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文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穆文：曾任中国驻摩洛哥、突尼斯兼巴勒斯坦大使。

离开外交学院已整整45年了，每当与老同学谈及那段校园生活，总会情不自禁地忆及陈毅副总理兼任院长期间，学院所呈现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仿佛耳边又回响起当年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一种温馨亲切之感扑面而来。

我是1961年秋季进入学院本科学习的。恰好那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开始兼任学院院长，这实在是天大的幸运。

记得当迎接新生的校车将我们从火车站带入学院大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陈毅副总理题写的校牌上“国际关系学院”（不久又改回由周恩来总理题写的“外交学院”校牌）那六个榜书大字，飘逸而不失骨力。

外交学院的校园较小，教学规模也不大。学院是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学外交系基础上成立的。当时学院设有三个部（相当于系），俄语、日语、印尼语和阿拉伯语为一部，英语为二部，法语和西班牙语为三部，共有800多名学生，后来一部的四个语种和三部的西班牙语还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了。

我之所以对这所不算大的大学有历久弥深的感情，除了它是我的母校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陈毅院长对学院的重大贡献和深刻影响。

作为当年的一名学生，我是陈毅院长办学指导思想的践行者和受惠者。我想就个人所知谈谈他对外语学习的一些重要指示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1961年7月24日，陈毅副总理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兼任院长期间，陈毅副总理曾多次亲临学院，听取院领导的汇报，就学院的办学方针作出重要指示。

1962年7月13日，他再次来学院出席1957届学生的毕业典礼，我们有机会聆听了他的重要讲话。他的远见卓识和对外交事业、教育事业的一片忠诚，可谓感人至深、影响至远，他的许多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铭记在我的心里。

记得毕业典礼那天上午，学院主楼的礼堂早就坐得满满当当。由于位子有限，一部分人只好加座在走廊和礼堂外的甬道上。

陈辛仁副院长宣布开会后，便请陈老总作报告。陈老总即席侃侃而谈，既亲切随和，又风趣幽默，不时引起哄堂大笑，他那清脆的四川口音和潇洒的风度深深打动着在场的师生，使讲者和听者水乳交融，真正互动了起来。

他在介绍即将出席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和海峡两岸当时的紧张形势后，着重谈了学校如何培养学生和学好外语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后来在视察外交部翻译室及其他一些场合，曾反复作过强调和阐述，足见他对此的重视程度。

1964年4月，陈毅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返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

毋庸讳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红专”问题是校领导和广大师生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虽然大家都说要“又红又专”，但对“红”“专”关系的理解往往出现偏差，落实到教学活动中就更难于把握，自觉不自觉地就把“红”放在更突出的地位，而所谓的“红”又往往流于表面和形式。陈毅院长的讲话正是抓住了这个困扰师生的要害问题，旗帜鲜明地把它讲清楚、讲透彻。

例如，针对当时劳动占时过多，外语学习受到影响，从学院毕业的不少人外语不过关，甚至有张不开嘴的情况，他说：“学生就是要学习嘛，外交学院不是劳动大学，它要培养外交人才，而不是普通劳动者。”他要求大家集中精力学习，少看些电影，少看些戏，要像达摩那样面壁三年，静下心来学习。

他说：“搞外交的，不学好外语怎么行呢？我们在日内瓦开会，我们的翻译水平很高，不但翻译得准确，而且连双方的语气都翻译出来了。好的翻译像快刀斩乱麻，不好的翻译就像钝刀子割肉半天割不下来。”他还告诫学院领导说：“学校不要出废品，否则就是浪费国家的公粮。”他对此要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对于“红”与“专”的关系问题，陈毅院长举例说：“要是一个飞行员，技术很高明，飞得也很好，可是一起飞就往台湾跑；另一个飞行员政治觉悟很高，立场也很坚定，但一起飞就被人家打了下来。这两种飞行员我们都不需要。”他的这番比喻，把“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作者和摩洛哥司法、人权大臣阿玛鲁在一起。

