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前全球经济正陷入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高泡沫、高杠杆的泥潭无法自拔，并且论其“心腹大患”，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便一直隐藏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形势之中。

如今，随着美元加息暂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其“心腹大患”终于现出原形，那便是货币疯涨、信用停滞，以及债务爆雷。

要知道自二战后，全球经济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战后至1980年代，乃是冷战以及雅尔塔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时期；

第二个阶段为前信用货币时代，即经贸全球一体化这一现代化产物的秩序得以建立并持续的时期，时间为19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第三个阶段乃是后信用货币时代，即当前全球化2.0版本日渐崩溃、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回归的时期，时间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

我认为，无论处在哪个阶段，经济学界所要面临的现实课题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应对人性作用于政治学，以使经济学的第一课即资源始终稀缺的客观事实于人类社会不断膨胀的欲望之下逐渐被无视，或将其主观消解殆尽。

而步入后现代化、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导向的社会形态，始终绕不开信用货币制度残留下来的问题症结：过度金融化和资产证券化所导致的对实际社会财富的创造始终离不开信用派生即信贷扩张。

法定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始终具有主权信用的特质，基于此而扩张整体社会的信贷规模，产生具有债务性质的各类资产，以充当现实中可持续性的财富形式。

早已步入信用货币时代的当今全球经济形势，尤其是经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其“心腹大患”只能是以下这几个方面：货币发行、信用派生、债务增长、资产泡沫、通货胀缩，以及关乎经济发展或短期衰退、或长期萧条的现象。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就已经讲到：当前全球经济的“心腹大患”现出了原形，乃是货币疯涨、信用停滞，以及债务爆雷这三大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本人就将对这三个全球经济的“心腹大患”逐一进行分析。

我们先来聚焦首个关乎全球经济形势的“心腹大患”，也就是各个国家的主权法定货币于近几十年来普遍疯涨的问题。

其实，各国的主权法定货币发行量之所以会疯涨，与信用货币时代的特征息息相关。

遥想布雷顿森林体系尚在的金本位时期，主权法定货币与黄金相挂钩，黄金的开采量约等同于货币的发行数量，由此限制住货币的发行，以期稳定主权信用，也因此限制住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物质增长的渴求，加上二战后日益壮大的资本市场，以及围绕其发展起来的逐渐成熟且完善的监管体系，彼时人们发现，人类社会的各项发展需求都必须得挣脱黄金数量的束缚才能运行下去。

而彼时出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不过是看到了金本位体系的弊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动致命一击，使得当时以美元为首的金本位体系再也无法支撑下去而彻底崩溃，最终宣告解体。

自此以后，人类步入了信用货币时代。

各国的主权法定货币凭借自身主权实体的信用，以及综合国力，彼此互相锚定价值，并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方式呈现出来。

无论如何，信用货币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契合人类社会对于物质财富日益膨胀的欲望，并满足其以指数型增长的需求。

于是，欧美地区在摆脱了长达十年的滞胀危机后，开启了经贸全球一体化，以及围绕其所展开的国际分工协作格局的全新时代。

最重要的是，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球流通起来，有了里根主义的加持，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于金融行业的创新，华尔街和硅谷迅速壮大并联合起来，使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储备，以及大宗商品计价的主权货币。

由此，全球的信用货币体系出现了以美元为首的一家独大，而其他货币屈尊于次要地位的整体发展趋势。

然而，随着人类那永无止境的欲望不断膨胀，全球经济出现了过度金融化和资产证券饱和化的特征。

体现在主权货币发行方面，拉长时间段来看，各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发行均以指数级疯狂增长，俨然呈现出暴涨的态势。

比如一些真正失去了N年的国家，即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它们一边无节制地超发主权货币，一边又无法稳定其国内的资产价格和货币汇率，由此陷入了极具恶性的通货膨胀陷阱，以及付出了将过往的发展成果全部付之一炬的惨烈代价，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逐渐沦为被称为“全球南方”的三流国家。

而像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或是诸如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尽管过往的经济发展势头都很不错，但由于超发货币或滥发主权信用债券，扩大了主权实体所要偿还的境内外债务规模，导致其资产价格和货币汇率始终无法做到稳定，从而在与美元、欧元等强势货币的比较之下败下阵来，普遍陷入国内资产流动性长期不佳，以及优质资产投资标的始终不足的状况之中。

至于像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过往经济发展程度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所发行的主权货币，则不仅能够在资产价格和货币汇率上做到稳定，还能基于此构建出属于自身货币计价资产的投资生态。

尽管它们相比过往自身的货币发行量，如今显然也暴增到了一定的量级，但由于其等的综合国力强大、主权信用良好，加上货币发行量与GDP、GNP等经济数据增长相匹配，虽然在总量上形成了暴增的态势，但与其于近些年来的实质性物质财富创造相对应，并为其体现货币信用的价值。

比如欧元于1999年创立以来至今，其货币发行量已超过数十万亿元的规模，但因为与其实质性的财富规模相匹配，从而并没有形成剧烈的通货膨胀效应，反倒得益于欧债危机的流动性受阻，始终呈现出相对紧缩的通货状态。

再比如美元，相比其半个世纪之前的货币发行量，如今也暴增到了四十倍以上，但其经济规模及总量相比之前也增长了大致数十倍，于是两者相匹配，并没有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反而始终处于温和的通胀之中，有利于美元资产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

还有就是咱们的人民币，仅于过去十年来，就发行了超过两百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但因为与年均6-8%的GDP增速相匹配，于是我们也没有产生剧烈的通货膨胀，反而有助于我们过往依靠规模庞大的禀赋优势，发展制造出口行业，并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赚取海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以充实国内的资产规模，并用于主权信用的创造，以及维持住货币汇率的稳定。

