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余立金从上海返回北京，回到北京以后，他便马不停蹄的找到周总理，并汇报了毛主席视察的情况。

原来就在这年7月，毛主席决定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中央那时考虑到毛主席出行，可能要坐飞机、坐船，因此杨成武特意向周总理提议：

“可以让空军的余立金、海军的李作鹏跟随出行。”

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而李作鹏则担任海军政委。

此次出行，余立金一走就是几天，回来以后身体已经很疲惫，本来他想跟家人好好聚一聚，接着在离开，不料他才刚擦了把脸，家里就来了客人。

这个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

“余政委！”

吴法宪笑着过来打了个招呼，余立金感到很奇怪，以前吴司令员可对他没这么热情过，这次来家里也来的很奇怪，吴法宪显然是有心事，总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不过在空军，吴法宪是空军司令员兼第一书记，余立金对他一向很尊重，这次外出回来，按照组织观念，本来就应该向他汇报。

双方寒暄了一阵后，余立金请吴法宪到客厅里坐一坐，但吴法宪却推脱了。

“不坐了，不坐了，你休息一下，咱们到司令部会议室吧。”

余立金更感觉奇怪，难道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一直到后来，余立金才了解到吴法宪真实想法。

许多年后，余立金将军的夫人陆立行谈及往事：

““余立金是个最本分最守原则的人，他不会左右逢源，只知道干工作。”

1952年5月，时任华东军区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的余立金接到了中央的命令，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余立金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交接工作，并打点好行装准备赴北京，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华东军区负责干部工作的唐亮专门找到他，并告诉他：

“老余呀，北京你是去不了了。”

余立金一听也有些意外：

“哦，去哪？”

“有新的工作安排。”唐亮神秘地说：“你去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吧。”

余立金找到刘亚楼一问，才知道自己被空军看上了，刘亚楼让他出任华东军区空军政委。

尽管对空军的工作尚不了解，余立金还是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到了华东军区出任空军政委，从这天开始，他的人生就与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4月，根据国务院调整全国军区的命令，原华东军区改称南京军区（不含山东军区，当时山东军区改称济南军区），余立金又接着担任了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不久后又出任了人民空军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上任之初，余立金就狠抓军区空军政治工作，主张政治工作在训练和作战中的指导地位。

相比于一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余立金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便以政治工作而闻名。

余立金到华东军区空军工作时，正值军区空军机关刚刚经历过“三反”运动，不少人都被抓起来，搞的人人自危，余立金上任以后，立即配合司令员聂凤智，在军区空军机关展开拨乱反正，对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同志展开调查，确认无问题的立即释放，并放他们回工作岗位。

在聂凤智、余立金的配合下，华东军区空军机关很快安稳下来。

余立金到空军工作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那时的中国空军才刚刚建立，整体实力上要弱不少，余立金很注重部队训练工作，特别是注意推广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空战经验，并积极宣传优秀的战斗英雄团体，使得部队整体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走向了正规化。

1954年初，美蒋酝酿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将防御的范围扩大至浙江、福建沿海。中央决心出动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解放浙江沿海岛屿。

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余立金主持华东军区空军进行攻防战役的演练，以便提升陆海空协同作战的能力，从1954年11月开始，华东军区空军配合海军航空兵，发动对敌大陈岛、一江山岛的轰炸。

1955年1月，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指挥海陆空三军约万余人，发起一江山岛战役，聂凤智、余立金指挥华东军区空军，配合海陆军发起登陆作战，在战前就摧毁了国民党军在岛上的通讯系统，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9月，余立金被授予中将军衔。

1960年3月，余立金升任空军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在美蒋战机频繁袭扰的年代里，余立金指挥空军多次创造佳绩。

1963年11月，余立金指挥南空与兄弟部队配合，击落了叶常棣驾驶的U-2高空侦察机。

尽管我军之前已经有用导弹击落U-2飞机的经验，但美蒋方面针对我军萨姆导弹的制导时间，特意研发了12号预警系统，以至于到1963年，美蒋特务驾驶的U-2飞机屡次逃脱。

当时隶属空军的543部队（即地空导弹营）经过研究后发现，U-2飞机的反应时间是在我防空部队打开雷达后的18秒内，因此如果想要击落敌机，就必须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最好还是在飞机抵达射控雷达40公里范围内在开机，这样就意味着要在10秒内反应。