学院领导根据陈毅院长的上述指示精神，及时对教学方针进行了调整，主要表现是：

1

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端正学习目的和态度。

例如，每个学期，学院都要利用周末邀请老将军、老红军以及部、司领导来学院作报告，报告内容既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又联系师生的思想状况和实际问题，生动具体，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在校的近四年中，老将军孙毅，老红军何长工，驻苏大使刘晓，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吴晗，以及赖亚力、张彤等十几位领导都来学院作过报告。那时的报告会朴实无华，非常务实，主持人一宣布开会，报告者便娓娓道来，既无空洞的开场白，也无乏味的奉承话。

革命前辈和各方面领导同志现身说法，谈经历，讲故事，传经验，生动、翔实，对青年学子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视野的开阔和知识的积累都起到重要作用，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更使我们受用终生。

2

安排学生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访贫问苦，搞社会调查，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请老抗日、老解放战士讲述战争年代的革命故事，在此基础上帮助他们写出村史，使年轻的学子们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有助于树立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奋学习的自觉性，并从中汲取到无穷的动力。

直到今天，每当忆及那段生活，对当年“四清”时在农户家吃过的煎饼和白薯面饽饽仍感到回味无穷，对自己执笔撰写的上万言村史仍记忆犹新，甚至能背诵其中的一些诗句。

3

在外语和外交专业课程的设置上，院领导下决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按6：4的比例安排外语和其他业务课程，外语教学中又注重口语、阅读和写作训练，着力提高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那时的国际关系、世界历史和汉语等课程，不再照本宣科，而采取高度浓缩、讲大课的方式，突出了重点，避免了与中学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实践证明，这样做，既起到“师傅引进门”的作用，又为外语教学腾出充裕的时间。例如，形式逻辑这门课，经老师一再加工提炼，用时不多，只讲主要精华，给学员的印象却很深刻。

4

充分调动和发挥骨干教员和外国专家的作用，提高教学的实效。比如我们61届三个班，全由青年教师担任初年级的课程，他们精力充沛，发音标准，刚从课堂出来走上讲台，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又能和同自己年龄接近的学生打成一片。从二年级开始，主要安排中年教师和外教执教，中年教员重点授语法和课文的讲解，外教则着重口语训练和阅读课程。

5

明确规定，每学期劳动两个星期，不管是安排去学院在外地或郊区的农场基地，还是在学校的果园里劳动，主要着眼于使学员体验劳动的艰辛和意义，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通过以上措施，校园内呈现出发奋努力、蓬勃向上的良好学习风气。清晨，同学们出操锻炼后，一个个捧着外语书本，在校园里各个角落大声朗读。这时常碰见在便道上散步的青年教师，他们总会停住脚步，或加以赞许和鼓励，或点拨和纠正同学们的语音语调。

入夜后，无论是主楼的教室和阅览室，还是一间间学生宿舍，一概灯火通明，同学们都在认真自习，有的会一直坚持到深夜。

那时的师生关系极为融洽，在不大的校园里，一不留神，会碰见哪位副院长、部主任或书记，他们总是笑眯眯的，甚至会主动同我们打招呼。我们一些同学为了多练习口语、多得到外国专家的帮助，争相接送从外专局来学院上课的法籍老师爱莱娜和巴隆夫人，而她们总是欣然接受、积极配合，与我们多交谈，尽可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

逢年过节，我们还常去老师和外教家里包饺子。熊展旗同学出国进修时，部主任和外教老师还请他到家里吃饭。我去驻法使馆当学习员时，部主任沈士廉专门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有关注意事项，甚至不无幽默地对我说：“可要当心，法国姑娘对中国小伙子会很有兴趣！”凡此种种，都是陈毅院长的重要指示得到贯彻的生动体现。

为纪念陈毅老院长，1995年9月，外交学院在展览路校区主楼前矗立起一座陈毅老院长的半身铜像，深切缅怀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外交学院的元帅院长。

陈毅院长对外交学院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不仅指引外交学院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历程，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外交人才，而且对全国所有外语院校的教学起到重要示范和指导作用。我相信，一代又一代从外交学院和其他外语院校走出的学友，都会铭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都会永远感佩他对外语学习的重视和关心。

【来源：《雪化青松真高洁》 （出版于2011年10月）

作者：穆文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