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深受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等伟人的尊崇。
他与梁漱溟、熊十力一同被称作 “新儒家三圣”，乃是当代理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他学术上成就斐然，更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信念，收获了无数人的敬仰。
那么，他到底是谁？
他与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等共和国领导人之间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至于时至今日依旧被人们传颂？
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他的人生在少年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光彩。
11岁时，举人因自觉才学不及他而主动请辞不教，可见其天赋之高。
1898年，年仅十六岁的他便以卓越才华在县试中中得秀才，并力压鲁迅兄弟，夺得榜首，一时间声名鹊起，广为传颂。
青年时期，他先后在美国、日本学习先进思想，广读群书，成为中国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学者。
中年时期，他研究佛学、书法，并在教育领域有着卓越贡献。
直至晚年，他编刻诗词作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如此才华卓越之人，自然备受众人瞩目，然而其感情之路却极为曲折坎坷。
不久后，马一浮与乡贤之女汤氏喜结连理，其妻温婉贤良，婚后二人伉俪情深。虽因父母之命而结合，却彼此投缘，心有灵犀。
两人还携手前往上海研习英语与拉丁文，共同追寻知识的进步之路。
岂料，生活的变故接踵而至。马一浮的父亲骤然病故，他们只得匆匆赶回老家奔丧。
在这艰难时刻，妻子竟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在那个时代，孝期内行房事且怀孕乃为社会所不容。
为顾全声名与前途，马一浮无奈地让妻子饮下汤药打掉胎儿。这一决定给妻子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创伤，自此妻子身体每况愈下，三年后不幸离世。
年仅十九岁的马一浮对妻子的离去深感愧疚，认为是自己的一念之差害了挚爱之人。
从此，马一浮孤身一人开启了潜心国学与研究西方学说的漫漫征程。
正当马一浮潜心学问之际，与汤家三女琳芝，悄然闯入他的生活。
琳芝以诗词抚慰马一浮丧妻之痛，两人渐生情愫，互诉衷肠，约定终身。
然而，马一浮因父孝和丧妻之痛，暂未提及婚事，只以诗词寄托深情。
三年后，他准备求婚时，琳芝却因患上晚期肺结核，婉拒婚事，不愿拖累马一浮。
马一浮得知后，誓言学医救她，亲手调理汤药，悉心照料，琳芝病情曾一度出现转机。
孰料不久病情反复，琳芝病逝，马一浮悲痛欲绝，面对汤氏两姐妹的逝去，他沉痛发誓：从此终生不娶！
1903年，马一浮受清政府指派赴美工作，这一经历成为了他学贯中西之路的重要开端。
在美国期间，马一浮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览各类书籍，刻苦学习英语，同时担任留学生监督公署的中文文牍一职。从他的日记记载中能够看出，他每隔三四日便会前往书店购置书籍。书籍买回来后，无论处于酷暑还是严寒时节，他都夜以继日地投入到认真研读与翻译之中。
他的涉猎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语法修辞、历史等诸多领域。其中，他对卢梭和马克思的著作格外钟情。当获得卢梭的《民约论》时，他欣喜万分，声称 “胜获十万金”；生病之际得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感慨 “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马一浮不仅阅读面广泛，还积极投身于翻译工作。他用英文翻译了《法国革命党史》等书籍，并且成为将《资本论》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1904年，马一浮又东渡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持续研读《资本论》和《浮士德》等著作。
在日本期间，他用英文将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翻译成《稽先生传》，并发表在上海的《独立周报》上；还以日文翻译了意大利作家麦伽费尔的《政治罪恶论》，发表在革命派刊物《民报》上。
在国外的两年多时间里，马一浮对西方思想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但他也逐渐意识到，西方思想并非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途径。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才是根本的出路所在。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转而投身于国学的研究。
回国后，他寄居在杭州外西湖的广化寺，尽情饱览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深入钻研国学，为日后在国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马一浮以其高洁的品格和深厚的学养，赢得了无数人的敬重。他曾多次拒绝来自各方的盛情邀请，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人格底线。
蔡元培和陈百年曾力邀马一浮到北京大学任教，希望他能以深厚的国学造诣引领学术潮流。然而，马一浮以“古只有来学，未闻往教”为由婉言谢绝。他认为，教育应遵循传统和原则，不能随意改变，更不能为了迎合潮流而失去本真。
竺可桢也曾邀请马一浮到浙江大学任教，起初他以“隐居多年，野逸不羁，不习惯学院生活”为由拒绝。后来虽有所松动，但最终还是因与现代学校制度的冲突而辞别。他坚持认为，现代教育制度存在诸多不足，无法真正实现教育的目的。
