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抓娃娃》输出的一个观点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得有贫苦的童年，富豪马成钢让他儿子马继业在破落大院里生活长大。
于是我们看到：马继业不能玩游戏就用全家的生活资金去买平板，导致后来捡瓶子还债——他明白了原来快乐的代价这么大；
马继业不能依赖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太“穷”太“匮乏”了——他明白了用父母的东西是愧疚的；马继业不能遵循自己的爱好去报考体育进行长跑比赛训练——他明白了他的人生目标是由别人决定的。在家里告诉自己的孩子，家里很穷，原本的目的是培养孩子独立自强、吃苦耐劳、勇于奋斗的品质，然后成长得跟那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伟人一样。但这个说法的大前提就已经错了。哪怕你复刻了某某穷人的发家史，你也不能达到跟他相同的结果，因为人的成功是天地人三方的和谐大统一，贫穷不是必然前提。
贫穷不值得传扬，苦难也不值得歌颂，苦难就是苦难，是每一个人都害怕厌恶的东西，真正宝贵的是在苦难面前没有被打倒的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坚韧和顽强的意志，但不是没苦硬吃。有个东西叫忆苦饭，故意把食物做得干瘪难吃，宣称是为了追忆从前的艰苦岁月以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但我们越来越幸福就是以往艰苦的意义，不需要用浪费食物的做法来重返苦日子。原本穷养的目的跑偏，孩子真正的童年跟马继业类似，实际体验到的是一系列的童年创伤。
因为父母很穷，你只能靠自己孩子认为你有能力扶起孩童的自己时，却用这样的缘由拒绝了伸手，导致一切只能我自己来。于是强行学会自己去处理生活中的种种，用生存的驱动力逼着自己往前走，这种没有依靠的恐慌和压力，必然需要成年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反刍这些是否合理，且也摧毁了与人的信任和开口请求的能力。
求助意识在日积月累中逐渐被潜藏，甚至遇到亲密关系也不愿意付出：“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帮我，现在你为什么不靠自己要求助我，我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这种一点点都不能去依赖他人，什么只能靠自己，别人不可能帮我的观念已经成为了核心信念。
核心信念是由一组最核心的自我概念组成，包含人对自己的认知（我眼中的我，他人眼中的我，未知的我和不可知的我），源自早期经验，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认知。
因为父母很穷，你要爱惜所有物件东西来之不易，你要小心使用，关心物品损耗更胜过关心你。沙发用层层垫子包裹，好似就借个沙发的形状；手机裹得像木乃伊，忘记了手机一直在更新的就是轻便性和触感；要省水省电，父母的声音无孔不入催生着你的罪恶感；爱囤积物件，总觉得什么东西或许有时就会被用到，但付出的空间和精力其实远超它的那一点点虚弱的实用性。
总之，不能不爱惜物件。除此之外，还有不能快乐，不能生病，不能软弱，甚至，不能存在。而这些不能的前提，都是因为父母反复跟你说，家里很穷，说了一遍又一遍。说到孩子开始怀疑穷是不是原罪，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罪行。而这罪行化成了种种没有治愈的童年创伤，它不会消失，它转化成了：不断需要证明自己，取决于外部反馈；吸引自恋的伴侣，自我价值低；设置边界感有困难；害怕被抛弃，低自尊；忽略自己的需要；生活在高度戒备中；容易成瘾（游戏、酒精）；容忍虐待行为，总是试图修复他人。那些一直被告诫家里很穷的孩子，都能在这份“创伤套餐”里找到自己熟悉的行为模式。
当明白了贫苦不是成功的前提，和一味强调贫苦只会给孩子带来童年创伤，那正常的家庭可以怎样给孩子提供力量呢？萨提亚在家庭治疗里认为人有三次出生：
第一次出生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生命力；第二次出生是从从子宫里出来，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第三次出生是重新选择并成为自己。
注意第二次出生时，婴儿是脆弱的，完全依赖养育者的婴儿要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源和心理资源，就必须从父母那里学会规则，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大量的“应该”和“不应该”，“对”与“错”涌入内心。而第三次出生就是从等级模式向平等模式过渡的过程：
等级模式：惩罚、权利、僵化规则（爱你是要控制你）；平等模式：成长、平等、开放系统（爱你是不抓住你）。
此时的家庭可以通过支持和鼓励，而非反对和断定，让他们为成为自己快速铺平道路，不输入不适配或局限的观念，以更悦纳的方式将过多元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具体就是将“不能”变成“能”。
孩子可以哭，哭是人天然用来发泄的功能；可以请求他人帮忙，发出自己的需求；可以快乐，不必变成自己对自己的苛责；生病不是你的错，生病不是一件觉得很麻烦父母产生多余担心的需要你愧疚的事；在人群中当小透明也好，显眼包也好，重要的是不需要产生浓烈的不配得感和低自尊。以及把家里的真实财政情况如实告知，让孩子心中有大概的评估，他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他有权知道事实。
这些行为能大大增强孩子的自我价值感，自我价值感取决于你认为你是多大程度上被别人接纳和被别人所爱的。自我价值感低的人把自己放在生命非常弱的状态里，还会伴随着自恋发作，即需要通过外包的一点点自我价值来实现目标。自我价值感高的人可以在任何方面释放真实状态和生命力，显化出来的不仅仅只有规则，只有我们家很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