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偶尔听到袁阔成老师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时，就会不由得令我回想起自己与最敬爱的老师--袁阔成先生生前所一起相处的那些美好的时光……
袁阔成诞辰90周年现场（摄影：冯赣勇）
童年时街头喇叭听评书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匮乏是较难理解的，那时听广播电台的评书连播是很多人的选择。而这中间有许多人就是听着袁阔成说的书长大的。记得从我系着红领巾的时候，就开始迷起袁阔成先生播讲的评书。那时中午放学一回家，就赶紧打开家中仅有的一台四个灯的小电子管收音机，预备收听评书节目。当时每到中午评书连播节目时间，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被吸引到收音机前。既使街头的广播喇叭，也引起着众多路人的驻足倾听。有时我偶尔回不了家也曾加入过这个行列。
袁阔成先生（摄影：蔡国屏）
当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烈火金刚》、《赤胆忠心》、《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红岩》、《欧阳海之歌》、《古城春色》等现代书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由衷地钦佩他的演播艺术，并总想同他见上一面。
1975年表演《水浒》
记得上世纪的1979年6月，我从《北京日报》上获悉，沈阳曲艺团进京参加建国30年献礼演出，特邀袁阔成先生来京助演，于是，我立刻赶去买了一张最贵的前排好票，在当时的正义路礼堂，我激动地亲眼目睹了袁先生的表演风采，一段由他说的精彩《桃花庄》，也永远留在了我的美好记忆中……
成年后有缘成为同事
记者和袁阔成先生真是有缘分。做梦都想不到，多年以后，我们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竟成了同事。而且，我还有幸亲自参与了他的创作活动。从已录制完成的长篇电视评书《胸中自有雄兵百万》（10集）、《金钱镖》（52集）、《碧眼金蟾》（100集，与辽宁电视台合作）、《薛刚反唐》（100集）、《神州擂》（70集）等，我们始终相处在一种极为密切和谐的创作环境中。
首次与袁老师合影
记者永远也忘不了和袁老师的第一张合影。那是1991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广播剧城举行庆祝建党70周年文艺演出，当我得知演员中有袁阔成先生，就来到后台找他，这是我第二次零距离同他见面，故无比激动地留下了我们的第一张合影。而后来我们在一起共同创作的日子里，几乎每个月都得见上几面。每次都聚在一起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和老师谈天说地，聊得十分开心。像北京的气象宾馆、兵团大厦、建银大厦、小半岛餐馆等地，经常是我们聚会的地方。记得每次用餐时，袁老师都自己带一个小酒壶，然后跟服务员要一杯热水，把酒倒好后兑一点热水。而每次餐后结账总是袁老师买单。谁要争着买单他跟谁急……
在先生家与老师合影（摄影：王炬）
同袁老师在一起交谈，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风趣幽默的语言，不仅使你时而不断地开怀大笑，而且还会让你在笑声中潜移默化地吸取一些历史知识以及如何做人的道理。有时他兴起，还会自然而然地带出一些表现各色人物或小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录制《薛刚反唐》留影（摄影：陈胜利）
在生活上他老人家对我们小字辈关怀备至，而在工作中他却一丝不苟，为此大家都很敬畏他。通过与他20多年的合作，他对待艺术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以及他深厚扎实的艺术功底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工作中，他时常将已录过的书，为了一点瑕疵推翻重来。尽管这样，他还是请剧组的同志们多提意见。他总是坦诚而诙谐地说：“我这绝不是谦虚。我七十多岁的人了，没事儿让你们一帮小青年给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找毛病，我神经吗？我是真心希望把书录得精彩。你们是第一观众，如果你们认为哪儿点儿不妥，或者听着不给劲，就提出来，我立马打住。咱们研究好方案我再接着往下说。咱可一定得对得起听众观众才行……”
记者采访袁阔成（摄影：刘力捷）
袁老师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在录制节目中，整个大部头的书都在他脑子里装着。有时一集因口误或其它原因等反复说上几遍，虽说每遍用词不绝对一样，但大体情节却是八九不离十。需要补录哪一段，只要向他提出并告其所需时间，他信口就说，不仅情节分毫不差，而且时间绝对准确，真是令人惊讶。
与记者所在采访组合影
袁先生人老心却不老，他思想新，特别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为了使评书艺术拥有更多的青年观众，他总是冥思苦想地寻求探索新的演播方式。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说：“我说书,就好自己和自己较劲……为什么以前书中‘满堂彩’的地方，现在的青年人就没什么反应呢？是书的故事落伍了？还是时代前进了，年轻人不爱听书了？我真得好好下功夫研究，改进改进……”