说完货币疯涨，紧接着我们来分析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其余的几个“心腹大患”。

关于信用停滞这方面，除了大洋彼岸的那个大国之外，世界上其余的国家似乎都难逃这一劫。

先说欧元区：由于欧债危机的爆发，其主权货币的信用扩张于近年来呈现出不升反降的态势，这意味着，其信用扩张的速度不及以往，甚至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泥潭。

其次，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尽管得益于近年来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回归，使得部分国家诸如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以及波兰等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大涨，甚至超出了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但除了这几个国家之外，其余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高到哪儿去，依旧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有的国家不仅效仿现代货币理论，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维持财政支出，还在社会信用扩张这方面一直处于激进状态，却导致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由于资产价格大跌，加上货币汇率异常波动，其等所超发的货币量与现实当中的财富规模并不匹配，根据市场真实利率走势，实际社会信用扩张不升反降，处于整体信用收缩乃至停滞的状态。

再来，重点分析位于亚洲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仅次于大洋彼岸的最发达国家。前者是中国，后者是日本。

这两个国家在信用扩张方面出现了相似的特征，那就是基于主权信用的创造，通过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发放信用贷款的方式，以此扩张整个社会的信用资产规模。

这两个国家都在经济发展的模式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制造出口这一外向型的发展模式，以及此后大力发展境内的房地产和大型基建项目这两大行业，促成以行政投资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

纵观这种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其早期所产生的庞大的资金流动性，乃是基于整个社会各个部门扩张信贷、添加金融杠杆，乃至背负债务而形成的。

然而，行政力量干预社会形态的发展乃至市场经济的交易行为，则势必会产生诸如产能利用率低下、商品库存积压、内部消化其产出的能力不足等负面结果。

于是，纵使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或中期，其行政部门拥有再庞大的资金规模，也难以形成高效的投资回报。

而当制造出口、房地产、大基建等行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时，各个部门的现金流及净利润率（ROI）都会大打折扣，由此导致信用扩张陷入停滞，并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等不良现象。

至于大洋彼岸的那个大国，则出现了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截然相反的信用不断扩张的现象，原因很简单：

其得益于主权货币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化金融霸权体系，通过加息缩表的方式，使得全球以其货币计价的资金流动性纷纷回流到其本土，进行高新技术行业及相关领域的高效投资，加上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其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并于短期内快速退出的方式，有效改善了社会底层的居民及中小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维持住经济内生增长的活力。

诸如劳动就业率、社会消费品零售，以及大宗商品消费等数据已连续两年处于上升态势，尽管于近日被爆其经济状况已触发萨姆规则，表明了大洋彼岸在未来的12个月内会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但仍无法阻止其经济发展整体长期向上走的大势所趋。

关于债务滚续乃至爆雷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或许这才是当今全球经济形势最大的潜在风险和隐患。

由于步入信用货币时代，全球所有的经济体在过往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都动用了金融化的手段，通过信贷扩张、添加杠杆等方式，徒增社会各个部门的总体债务量。

然而无论如何，债务的偿付具有刚性的特质，一旦社会主体所承担的债务量远超过其资产运营的收入所得，则会陷入漫长的偿债周期，任何现金流都会被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吞没。

而一旦收入所得产生的现金流无法支付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导致资不抵债的情况发生，由此徒增社会主体逾期违约的财务暴雷风险。

从行政部门的负债端作为切入视角去看，目前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的行政债务几乎都处于高企的区间。

比如日本政府的负债率即负债除以GDP的比例高达200%，而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则高达130%。

至于我国行政部门的负债率，则分为中央行政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

中央行政部门的负债率目前为40%左右，而地方行政部门的负债率平均高达70%以上。其中，城投债属于地方行政部门的隐性债务，如若算上这部分债务，则地方行政部门的平均负债率即负债除以GDP的比例已经超过100%。

从企业部门的负债端这一角度出发，我国的企业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占宏观负债率的90%以上，其总体负债除以GDP的比例超过200%，属于世界之最的水平。

而美国、日本、欧元区、韩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企业部门的负债率普遍都低于其等除以GDP比例的100%。

至于从居民部门的负债端这一角度出发，我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为70%左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个人住房贷款，小部分是消费贷和经营贷。

由于我国的个体户数量位居世界之最，其经营贷款规模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要大得多。

然而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景气，间接或直接导致个体户经营贷的剧烈收缩，乃至放大其爆雷的潜在风险。

尽管我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相比其他国家的居民部门要小得多，可是我国居民部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GDP除以GDP的比例，也比其他国家的居民部门要小得多。

所以，总体来看，我国居民部门的负债率属于全球中上的水平，即超过一众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论世界主要经济体就社会三大部门的债务暴雷风险，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如下：

除我国以外，政府部门的债务暴雷风险要远大于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而在我国，则是企业部门的债务暴雷风险要远大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

写在最后

除了货币、信用，以及债务这三个方面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潜在风险和隐患都很大以外，还有资产泡沫、通货胀缩，以及经济衰退乃至萧条的迹象，无疑都是当今全球经济形势的“心腹大患”。

本文重点论述信用货币时代下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特征，即货币始终上涨、信用始终扩张，以及债务始终滚续。

由此催生出货币疯涨、信用停滞，以及债务爆雷这三个属于当今全球经济形势最大的潜在风险和隐患。

至于资产泡沫，我国的情况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好得多，原因在于过去几年来，我国的大类资产受到外部势力的持续打压，从而一直处在较低的价值区间。

另外就是通货胀缩和经济衰退与否的隐患，待下一篇文章再详细论述。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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