11月1日，之前驾驶U-2战机逃走过的叶常棣再次入窜，当时位于上饶的二营岳振华部队在8秒内完成操作，三箭齐发，击落了叶常棣驾驶的U-2.。

喜讯传来时，不仅南空沸腾了，就连中央也都十分高兴。

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肖望东中将，杜平、郭化若中将在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钧、王辉球、南空司令员聂凤智、政委余立金到二营阵地视察，并开庆功会表彰二营全体将士。

1965年5月，刘亚楼因患肝癌病逝，就在追悼会后不久，林彪找到了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

“刘亚楼同志病逝了，这对空军工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考虑要很快决定空军司令员的人选问题，刘亚楼在世时推荐过你。根据刘亚楼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提议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你可以自己选一个能同你合作的政治委员。”

对于出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显得非常意外：

“林总，我有一个请求。空军这样复杂，我怕搞不了，我还是当我的政委，是不是可以另选一个人来担任空军司令员呢？”

对空军司令员人选的问题，吴法宪提了两个人选，一个是杨成武，另外一个是刘震，但林彪两个都没同意，坚持让吴法宪出任空军司令员。

“我决定已下，你自己挑选一个政委吧。”

吴法宪作为四野的一名老将，很清楚老首长的脾气，也只能答应下来，但对接替自己的人，吴法宪则是选择了余立金：

“政委的话，我认为余立金同志比较合适，他有魄力，干劲大，又是二方面军的干部。”

当时，林彪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考虑再三后，他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毛主席后来签署了命令，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余立金为空军政委。

余立金出任空军政委后，兢兢业业，为空军的建设事业立下了很多汗马功劳，但因为个性耿直，始终坚持原则，不会左右逢源的个性，引起了很多麻烦。

1967年7月，毛主席决定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周总理亲自点名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陪同前往，考虑到毛主席沿途出行的情况，杨成武提议周总理，让空军的余立金、海军的李作鹏一同前往，一行人组一个随行班子。

毛主席在沿途视察过程中，发表了不少讲话，特别是在接见沿途各地领导干部期间，杨成武与秘书等人一起，将毛主席沿途发表的讲话整理成文案，然后由余立金带回北京汇报给周总理。

那段时间，余立金非常忙碌，要来来回回到北京飞很多次，就连家里有时也顾不上。

八一建军节前夕，余立金回到家后不久，吴法宪就找上门来，希望余立金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给他。

余立金很警觉，但他为人耿直，不会拐弯抹角的回答，因此照实对吴法宪讲：

“我回来，只是向总理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没有传达任务。再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很快就传达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余立金始终牢记党的纪律，吴法宪也毫无办法，只好动身告辞：

“是这样吗？那就算了。”

可这件事情还没有完，余立金回到家不久之后，电话铃声就响起来，他还以为是周总理打来的电话，接了以后才知道是吴法宪打来的。

“余政委，我从你那里回来，见到几个常委，他们说：‘一定得请余政委给我们传达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余政委是从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这点要求是可以满足我们的’。”

吴法宪是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是副书记，他拉动几名常委一再要求余立金传达毛主席指示，就是要让余立金无法拒绝，余立金立马察觉出其中有些不对劲儿，照道理讲，他们不可能不了解党的纪律。

“吴司令员，你跟常委的几个同志解释解释，我实在是没法汇报，不能汇报。”

“那你可要叫几个常委失望喽。”

“要不我去解释解释。”

电话里余立金诚恳的说道。

“不用了，还是我去解释吧。”吴法宪在电话里说：“我看你还是汇报一下好，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嘛。”

一句话，让余立金顿时有些生气：

“我不是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要守纪律的！”

吴法宪的态度也强硬起来：

“我没叫你破坏纪律！是常委要你汇报的！”

余立金一听吴法宪有些生气，又缓和了语气：

“吴司令，的确没有汇报的任务。”

吴法宪没辙了，只好挂了电话。

可就在当天晚上，吴法宪又拨通了余立金的电话，那时经历了一天奔波的余立金已经相当疲惫，但吴法宪却一再要求他到自己那里去一趟。

余立金到的时候，吴法宪就在屋外，靠在一辆车前，他告诉余立金：

“你不给空军党委常委汇报，给林副主席汇报总是应该的吧。”

