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起步阶段的决策与筹划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专家们初步选择了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这一选择考虑到了技术实施的可能性与经济效益，同时对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也做了初步评估。

随着工程前期准备的深入，更多关于工程可能带来的影响的问题逐渐浮现。为了更全面地评估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综合影响，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决定，要求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进行进一步的扩大论证。

在这一过程中，钱正英被指定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组长，领导小组下设了14个专家组，这些组别广泛涵盖了地质、水文、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组建这些专家组的目的在于集中国内外的顶尖智力，对三峡工程的多方面影响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估和论证。

这14个专家组中，每个组都由在各自领域内具有权威的专家领衔，成员包括了教授、工程师以及行业顾问等，他们分别负责评估工程的不同方面，如地质稳定性、水文条件变化、生态影响、社会经济效益等。地质组侧重于研究建坝区域的地质构造和坝体稳定性，通过地质勘探和历史数据分析，确保坝址选择的安全性。水文组则重点分析了坝区上下游的水文条件及其对长江流域的潜在影响，包括洪水控制、航运条件以及水资源分配等。

这些专家组相互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协调，以确保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整合，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论证结果。他们定期举行会议，互通有无，对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三峡工程方案的最终确定

到了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利用之前几年中积累的大量数据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重新编制。这份新的报告在总结前期多个专家组的研究和论证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具体而全面的施工方案，即“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

在这份报告中，专家们提出将三峡大坝的坝高设置为185米，蓄水位调整到175米。这一设定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基于一系列复杂的水文模型和地质安全评估。通过模拟不同蓄水位对下游河道、洪水控制、发电效率以及可能的环境影响的作用，这一方案被认为在多方面达到了最佳平衡。

报告的制定涉及了众多领域的专家紧密合作，他们通过集体讨论和数据交换，确保了方案的科学性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在报告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每一项数据都经过了严格的校验和多次模拟测试，以确保最终提出的方案在技术和安全上无懈可击。

在确定蓄水位和坝高的过程中，水文专家利用先进的水流模拟软件，详细分析了在不同蓄水位下，长江主流及其支流的流速、流量变化及对河床的潜在侵蚀影响。地质专家则重点关注了坝区地质的稳定性，通过地震影响评估和岩石力学测试，确保所选位置能承受长期的水压和潜在的地质活动。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反复论证，这份报告最终呈现了一个综合了安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个层面考虑的三峡工程方案。

秭归县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

1994年6月，三峡工程的建设步伐加快，秭归县区域内的地下文物保护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应势而动，立即着手制定秭归县的文物保护规划。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历史遗存，考古队展开了紧张的调查工作，试图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和保护这一地区的文物。

调查期间，考古队在东门头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片重要的遗址。该地区此前并没有明确的考古记录，而此次的发掘为秭归县的史前文化揭开了新的篇章。团队成员们立即展开了地表勘探，逐步揭示出遗址的轮廓和范围。他们对地表的土壤进行分层采样，通过剖面分析，确认了这里埋藏着厚重的文化层，暗示着古代人类在此地生活的印迹。

在进一步的挖掘中，考古人员通过小心翼翼的土层清理，逐步显露出各类遗物的踪迹。泥土中散落的陶器残片、石器工具，以及零星的骨器等文物，纷纷露出地表，仿佛诉说着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的故事。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取出这些遗物，分批编号、拍照记录，并进行现场描述。

随着挖掘的深入，团队逐步建立起遗址的地层关系，力求还原不同时期的文化积淀。在不同深度的文化层中，他们发现了各类陶器的残片，这些陶器的制作工艺、纹饰风格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有些带有粗放的几何纹饰，有些则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准。通过对比，这些陶器与城背溪文化的遗存特征十分接近，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遗址与早期文化的联系。

考古人员逐层清理现场，逐步揭示出这一遗址可能的生活场景。各类器物的分布表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居住点，可能还带有一定的宗教或祭祀功能。一些陶片的排列形状显示出当时人类可能进行了某种活动，或是在特殊场合下使用这些器物。除此之外，石器的类型也表明了这片土地上远古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

东门头遗址的重要发现

199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队正式对东门头遗址展开发掘。考古工作在孟华平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团队分组负责不同区域的清理和记录。考古人员拿着刷子、小铲等工具，逐层剥离覆盖在文物上的土层，细致地清理每一寸土地，力图完整还原古代遗址的面貌。

在这一过程中，团队陆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陶器残片。每当有新的陶片出现，考古人员都会细致地清理、拍照记录，然后将其放入标记好的袋子中，以便日后进行更详细的分析。这些陶片的纹饰和形状各不相同，有些是简单的几何纹，有些带有复杂的线条装饰。团队成员们仔细对比这些陶片的特征，讨论它们的用途和制作年代。

随着挖掘的深入，考古队还找到了部分石器和骨器。石器大多是打磨精细的工具，可能用于日常切割和敲击，骨器则显得更为脆弱，但依旧保存良好。这些器物表明，这片土地曾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区，早期居民在这里进行生活、劳作，甚至可能举行某种仪式。考古队员们耐心地整理这些器物，并讨论当时的居民是如何生活和使用这些工具的。

就在团队对地面进一步清理时，一块形状特殊的石头吸引了队员的注意。与普通石块不同，这块石头平滑而带有纹路。队员们围拢过来，孟华平仔细观察着石块的表面，他发现石块上似乎刻有某种图案。石块的表面虽然因长时间埋藏而变得有些模糊，但隐约可见刻痕的线条，这些刻痕分布有序，似乎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雕刻的痕迹。

“太阳人”石刻的意义与研究

经过进一步细致清理后，考古团队终于完整揭开了这块“太阳人”石刻的面貌。这块石刻长约105厘米，宽约20厘米，厚度也有12厘米，整体显得厚重而古朴。石刻表面上的图案逐渐清晰，勾勒出一个简单却饱含寓意的太阳形象。在石刻中央，粗壮的刻痕以辐射状延伸开来，仿佛要展现出太阳四射的光芒。

文物局接到消息后，立刻组织专家进行进一步评估，决定将这块“太阳人”石刻纳入重点保护对象。这块石刻的发现引起了文物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专家和学者纷纷前来考察，他们带着显微镜、摄像设备和记录本，对这块石刻展开了仔细研究。大家围绕着石刻，详细讨论它的年代和文化归属。石刻表面布满了细小的土壤颗粒和氧化物，学者们小心翼翼地用细刷清理，并用放大镜观察刻痕的细节。

在分析过程中，专家们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这块石刻极有可能属于城背溪文化时期。根据周围出土的陶片和石器残件的特征，他们进一步推测，“太阳人”石刻比附近的许多遗址，如大溪文化遗址，还要更早一些。石刻的风格独特，显示出早期城背溪文化的原始美感。

石刻展示的辐射状图案，被认为是对太阳的原始刻画，是当时人类对自然的简单模仿与象征表达。学者们从刻痕的粗细和排列方式，分析出古人可能通过这种图像表达他们对太阳神的崇拜。

太阳崇拜这一主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而这块石刻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太阳崇拜遗迹之一。

参考资料：[1]沈光明.《女神》与太阳人形象[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6(2):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