打入过军统，加入过青红帮，还在日伪情报组织潜伏过。尽管很多影视剧中，都有以袁殊为原型的人物，但依然很难体现出这个人的生平。

从这五重身份拨开去，其中最真实的，自然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重身份。

袁殊本名袁学易，至于袁殊这个名字，是他在1928年参加五卅运动时改的。最初袁殊的父亲、同盟会会员袁晓岚通过关系将儿子送到上海立达学院的时候，袁殊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还加入了“黑色青年”团体，那时中国正处于旧社会一片黑暗之中，举凡有志青年，莫不为拯救国家民族探寻一条出路，袁殊自然也不例外。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袁殊父亲的好友胡抱一当时正担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他任命袁殊为自己的秘书，还将他带到了南京，袁殊也与此同时加入了国民党。

大革命失败以后，袁殊也被蒋介石清党离开南京，转赴上海，后来又到日本留学。

袁殊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思想上日益左倾。

1931年初，袁殊参加“联合剧社”的演出，并参与创办了周刊《文艺新闻》，后来成为左翼文学发刊时间最长的刊物，并加入了左联。也就是在担任社长期间，袁殊与冯雪峰、潘梓年等人密切交往，并同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对于袁殊的请求，中共地下党组织一开始考虑他复杂的身份地位，曾有过几番考虑，经再三思考，才决定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0月，中央特科二科科长潘汉年携助手欧阳新，在静安寺旁一家咖啡馆约见了袁殊，口头通知了同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袁殊无疑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就在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几个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了。

图|袁殊1927年拍摄于北伐途中

顾顺章长期掌握中央特科，很多党组织间的秘密联系，都是由他负责的，包括上海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的联系渠道，也是顾顺章掌握的，如果不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将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送出来，上海的党中央很有可能就被一网打尽了。

尽管消息通知的是很及时，但以往与顾顺章有联系的交通渠道以及潜伏的地下关系，自然也是不能再动用。

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被迫转移，潘汉年接替陈赓职务，开始重建党的秘密情报关系，袁殊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尽管此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面临举国的白色恐怖，但袁殊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其中，并接受潘汉年的安排，打入敌人的内部去工作。

潘汉年仔细叮嘱袁殊：

“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共产党员要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包括生命，包括名誉，我们要做无名英雄……”

负责同袁殊单线联系的欧阳新（当时化名王子春）也嘱咐袁殊：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你甚至会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但是，党是知道你的。”

随后袁殊坚定地表示，自己将不辱使命。

图|袁殊在日本东京留学时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袁殊历经磨难，最后活到了新中国成立，而欧阳新却牺牲在1937年，一直到牺牲，袁殊包括党组织大多数人在内，都不知道欧阳新本名叫什么，因为他用过太多化名，只知道他姓刘，可能是湖北人，这么一点模糊的消息，有关他是怎样的出身来历，如今我们已经全然不知晓。

正巧当时欧阳新也凭借在上海市社会局内部的关系，在其中搜集情报，党组织要求袁殊打入上海市社会局。袁殊凭借与自己的表兄，黄埔一期毕业的贾伯涛，认识了当时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吴醒亚一方面同贾伯涛的关系好（同样也碍于他的身份地位），另外一方面，吴醒亚与袁殊的父亲有旧交，当年是袁殊的父亲提点吴醒亚到广州投奔陈立夫。

凭借多重关系，袁殊很顺利地便打入中统内部。

袁殊开始旷工，多日不去《文艺新闻》周刊上班，也引起了身边人的怀疑，袁殊的好友楼适夷对他的行为深表不满，两人曾有过一次谈心，但袁殊基于党组织纪律，不可能将所有的秘密和盘托出，只是很隐晦的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以后，我可能会在社会上搞得身败名裂了……”

袁殊这位创始人的离去，直接导致了左联发行时间最长的周刊《文艺新闻》于1932年停办了。

在吴醒亚的安排下，袁殊担任了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但私底下却担任了CC派系——干社情报股股长，负责对日情报工作。

图|潘汉年

在参加南京政府记者招待会期间，袁殊结识了驻沪日本副领事岩井英一，岩井英一见袁殊有留日背景，还精通日文，觉得可以拉拢，袁殊也有意打通这层关系，于是两人开始主动联系，岩井英一每个月给袁殊200元，作为特别交际费用。

