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4606

严复

《社会通诠》手稿

1903年写本

1册 纸本

来源：严群旧藏

展览：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国国家图书馆，2011年9月15日-10月31日。

出版（部分）：

1、甄克思 著、严复 译：《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04年。

2、甄克思 著、严复 译：《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31年。

3、甄克思 著、严复 译：《社会通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4、甄克思 著、严复 译：《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81年。

5、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P54。

6、甄克思 著、严复 译：《社会通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

7、甄克思 著、严复 译：《社会通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8、甄克思 著、严复 译：《社会通诠》，朝华出版社，2017年。

9、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编：《严复<社会通诠>稿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年。

文人士大夫的日常

——另一个角度阅读严复《社会通诠》手稿

文/潘静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节选

严复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翻译家、教育家、启蒙家、思想家，而这份《社会通诠》手稿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严复，在这些醒目的身份或职业之外，他还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士大夫。

严复（1854-1921）

《社会通诠》稿纸背面的习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临帖，一类是自由书写。这些日常习字稿的内容可以帮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严复的诗歌阅读史及其诗学上的渊源授受。作为文人的严复，过去重视他与桐城派的关系，这是很合理的。无论是“信达雅”的翻译准则、美学追求，还是《天演论》之作为译本的典范，抑或是他与桐城派人物的交游、交流，都要求学术界重视他的桐城派渊源。更不用说，严复还留有《古文辞类纂》点评，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古文思想、古文理念。但这些都是文章方面的，我们对严复诗歌方面的关注则极为欠缺。《社会通诠》手稿里抄录的陆游、刘长卿等人的诗歌，是对以往文献资料的一个补充。

而细读《社会通诠》纸稿背面的日常习字，还可以对严复的书法有进一步的认识。严复的书法实践与书法思想，主要根植于千年来的“帖学”传统，与晚清大兴的“碑学”保持着极大距离。从这一点看，《社会通诠》手稿并未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认知。然而，就稿本上日常习字的痕迹而言，它足以启发我们去还原、认识严复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习得性修养。严复所临帖以苏轼、黄庭坚的行书帖为主，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日常状态的展现。这些自由书写仍充满了日常习字的松弛感，但松弛感之中，又能明显看出严复本人的“严肃”、认真。

严复 临黄庭坚《跋争座位帖》

严复这些自由书写还显示，其笔下的诗体、书体之间有较为明显的互动选择。采取何种书体来书写古人、友人或自己的诗歌，本来是自由的。不过书法的形式（体式）与内容之间，有时候书写者是要加以权衡或考究的。所谓权衡、考究，并不是抓耳挠腮去思考，这些决定往往都是自然而然做出的，这实际上包含了审美习惯、情绪状态等因素。严复日常习字的书写：写行书以近体诗为主，写草书以古体诗为主。书写草书时，包含着一种情绪调动，写起来后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近体诗不是不可以，但由于字数太少，在情绪及书写感觉的调动上差一些，而字数甚多的古体诗充分满足了这些。诗体、书体之间的互动选择，严复的斟酌、考究，都是一瞬间或下意识间完成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种修养、一种本能。

严复 临王羲之《兰亭集序》

此外，诗歌和书法，是如何构成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这对认识严复有哪些意义？创作诗歌，或者习字时抄录诗歌，是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严复也不例外。严复虽然并非近代的著名诗人或职业诗人，但诗歌阅读、诗歌创作都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将自己的诗歌写呈上司，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写赠草书帖，与朋友一道修禊唱和，或者去画展、画会之类的场合赏画乃至个人学习绘画，都构成了严复生活的一部分。

严复 行书李白《襄阳歌》

严复对于诗歌乃至更广义的文学有两种看似矛盾的看法。严复曾将其视为没有实际用途的娱乐，甚至认为文辞有“苟且粉饰”的坏毛病，会败坏社会风气：

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诐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慆慢。

但在特定场合、特定语境中，严复又格外提醒我们诗歌的“无用之用”。

严复 行书自作诗《三月自吴淞复旦学堂还寓因忆昌黎食虾蟆诸诗不觉大笑戏成三绝句》

严复以其西学造诣向我们证明，诗歌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大地自生民以来，异种殊族，繁然杂居，较其所以为群者，他事或偏有偏无，至于诗歌，则莫不有”。这并不是因为诗歌多有用。正相反，严复推崇的是诗歌“无所可用”的一面。正因为“无所可用”，所以远离了功利性，显得特别“真”。诗歌构成了文人士大夫的一部分，是士大夫的“本真”所在。它之于士大夫，有寄托生命、消遣时光、安顿精神的功能。然而，这种功能乃是建立在“无所可用”的非功利性基础上。

严复 草书陈宝琛《次韵答几道》其一、其二、其三

严复对诗古文辞这些矛盾的看法，该如何看待？这要回到文人士大夫的身份与日常。严复批判诗歌、批判文学，有时代的原因，但最终，他本人在某个私密的角落里，要与之“讲和”。就是说，作为日常性，它定格了士大夫的生活及其存在。不仅是诗歌，严复的书法、篆刻、绘画都承担类似的功能。它们已经变作了士大夫这一存在物的一部分。

严复 草书节录 《孝经》

借助这部《社会通诠》手稿里的日常习字，我们可以看到严复的另一面，甚至另一种更为日常、也更为本质的身份。这样一种安顿个体的技艺与修养、避开世俗的消遣，跟“经世致用”的精神是可以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始终冲突的。20世纪中外政治史的经验表明，如果我们要求每一个个体始终亢奋、始终前进，这是违反人本身的情感与伦常的。相反，中国的士大夫一方面讲入世，一方面讲出世。这在严复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严复 草书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所以，《社会通诠》稿本很有象征性。一方面，这是一部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书，就像严复译序所说，他相信这本书关系到“吾群今日之利害”。另一方面，稿纸背面不拘一格的临帖习字、抄诗练笔，又表征了个人闲暇时的娱乐与修养。这些雅事、雅艺，是文人士大夫之标识。但除了身份标识之外，它还有更实际的功能。士大夫只有安顿好自己，才能更好地致力于经世致用、救亡图存，否则就容易折断。《社会通诠》稿本的存在，提醒我们，严复除了有翻译家、思想家这些角色或身份外，他还有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提性、本质性的存在，那就是一个士大夫。只有这样的日常生活状态，才能支撑起士大夫们不断在枯燥的甚至比较失望的政治现实中从容地进退。

严复临黄庭坚《送四十九侄诗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