录制评书《灞桥挑袍》（摄影：冯赣勇）
为此他潜心研究《三国演义》新的演播技巧，以“《三国演义》中的十万个为什么”、“《三国演义》是百科全书”、“《三国演义》是大人才库”等题目为新的视角点，运用现代语言将《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名段，融会贯通地进行夹叙夹议的艺术表述。使之更为通俗易懂，极富趣味性。
录制评书《薛刚反唐》（摄影：冯赣勇）
1995年3月，我同他去沈阳参加辽宁电视台‘《评书连播》开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精品节目录像中，他把研究“成果”进行了尝试。一个取才于《三国》中的著名小段《灞桥挑袍》，通过他新颖的；绘声绘色的表演，受到了在场的众多青年学生观众们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学生们争着让他签名同他合影留念。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为袁先生的辛勤耕耘又有了新收获而深感欣慰。事后，当我衷心地祝贺他表演成功的时候，袁老却非常冷静地说：“这才哪儿到哪儿？学海无涯；艺无止境，还得且琢磨呢……”袁老师对待评书艺术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再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
与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留影（摄影：冯赣勇）
为了迎接举世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为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艺术总监的袁阔成先生与其学生，也是大地评书研究所所长的张少佐，精心策划组织完成了“评书说奥运”系列节目。特别是在2008年8月8日，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联手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共同精心打造的这档节目，伴随着奥运会的开幕渐入了佳境。
萨马兰奇颁奖（摄影：冯赣勇）
在这档节目的创作上，袁阔成和著名青年评书演员张少佐等组成的演员团队，充分搜集素材，广泛听取建议，积极投入创作，力求打造精品。在8月8日至8月24日中央台文艺之声每天上午11：30播出的《今古传奇》评书栏目中直播《评书说奥运》。在以“评书说奥运天天有奇闻”为创作宗旨的前提下，节目以寻找赛程热点，搜集花絮新闻，宣传奥运精神为主题，用评书艺术手段演播的一段段情节曲折动人的故事，受到了全国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而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文艺之声“评书说奥运”节目的顺利播出，8月1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先生，首次向中国评书演员颁发“国际公平竞争奖”奖杯，袁阔成先生的学生，评书演员张少佐获此殊荣。
袁阔成先生的艺术经历
与袁阔成先生成为师生与同事的关系后，我在参与录制他演播的作品同时，也潜心研究他的创作风格与艺术经历，并由此获益匪浅。2006年9月23日晚，在江苏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晚会上，首批荣获“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的十名曲艺家及曲艺工作者诞生。而作为首获十名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者中，评书表演艺术家只有袁阔成先生一人，足以可见袁先生在评书艺术中的深厚造诣。
1963年在大庆与王进喜在一起
作为出身评书世家的袁阔成先生，1929年农历7月20日，诞生于天津市虹桥区树德里大街1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原名袁麟，师从金杰立老先生，后由师父赐名为袁阔成。其祖父袁霭棠是北京清末著名评书大家，伯父袁傑亭、袁傑英和父亲袁傑武，在评书界号称“袁氏三杰”他们以擅长说《五女七贞》（即施公案）而享誉书坛。他自幼在私塾读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八岁开始随父学习评书，十三岁拜评书大家金傑力先生为师，起艺名袁阔成，正式登台说书，得到了评书大师陈士和先生的指点，并学习《聊斋》的表演。
袁阔成在山区为农民演出
1947年，他十八岁在沈阳东雅轩说书，“挑帘红”一举成名。长期在北京、天津、唐山、哈尔滨、营口、秦皇岛、山海关等地献艺。1948年山海关解放，创作表演了一段新节目《迎解放》，并在书馆演说《小二黑结婚》和《吕梁英雄传》，由此开创说现代评书之先河，成为说新书的第一人，当时，曾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推广新内容”的表彰，并赠送了他一面锦旗。
书海无涯苦做舟
1950年，他受河北唐山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录播《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灵泉洞》等十几部现代评书，受其影响，全国掀起了录播、演说新书的热潮，纷纷学习效仿，袁阔成此时成为说新书的一个符号。
袁阔成与刘宝瑞、赵连甲等合影