凭借着与各方的关系，袁殊不断地加重自己身上的筹码，1934年5月，袁殊拜青红帮大佬曹幼珊为师，正式成为了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辈儿的青红帮大佬（也有一说是在1937年4月）。

然而就在袁殊在敌人内部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党组织上却对袁殊产生了误解，一方面是他家庭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是中统内部的情况，令人产生了不信任案，所以袁殊被剔除在名单之外了。

可当时袁殊对这一切还是一无所知。

1935年初，袁殊两次通过地下党组织渠道，联系欧阳新，结果两次都没见到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对于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是一个灭顶之灾，焦急之余，袁殊只好改联系夏衍，但夏衍知道袁殊的情况，一开始不肯为他递交信件，在袁殊再三请求之下，袁殊将信递给了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蔡厚叔。

然而蔡厚叔当时刚被调入负责第三共产国际特工组织任职，所以这封信被莫名带入新组织，第三共产国际特工组织派人来与袁殊接上了关系，等于变相的恢复了袁殊的党组织关系。遗憾的是，后来军统在上海破获了第三共产国际组织，有人供出了身为下线的袁殊，军统逮捕了袁殊。

图|戴笠

好在袁殊的父亲得知消息后，连夜请陈立夫出面，陈立夫又去找了戴笠，戴笠碍于情面，最终答应不处理袁殊，只是将他关在监狱中。更令袁殊想不到的是，当时军统也看上了他，想要吸收他加入军统。

当时狱外，中统情报部门与日本驻沪领事馆都积极营救，以至于袁殊在狱中受到很好的照顾，甚至比在狱外生活得更滋润。本来已经被判刑两年的袁殊，当年就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袁殊，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父亲在他入狱期间病故，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原本军统让他回上海联系陈立夫，但袁殊却想寻求党组织关系，后来通过党外人士的关系，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络。

这时袁殊身份依然很复杂，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特务头子岩井英一很看重他，中统想重新吸收他到麾下，军统的戴笠当时也急需要一个精通日语的人才，经杜月笙推荐后也找上了袁殊。

袁殊经岩井英一安排先赴日留学了一段时间，归国后重新加入中统，并且还接受戴笠抛过来的橄榄枝，担任军统在上海的国际情报组织少将处长，并接受军统每个月给的300元特别经费。至此年仅26岁的袁殊开始身兼五重身份，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不断地套取情报，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袁殊化妆成日本学生，潜入敌人阵地，伺机获取情报，日军见他精通日语，竟然丝毫不加以怀疑，任由他出入。

图|袁殊

尽管如此，袁殊最想的，还是恢复同党组织的联系。

1937年袁殊回国后，一面与中统取得联系，一面凭借冯雪峰的关系，与潘汉年取得联系，并以非中共党员的身份，为党组织提供情报，袁殊后来之所以选择加入中统，也是受了潘汉年的指示。

上海沦陷后，袁殊一个人身兼数重身份独占上海，既代表军统，负责刺杀日伪高官，又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伺机获取日伪情报，他曾把一份日军军用地图撕成条状，夹在一本书中交给潘汉年，袁殊无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共党员，也正是在1937年年底，经潘汉年向中央请示，正式恢复了袁殊的组织关系。

有了党组织成员的帮助，袁殊在敌营潜伏更加得心应手。

1938年，岩井英一回到上海以后，袁殊经请示潘汉年以后，与岩井英一迅速取得了联系，并以军统的身份，打入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然而因为一场意外，使得袁殊突然暴露。

1939年，军统局戴笠安排袁殊刺杀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李士群。

李士群以前曾是中共党员，后来叛变投靠中统，抗战时又投靠日伪成为汉奸，当时在上海潜伏的军统特工曾几次筹划刺杀李士群，但李士群生性狡猾，每次刺杀都失败。

袁殊接到任务后，立马开始着手策划，但还没等行动，就因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被捕叛变而失败，袁殊本人也被李士群抓捕。

图|李士群

李士群在狱中威逼利诱，袁殊却很淡然，因为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靠山没有动用。趁着妻子马景星往牢里送衣服的功夫，袁殊赶紧吩咐妻子：

“去找潘汉年。”

潘汉年一听，紧张之余仔细思索了片刻，然后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并告诉马景星：

“打个电话，通知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救人。”

