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极为罕见的大发雷霆。

导致他发脾气的缘由，是我驻希腊使馆因为粗心大意，犯下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差一点就酿成“外交事故”。

为此，周总理不仅发了脾气，甚至还说“真是周门不幸”。

1972年6月5日，我国与希腊签署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与希腊正式建交。

作为两个同样拥有源远流长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与希腊的建交意义非凡。

而在当年12月，在外交部负责坦桑尼亚相关工作的周伯萍，接到任命通知，被任命为我国首任驻希腊大使。

到了次年3月，周伯萍前往雅典，自此开启了他的希腊大使生涯，但令他想到的是，仅仅在两个月后，也就是5月份，因为他的疏忽，酿成了一次极为严重的“外交事故”。

怎么回事呢？一句话总结就是，慌中出错。

1973年5月7日，周伯萍与司机等工作人员一行，前往希腊外交部洽谈关于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事宜。

一切商讨完毕后，时间已经是当天中午13点15分。

而在返回大使馆的途中，周伯萍就从车窗里看到外面来往车辆比平日里增多不少，并且附近的街道设了不少警哨关卡。

这就让周伯萍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外事活动。

因此，回到大使馆后，周伯萍赶紧让工作人员查看是不是有请帖，而当翻译询问值班人员时，值班人员就告诉他，确实有科威特大使送来的请帖。

并且，值班人员还告诉翻译，说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时间则是今天中午。

由于在回来的路上，确实是看到了车来车往，因此翻译赶紧通知周伯萍，二人一看这都一点多了，连衣服都没换，马上就出门坐车出发。

按理说，周伯萍是应该看一下请帖的具体内容的，但他实在是太慌张，压根就没看。

出发之后，汽车随着车流，周伯萍抵达“目的地”，因为担心自己来迟了影响不好，所以他也没认真看门口的旗帜，直到这个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是来到了科威特大使馆。

之后，他与站在大使馆门前的欢迎人员握手，并礼貌的解释了迟到原因。

而实际上，周伯萍去的地方，压根儿就不是科威特大使馆，而是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这里举行的，则是以色列国庆大会，那个与周伯萍握手的，也是以色列的外交代表。

之所以造成这种失误，责任在多个人身上。

首先是值班人员，当天值班人员收到的请帖，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威特大使送来的，而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送来的，是邀请中国外交官前去参加国庆招待会的。

并且，招待会的时间，不是5月7日，而是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

但因为值班人员的粗心，第一是把“科威克”看成了“科威特”，第二则是就没瞧清楚时间，稀里糊涂的就把错误的信息传递给了翻译。

而翻译也是大意，由于在从希腊外交部回来的路上，他看到车来车往，加上警哨、关卡增多，加上接受了错误的信息，就自顾自的认为这一定是科威特在举办招待会。

因此，他又把错误的信息传递给了周伯萍。

作为周伯萍，同样存在问题，第一他没有审核请帖内容，完全是听信了工作人员的一面之词，第二，由于慌张担心迟到，也没有在下车前仔细观察环境。

并且，当时周伯萍刚去希腊不久，包括科威特的外交人员，以及以色列的外交人员，他都没有见过，这么一来，自然就不知道与他握手的到底是谁。

只不过在当天，周伯萍还不知道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还是到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称“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后，周伯萍才如梦初醒。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走错了地方。

实际上，在周伯萍抵达以色列外交官邸之际，在场的人还是十分吃惊和意外的，《纽约时报》的记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因此迅速挤到前面问周伯萍，“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

结果，跟着周伯萍的翻译也是业务不熟练，愣是把“这里”翻译成了“雅典”。

正因为如此，周伯萍只认为这个“不同寻常”的问题是美国记者在挑衅，因此简单几句话就顶了回去，根本没想那么多。

总而言之就是，一系列的阴差阳错，最终导致周伯萍在无意之间，犯下了严重的外交错误。

为什么说周伯萍犯下的是一个严重的外交错误呢？

首先，当时中、以并未建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使出现在以色列的国庆招待会现场，自然是不合适。

其次，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已久，而中国大使出现在以色列国庆招待会现场，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正因为这两个原因，让周伯萍极为懊悔。

他跟在周总理身边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周总理对工作的认真他是有目共睹的，而他造成的错误，完全是因为粗心大意，这就违背了周总理对他一直以来的教诲。

更关键的是，周总理常对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说，“外交无小事”，尤其是一国之大使，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代表了背后的国家。

这些教诲，周伯萍犹记在心，但已经在外交部工作快十年的他，如今却犯下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这如何不让他懊悔不已？

但光懊悔也没用，目前事情已经发生，必须赶紧想如何补救。

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周伯萍迅速召开了使馆党委会，并做出了三个补救措施：

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

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错误情况，并作初步检查；

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在收到周伯萍的情况说明之后，我外交部一边在协助周伯萍处理善后的同时，一边致电周伯萍，要他迅速回国。

而与此同时，关于周伯萍误入以色列外交官邸的情况报告，也送到了周总理的手上。

而此时的周总理，身体状况极为糟糕，早在1972年，周总理就被确诊为膀胱癌，而到了1973年年初，75岁的周总理又出现血尿症状，在医生和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同意暂时放下手中工作，于当年的3月份接受了化疗手术。

这次手术，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但医生告诉周总理，若是想恢复的更快更好，那就少工作多休养。

因此，在这个时间段，正是周总理最好的恢复期，但偏偏，周伯萍又惹出来这么一个大祸。

所以，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周总理不得不拖着病体来处理此事，而把“外交无小事”作为准则的他，在看完周伯萍因为粗心大意才导致犯错后，更是无比生气。

也正因为周伯萍是周总理的本家，所以，极为恼火的周总理在之后的国务会议上才更为严厉的对他进行了批评，甚至气到当场说出“周门不幸”这样的话。

一句“周门不幸”，不仅是周总理对周伯萍犯下这么低级错误的生气，更是他恨铁不成钢的怒火，毕竟这种错误对于一向精益求精的周总理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在之后外交部针对此事发布的通报中，周总理将此事定性为“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

这个定性，不可谓不严厉。

1973年5月24日，有关周伯萍情况的详细报告，以及他对这件事的补救措施，还有周总理对此事的批示，汇集之后，呈报给了毛主席。

在认真看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毛主席对这件事的定性，做了几处修改。

首先，是把周总理批示的“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这段话，给删掉了。

在毛主席看来，周伯萍犯的这个错误，主要是没有深入调查情况，比如科威特和以色列外交官邸的地址，另外还有对路上车辆、警哨增多没有进行调查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铸成大错。

所以，毛主席就认为，这起事件，“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其次，在事件发生后，周伯萍采取了及时的补救措施，最大限度的消弭因此事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且，认错态度也十分诚恳。

因此，周伯萍的这些举动，让毛主席认为，他对这起事件已经充分的、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

所以，毛主席就把原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二字，改为了“很好”。

在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批示之后，周总理和外交部再次评估周伯萍在这起事件中的错误性质，并发布最终版的通报。

至此，这起事件被毛主席化解。

而周伯萍本人，在此事之后，依旧活跃在外交岗位上，先后担任了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今刚果）大使。

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最大的感慨就是，“深感莫大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