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EMDEs）面临巨大气候投资资金缺口，EMDEs宏观经济等方面风险较高、气候相关数据收集及信息披露不足，以及气候技术不成熟、项目规模化空间有限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商业可行项目较少、市场化资金进入有限。建议密切关注创新趋势，加强与大型机构投资者和多边开发机构等合作，借鉴、参与并尝试发起气候融资创新机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合作。
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现状
气候融资（climate finance）指来自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或其他渠道的，旨在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融资活动。《京都议定书》、《巴黎协议》等均指出EMDEs在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和能力不足，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但当前全球气候投资仍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根据研究机构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PI）统计，2021至2022年，全球气候融资中仅14%，即年均约1800亿美元流向EMDEs（除中国），仅2%流向低收入国家。
与发达国家相比，EMDEs气候融资呈现出私人部门参与程度更低、项目规模更小等特征。一是与发达国家相比，EMDEs气候融资的私人部门参与度更低。2021至2022年，全球气候融资年均1.3万亿美元，其中公共部门占比超过50%。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中亚及东欧等地区，公共部门占比显著更高，私人部门参与不足（图1）。二是EMDEs气候项目规模相对较小。EMDEs气候项目平均规模不超过220万美元，远小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630万美元。
图1 2021—2022年各地区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气候融资参与情况
资料来源：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宏观经济等方面风险是制约EMDEs气候融资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EMDEs普遍信用风险较高，仅58%新兴市场国家和8%发展中国家具备投资级信用评级。二是汇率风险及汇兑风险高企，汇率风险对冲工具缺乏或成本较高，部分国家实施外汇管制、外汇出境等方面不确定性更强。三是政策及操作风险，EMDEs气候投资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健全且无法保障完全履行合同，极大降低私人投资者开展气候投资信心。同时，EMDEs普遍缺乏气候相关数据收集和信息披露机制，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漂绿”的问题更加突出，也一定程度影响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二、气候融资创新趋势
为推动弥补EMDEs气候投资资金缺口，尽力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当前国际社会积极尝试探索多种气候融资模式与工具，缓释宏观及信用风险，降低信息不对称，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进入。
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通过整合公共部门低成本资金或信用等，降低气候项目的政治、信用等风险，或提高预期收益率，从而增加私人部门投资项目的意愿，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参与。常见的混合融资架构包括公共部门提供“种子”（first in）资金或劣后资金（first loss capital），或仅要求“封顶收益”（capped out）等，在基础设施、农业及气候技术等领域使用较多。
在气候投资领域，目前较典型的案例包括，一是COP28上新成立、阿联酋主权基金背景的ALTÉRRA气候基金以FICO（first in, capped out）方式向贝莱德（Blackrock）、博枫（Brookfield）和德太集团（TPG）提供催化资本，募集更多市场化资金。FICO架构一方面推迟其他投资者叫资时间，另一方面直接将超过某门槛值的超额收益分配给其他投资者，大幅提高市场化资金参与意愿。二是美政府主导的“非洲电力”基金计划（Power Africa）为非洲小型电网项目融资机构CrossBoundary Energy Access提供次级股（junior equity）投资撒哈拉以南非洲太阳能发电项目，成功撬动Blue Haven Initiative等私募投资者参与。三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以劣后资本的方式投资于非洲农业产业链，成功撬动私人投资者参与。
结果导向型工具（outcome-based instruments）是指为项目设定可衡量、可比较的气候相关目标，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减免债务等措施激励项目主体努力实现气候目标，通常用于涉及温室气体减排或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项目。
一是降低融资成本方面，乌拉圭政府于2022年10月发行了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ustainability linked bonds），设定自然保护、温室气体减排等方面目标，如实现预设目标则可以降低付息（step down）。作为第一个在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中使用step down机制的国家，乌拉圭直接选择《巴黎协定》相关指标，提高了落实其承诺的法律约束力。二是减免债务方面，厄瓜多尔政府2023年5月达成了目前规模最大的“债务换自然”（debt for nature swap）项目。厄瓜多尔同意在未来近20年内为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洋保护投入超过3亿美元，从而将16.28亿美元的主权债务转换为6.56亿美元的贷款，债务负担大幅削减。此外，泛美开发银行（IDB）在2023年9月出台了IDB CLIMA项目，如贷款国实现相关自然保护和气变应对目标，则以赠款形式减免贷款本金的5%。该项目迄今已有至少10个国家参与，包括巴巴多斯、伯利兹、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拉圭、苏里南和乌拉圭，有效推动了气候融资规模增长。
结构化融资工具通过将绿色资产证券化、公共部门增信方式解决EMDEs气候项目平均规模较小问题。目前较成功的案例一是东方汇理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推出“新兴绿色星球一号基金”（Planet Emerging Green One，简称EGO），投资于新兴市场银行发行的绿色债券，证券化后将其分为优先级（senior tranche）、夹层级（mezzanine tranche）和劣后级（junior tranche）。其中夹层级和劣后级占比约10%，出售给IFC等国际金融机构，优先级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撬动投资的乘数高达10倍。截至2022年底，EGO资产总额14亿美元，是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绿色债券基金。
二是南非投资公司GreenStreet Africa整合系列分布式光伏项目，与尼日利亚乡村电气化基金共同提供融资，将相关资产进行证券化，由尼日利亚基础设施增信公司InfraCredit提供担保并承销债券。项目完成后，政府将按照购电协议向运营方付费，且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付费提供担保。项目2020年启动，2025年投入运营，需要两百万美元赠款，预计撬动总投资约两千万美元。
此外，世界银行2023年6月成立私人部门投资实验室（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Lab），致力于创建可证券化的气候资产类别，通过“发起-分销”模式撬动大型养老基金和私募基金等参与投资。目前，贝莱德、汇丰、麦格里、平安、淡马锡等15家全球金融机构董事长或CEO参加了该实验室。
三、思考与启示
利用创新工具推进EMDEs气候融资方兴未艾，前景可期。为积极布局“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宜密切关注气候融资创新趋势和前沿进展，以为我所用、参与其中。
一是需甄别和筛选具备商业可行性的项目。项目收益和规模效益仍是主导全球气候投融资的底层逻辑，私人资本主要投资于可确定产生收入的成熟项目，需要对技术成熟度和商业可行性进行准确识别和判断。
二是创新工具可应对气候投资挑战。面对气候投资信息不对称、风险多样化等挑战，可采取参与混合融资、设计结果导向型融资工具（如可持续挂钩债券）等方式，缓释投资风险，不断在实践中拓展可行性。
三是积极与大型机构投资者、公共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MDB）合作。各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和MDB是气候融资的重要提供方，大型机构投资者以市场化方式推动气候融资经验丰富，具备规模效应。与经验丰富的机构加强合作，有助于缓释风险、提升收益，但也需注意其审批流程过长、合规审查过严的风险。
四是EMDEs面临多重缺口，可加强能力建设合作。EMDEs气候融资缺口的背后是制度和人才缺口。有测算表明，通过加强公共融资政策、改善国内制度和完善资本市场，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资金即可满足其一半的气候融资需求。对短期缺乏商业可行项目、但与我方关系友好的合作伙伴，可通过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SI）等渠道与其加强能力建设合作，向其传播气候融资相关知识。
作者：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