岩井英一一听说袁殊被76号抓住了，立即来找李士群要人，李士群也只能是无奈放人。但至此，袁殊“为日本人做事”的地下行动，彻底转为在明处。

袁殊利用日军内部的矛盾，建议岩井英一搞了一个“兴亚建国运动”的方案凭借着岩井英一的关系，袁殊直接打入了汪伪政府之中，担任汪伪政府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可以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的存在就连汪精卫也赶到心惊肉跳，生怕自己一个不慎就被替代了。

日本人对于中国人“分而治之”的想法，既扶持汪精卫，又不让他的势力更大。他们迫切需要扶持另外一支力量来遏制汪精卫

而袁殊的出现，恰恰符合日本人的这一需求。

岩井英一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他越来越信任袁殊，甚至把岩井公馆也交给袁殊打理，他哪里知道，一个日本人的情报组织机构，竟然会被中共地下党给掌握了。

袁殊打入汪伪中枢后，在后来的几年时间中，连续不断地送出大量的情报，当然为了让假戏做得更逼真一些，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会刻意制造一些假情报，故意让袁殊去破获，向日本人邀功的同时，还能帮他进一步的获取信任。

图|1948年袁殊在大连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由于抗战之初很多民主党派、左联等进步人士都居住在香港，香港沦陷后，这些人的生存遭到很大威胁。潘汉年接到周恩来的急电后，立即指示袁殊，利用特殊关系，将这批人送出香港。

袁殊直接找到岩井英一，并对他说：

“我想抽调一部分在香港的同事来增加在上海的力量。”

岩井英一不疑有他，立即批准，并一下子开出了大量的通行证，潘汉年与袁殊拿着这些通行证，将陷在香港的800多名进步人士安全转移，这些人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等人。

不仅仅是如此，事实上就在袁殊潜伏汪伪高层期间，他所传递出的情报，大多都是有关日伪高层在战略方面的情报，甚至还有部分情报，极大的改变了战争局势的走向，如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方面对于日军动向格外关注，担心日军北上配合德国夹击，但袁殊通过汪伪高层获取的情报分析得知，日美谈判破裂，日本可能对美宣战。

1941年7月10日，袁殊通过潘汉年将情报送往延安，延安方面立即转送苏联，据此情报，苏联调动远东方面军东撤回援。极大地改变了二战的局势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袁殊洗白了“汉奸”的身份，摇身一变又称为军统直属的第三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然而袁殊这时已经不愿再为国民党当局卖命，他将收拢来的日伪当局的金银钱财变卖后，全部移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后，与几名地下党组织成员连夜撤离到解放区，国民党当局这才意识到，袁殊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对他发出了通缉令。

尽管袁殊已经回到党组织怀抱，但考虑到他抗战时期身份的影响，党组织建议他改名为曾达斋，级别定为旅级。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殊便是以曾达斋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于1947年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

图|1984年袁殊（右二）在江南旅游时照片

袁殊重新回到党组织以后，被安排到李克农主持的情报部门工作，因在日伪当局多年，袁殊对日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被人们誉为“日本问题专家”，那时的袁殊尽管不能再以原名出现在人们面前，但能够为党为国家继续工作，袁殊总是充满了干劲。

因为过于复杂的社会经历，袁殊也曾受过冤枉，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1982年9月6日，袁殊的历史问题彻底被调查清楚，党组织也归还了袁殊所有财产，而且承认他在1931年入党的事实，连同待遇也被恢复，一生饱经沧桑的袁殊终于等来了真相大白的一天。

考虑再三，袁殊向上级提出请求，希望恢复原名，经中央考虑后批示：同意。

至此，袁殊这个名字，又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

据说袁殊晚年经常一个人在家守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八十年代，电视剧《敌营十八年》正在热播，袁殊看了后却很不屑：

“白区地下工作要是照这个搞法，半天都混不下去。”

袁殊的晚年是很平淡安宁，尽管他时不时地仍然会想到过去，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老人忍不住老泪纵横……

“所有功劳统统都是党的。别看我现在没什么钱，我这一辈子无愧于党的工作。”

袁殊晚年不愿意写回忆录，还嘱咐子女也不要写，子女一旦问起他在过去的革命经历，老人总会一脸神秘地说：

“这些都是党的机密，不能随便讲。”

图|袁殊文集

在袁殊去世以后，他的子女想找到父亲生前留下的七八本日记，却被保姆告知，袁殊在去世半年前曾烧掉一些东西。

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病逝，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国家安全部门数百人向袁殊的遗体告别，袁殊的骨灰盒被覆盖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安放在八宝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