1955年，他应湖北武汉民众乐园邀请，演出《水浒传》两个月，演出火爆，反响强烈，武汉所有书馆都关了张，演员、老板和观众一起去民众乐园观看袁阔成的表演，堪称“净街王”。 1955年回到北京在朝阳门外日坛书社表演《吕四娘》，一个月，天天爆满，不得不卖站票，由于观众太多，连窗台上都摆满了茶壶，当时业界和观众评论，袁阔成表演的《吕四娘》火！大火！特火！因同行的嫉妒排挤，袁阔成被迫离开了北京，一走就三十年。
1972年表演《敌后武工队》
1956年，袁阔成来到辽宁营口，在红星茶社表演《火烧红莲寺》，并参与创办营口市说唱团，任副团长、团长职务，成为一名正式在编的新中国评书演员。1958年，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根据《林海雪原》精心改编排练了《舌战小炉匠》，获得全国曲艺汇演优秀奖，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曲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理事，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且参加全国巡演，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
1975年录书之前看看报
1958年后，袁阔成先生成为全国的“说新书的带头人。”他打破传统表演形式，开始了评书表演的改革，大胆创新，撤掉书桌，把评书的“半身艺术”变成了说表并重的“全身艺术”。全国巡演结束不久，就受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开辟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新书，先后播讲了《林海雪原》、《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赤胆忠心》、《红岩》《旋流》等。这一新栏目开播后，成为全国听众熟悉和最喜爱的广播栏目之一。特别是中央台后来开播的《袁阔成书场》，特别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
1976年演出照
1960年，袁阔成先生参加全国第二届文代会，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1961年，《人民日报》发表袁阔成口述的《评书演员话今夕》，讲述他自己的说书经历，1962年，他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录播电视评书《肖飞买药》、《李自成》等，是最早把评书带到电视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在中国曲协在辽宁召开的新书好书座谈会上，袁阔成示范演出了《许云峰赴宴》轰动一时，周桓将军亲自给予肯定、指导并排练。
录制《碧眼金蝉》（摄影：冯赣勇）
1964年，袁阔成到全国各地示范表演新评书，并且进行讲学辅导，此时全国有一大批评书演员和故事员纷纷学习，有的专门到营口求教，在评书界里，有无徒宗袁之说，这个时期他对评书的传播推广，推进了评书的发展和改革，影响了一大批未来的评书大家，春风文艺出版社特意出版了袁阔成作品专辑《革命故事》，全国发售，以便学习。此时中国唱片总公司，为他灌制了中国第一张评书唱片《三声笛》，后来又陆续灌制了《肖飞买药》、《许云峰赴宴》等作品，是至今唯一一位灌制唱片的评书艺术家。这一时期他还认真录播了反应非洲黑人题材的评书《赤道战鼓》，播出后行业内、行业外反响强烈，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话题。
1984年白帝城前怀古
1969年，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受现代京剧的启发，袁阔成编排了交响乐评书《毛主席一家六烈士》，这是评书这门说表并重的艺术形式，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至今无有超越。1979年，建国三十年献礼编排表演了《桃花庄》，获得表演一等奖，得到国务院和文化部的嘉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象更新，恢复了传统书，他满怀激情的录播了长篇评书《水泊梁山》，这部书尽显了他的基本功扎实、口齿清晰、表演生动、节奏明快，人物鲜活、侠骨豪情、风格独特，难以比拟，成为“短打”评书精品之作，在评书界成为领军人物。
与广播电视结下不解之缘
袁阔成先生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着不解之缘的情谊。他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同中央台合作。先是演播评书小段，而后逐渐开讲长篇大书，而且一发不可收。1981年，他录制的长篇巨著《三国演义》，以古书新说的形式，为传统书融进了现代词汇，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演技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可以说是他评书艺术创作中的里程碑之作。
录制电视评书《三国演义》
当年评书《三国演义》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数以万计的听众来信，深受国内外广大听众的欢迎。人们说：“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他的名字像《三国演义》的故事一样，妇孺皆知，家欲户晓。每当同他谈到与中央台的合作，袁老师都非常激动。他深有感触的说：“我的书之所以说得比较规矩、正统，不那么‘海’……全都归功于中央台编辑们的严谨把关。如果没有编辑们的辛勤劳动与通力合作，我个人本事再大，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一点儿成绩……”