吴法宪搬出林彪，来迫使余立金就范，但余立金再三解释，并指出是毛主席、周总理要求不要向任何人汇报，吴法宪更加无可奈何，只好坐上车一溜烟的离开了。

余立金并没有想到，未来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自己。

1968年3月22日凌晨，吴法宪给余立金打电话，要他来家里开会。

余立金太累了，就在前一天晚，他还一直工作到11时，听取了空军所属院校的汇报，当时，吴法宪已经被选入到军委办事组工作，工作的重心就已经转移了，也就是在几天前，吴法宪还把余立金叫到家里来嘱咐：

“空军的事情，你要多管，我在那边忙得很哩。有些事情，你不用请示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余立金一听，老实的回答道：

“你是第一书记，应该报告的一定报告，不能含糊。”

3月22日凌晨，余立金被秘书叫醒后，睡眼朦胧的就要往过赶，当时秘书还提醒了一句，要不要叫警卫，余立金想了一下，他和吴法宪的住处也不过就五十米的距离，再说都是在空军大院里，四下里都是哨兵，能出什么事儿。

可余立金并没有想到，等他到了吴法宪哪里，就没能够再出来。

余立金走后没有回来，秘书心知情况不妙，立即给时任代总长杨成武的秘书打去了电话询问原因。

可他并没有想到，此时的杨成武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一同受到影响的，还有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

余立金被抓后，直接押送到了秦城监狱，在后来长达六年多的日子里，尽管始终处于艰难之中，却坚贞不屈，那时的余立金，唯一可以了解外界情况的，就只有每天一份的《北京日报》……

几个孩子也都受到了影响，妻子陆力行也被关在秦城监狱，当时余立金夫妇同在一个地方，却彼此不知情，一直到几年后，周总理批复他们夫妇的子女可以看望父母时，陆立行还请求上级：

“让孩子们看到他爸爸以后，再来看我吧。”

从九一三事件以后，余立金夫妇的情况才有了好转，余立金是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他在报纸上看到以前的有些提法后来都不提了，料想自己身上的问题，应该快能说清楚了。

1972年4月16日，余立金将军的次子余小敏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在中南海西华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信递到了周总理手中。

看到了这封信，周总理立马批示同意。

这年4月底，余小敏兄妹四个菜看到了父亲，那时的余立金已经头发花白，面容憔悴，孩子们悄悄告诉他：

“母亲也在这里……”

余立金一听妻子安然无恙，不禁激动的潸然泪下。

从这天以后，余立金夫妇的处境有了好转，伙食的标准也提高了不少，1973年4月下旬，余立金因患肝炎高烧不退，还被送到了北医六院进行治疗。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央推动了一大批的老干部、老将军复出工作，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军委成员时，还特意提到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终于有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1974年7月30日，余立金、陆力行被安排出狱，空军特意派了一辆车将他们夫妇接到了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准备参加接下来的中央军委举行的“八一”招待会。

也就是在会上，余立金再一次见到了杨成武，两位老战友时隔多年看见彼此，忍不住相拥而泣，周总理也主动上前打招呼，并略带歉意的表示：

“没有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

周总理转达了毛主席对他们三人的指示，也让余立金长舒了一口气。

不久之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又出席了国庆25周年招待会。

就工作安排问题，叶剑英征求余立金的意见，余立金没有提任何要求，指示说了一句话：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1974年12月21日，余立金被任命为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975年8月30日，空军调整领导班子，马宁出任了空军司令员，傅传作任政委，余立金兼任空军第二政委。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余立金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不仅主持民航总局的工作，还要参与空军一系列的决策。

可在那段岁月里，余立金的身体状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重回空军后不久，余立金便时常感觉到胸闷气短，他的年龄已经不小，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按理来说应该及时就医，但他考虑到自己好不容易恢复工作，不愿意再耽误事件，病症严重时只是吃一点药就对付过去。

1977年年初，余立金确诊为肺癌，但他在医院只住了两个月就出院，又投入到马不停蹄的工作中。到1978年，余立金实在是病体难支，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免去了他民航总局的兼职，让他全力休养。

余立金对重新投入工作一直有很大的热情，他病重住院期间，每当听到来医院看他的同志讲述军队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总是很兴奋，可惜的是，无情的病魔已经严重侵害了他的身体，他已经没办法在回到工作岗位上。

临终之前，余立金将子女叫到了身边，并嘱咐他们：

“政治上要坚定，思想上要进步。入了党的要做合格党员，没入党的要争取早日入党，千万不要因为父母一度蒙冤而埋怨党。”

1978年12月2日，余立金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