面对蒋介石的邀请，马一浮更是直言不讳。他当面暗讽蒋介石虚伪专制，劝其以国家民族为重。马一浮深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未能真正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是追求权力和私利。
马一浮的拒绝并非傲慢自负，而是源于他对学术、教育和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他希望按自己的理念传播国学，培养真正的人才，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贡献力量。
马一浮的坚守，不仅体现了他高尚的气节和坚定的信念，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不为权势所动，不为名利所诱，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的选择和坚持，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1952年，陈毅身为一身多职的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政务繁忙，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敬仰从未减少。
在杭州休养期间，他听闻国学大师马一浮居住在西湖边的蒋庄，便决定登门拜访。
陈毅深知马一浮是当代儒学泰斗，德高望重，为了表达对这位国学大师的敬重，他特意换上了文人常穿的长衫，怀着谦逊与敬意，前往蒋庄拜访。
抵达蒋庄时，马一浮正在午睡，其家人请他稍候，一会儿便去通报。陈毅嘱咐其家人切勿惊动老人，自己则前往附近的花港公园漫步，等待马一浮醒来。天空飘起了细雨，陈毅依然坚持站在门外，耐心等候。他对马一浮的家人说道：“未得主家应允，不便贸然进入。”
马一浮醒来后，得知是陈毅前来拜访，急忙请入室内。两人都是博学多识之士，交谈中，陈毅对马一浮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他感慨道：“过去，国民党掌权，您老不出仕；现在，我们当家了，您老还不出来吗？”
马一浮听后，微微一笑，被陈毅的真诚和谦逊所打动，他欣然答应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此段历史佳话，事出有因。
原来在建国初期的1949年6月政协筹备会上，周总理提出要邀请马一浮先生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
周总理请马一浮的老友马叙伦发电邀请马一浮，然而由于这份由马叙伦署名的电文过于简略，马一浮收到后误以为是朋友间的私人邀请，未能慎重考虑，便没有前往北京。
周总理注意到马一浮未到会，打算日后有机会亲自拜访并邀请马一浮。陈毅此次的访问，其中就蕴含着周总理的这层意思。
1953年，马一浮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周恩来视马一浮为国宝，对他的关心无微不至。每次马一浮赴京参加会议，周恩来都会亲自过问他的出行和住宿细节，从乘坐的车辆到入住的房间，乃至房间的暖气、窗帘等，无一不精心安排。
1957年4月28日，周总理陪同来华访问的苏联红色元帅伏罗希洛夫来到杭州参观。作为杭州的一张文化名片，周总理特别安排伏罗希洛夫与马一浮会面。他们一行人来到马一浮居住的西湖蒋庄，周总理在楼下高声询问马一浮是否在家。马一浮闻声，知是周总理及贵客到访，随即穿上长衫，在学生蒋苏庵的搀扶下缓步下楼迎客。
在蒋庄，周总理向伏罗希洛夫介绍马一浮，称他是“中国当代的理学大师”。合影时，周总理安排马一浮和外宾站在中间，自己站在马一浮身旁，甚至还悄悄离开一些，以便后排马一浮的学生能照得清楚。
后来，周恩来还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在杭州饭店设宴时也邀请马一浮作陪。席间，周总理向客人介绍道：“马一浮老先生是当代中国唯一的理学家。”
马一浮对周总理的真诚相待深为感动，他之所以愿意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正是对执政者真心相待的回应。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之情，马一浮还将自己珍藏的357件古代书法精品捐献给了国家。
马一浮长年居住在杭州，为了让他安度晚年，周总理多次指示浙江省领导，要求他们从各个方面关心和照顾好马一浮。有关部门遵照指示，对马一浮的生活关怀备至，确保他衣食无忧，安享晚年。
毛主席对马一浮仰慕已久，据马一浮的亲属回忆，毛主席与马一浮有过四次接触。
1956年，全国政协召开知识分子大会，马一浮以特邀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兼浙江省文史馆馆长的身份受邀出席。会议结束时，毛主席等共和国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与会特邀委员，并合影留念。这是马一浮首次与毛主席会面。
1957年，马一浮再次应邀赴京参会。会后，毛主席特别安排与马一浮共进晚宴，并与之亲切交谈，气氛融洽。
1964年，马一浮再次受邀赴京参会。毛主席再度接见了他，并与其探讨中国古代诗歌。与会者中还有马一浮的同道和友人熊十力等人。
同年，毛主席在北京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年逾花甲的老人，马一浮亦在受邀之列。宴会前，马一浮在门口与毛主席握手寒暄。席间，毛主席特意安排马一浮坐在自己和周总理之间，以示敬重。为表尊重，毛主席还特别请年轻的粟裕代为摆放餐具，而非由服务员代劳。
宴会结束后，马一浮深为感动，回到杭州后，特地撰写了两副对联，分别赠予毛主席和周总理，以表敬意。
马一浮先生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在国学、书法等领域成就斐然。他与新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不仅彰显了个人魅力，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敬仰。
在当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背景下，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旨在传承和弘扬对知识与人才的尊重，激励后人不断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