上海台开播《三国演义》仪式上
袁阔成先生的评书作品通过广播传遍了中华的神州大地，在当年曾风靡一时，整整影响教育了几代人。而在这漫长的演艺生涯中，他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与广播电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袁阔成先生与广播电视算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缘。一次应《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的约稿，记者就这个话题曾连续两天抽时间采访了袁阔成先生。
辽宁电视台评书开播十周年
第一次采访袁先生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咖啡厅进行的，也许是受当时周围环境的影响，我感觉我们交谈的气氛过于严肃。虽说如此，但袁先生那风趣幽默的语言还是偶尔会带出一些浪花。面对我的采访机，袁先生娓娓道来：“评书这种传统的口头文学形式之所以流传至今，主要是其寓教于乐的特点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这中间，说书艺人经过了一个从书场到剧场；从剧场走进广播；再后来又上了电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这几个过程从书目选择、演播技巧以及对演员的要求等众多方面也都不一样。”
同中央台领导在录制现场（摄影：王炬）
“所谓不一样，是指演员在有意无意之间的一种变革。说实在的，刚开始录广播电视的评书，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磨合学习提高的过程。过去在书场说书，演员只要清水脸，把脸刮的干干净净，头发梳整齐就行了，这也是对观众的尊敬。可现在上电视再这样就不行了。不仅要有整套的化服道、灯光布景，而且说书的时间标准严格，演播内容要引人入胜，语言要生动精练等等。照搬你在书场上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要不怎么有‘宁演八场，不录一讲’的说法呢。”
给上海东方台录制节目
“我从1950年就开始在电台播讲现代书《小二黑结婚》，以后又播讲过《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不下十几部。在演播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我这个人好跟自己较劲。备书时下功夫，生活中注意观察，总是想方设法要把一些现代词汇巧妙贴切地用于我的书中，让听众听着既开心又有所得，而且尽量争取达到与书中的故事产生共鸣的效果。”
录制《神州擂》（摄影：冯赣勇）
“广播评书有它的特点，那就是听着随意，不受时间地点的束缚。不管你是洗衣服做饭干杂事，都不耽误收听。如果书好，演员讲的精彩，还能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空间。往往你在书场表演中的一个精彩亮相，会带来观众的一片喝彩和掌声，可在广播中，因为听众看不到你的表演，这短促的几秒钟亮相，听众就会以为你把词给忘了。所以这就对演员的功力及适应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说书就是抓住一个“魂”字，我始终认为，说书不把书魂给说出来，那怎么能打动听众呢？”
同焦乃积导演在央视春晚
话题转到电视评书，袁先生说：“我涉足电视可能还比较早，大约于1962年开始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录制节目。 当时录的全是小段。第一部录的是《萧飞买药》，后来又录了《李自成》。过去电视录像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好几台机位一架，机器一打点就走，出了错景别一换改起来也方便。那时可不成，你说错一句，导演就得吓趴下，因为一错全得重录。”
录制评书《转战陕北》（摄影：王炬）
“我记得第一次录像时，我课备得原本挺扎实，可经不住导演一番叮嘱，弄得我倒不自信了。导演说：‘您最好是一气哈成，尽量别出错，错了弄不好还得重来。’他不说还好，他这一说我倒紧张了。本来我一说起书，精气神一来，就像奔腾的流水一样地往外涌。可这回小灯一亮我就冒汗，我怕说起来出现倒音倒字的情况，结果一紧张还是保不齐就会说错。这一错就全停下来了。后来弄得我都有点发怵的感觉了。”
录制《神州擂》前化妆（摄影：冯赣勇）
“但万事开头难，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就慢慢适应了。当时只感到录电视评书的要求比较高，但就是没意识到这种艺术形式实际上正处在一种升华的过程中。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手段，不仅能使更多的观众看到，还能够将其永远的纪录下来。既能反复播放，也能当做影像资料得以永久保存。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当时电视还不发达，但是这些作用却是实实在在不容质疑的。”（文图：冯赣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