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覃应机、谢扶民等一批广西干部，专程到广州向前来视察的毛主席汇报工作，陪同的还有开国大将张云逸，他虽然是广东人（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但建国后也在广西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张云逸，毛主席十分尊敬。这位当时已经年愈60的老将军，一生传奇，不仅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和辛亥革命，还与邓小平一起领导了广西的百色起义，论资历，并不逊色于一众元帅。

在和张云逸见面握手时，毛主席好像想到了什么，突然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当年在广州，韦拔群是农讲所里最好的学生。”

听到韦拔群的名字，在场的人都沉默了，他们看到主席神情有些伤感，而一向老成持重的张云逸此时竟也湿了眼眶。

一年后，广西民委副主任黄举平带着少数民族参观团前往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当时主席看到黄举平，并没有先谈工作，而是问了一句：

“你是哪里人？”

黄举平回答：“我是东兰县的。”

毛主席想了想，又问道：“韦拔群就是东兰的吧？”

黄举平点头回答：“是的，他在右江地区威望很高，各族人民对他的印象很深！”

毛主席深有感慨：“是啊，群众对他很爱戴，可惜他牺牲了！”

建国之后，毛主席每次会见广西来的同志，不论是像黄举平一样的干部，还是一些文艺工作者或者是普通战士，都会提到韦拔群的名字。甚至一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员多年的广西战士，请假回乡探亲归队后，毛主席都扯着他聊了很久的韦拔群。

直到70年代南巡期间，见到主政广西的开国上将韦国清，毛主席还在问：

“你和韦拔群是不是一家亲？”

很难想象，毛主席会如此频繁地怀念起一个人，甚至只要提起广西两个字，都会念叨一下韦拔群。并且每次聊到深情处，毛主席总是会背过身去悄悄流泪。

1934年，毛主席曾在江西瑞金的一次会议上，提议要为18位牺牲的同志默哀。名单里，有他第一师范的同学蔡和森，有知己之交的恽代英，有同乡好友邓中夏。而在这些名字当中，还有韦拔群，只是他和毛主席，从未见过。

连一面之缘都未曾拥有过的陌生人，却让毛主席足足痛惜半生，韦拔群到底是何等英雄？

1923年10月21日凌晨。

随着一声信号枪响，1500多名农军扛着火枪、大刀、长矛，兵分四路猛攻广西东兰县城。霎时间，四周喊杀声震天，从睡梦中惊醒守军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全部缩进县衙，做最后的困兽犹斗。

战斗持续到深夜，一位秀才模样的壮族青年来到队伍前方，下达总攻命令。无数火把将东兰的街道照得如同白昼，农军架梯翻越围墙，跳进衙门，近身搏杀。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随即抬起圆木，生生砸开了县衙的大门，剩下的人一拥而入。

至此，东兰守军悉数被歼，县城告破。

那位壮族青年在庆祝大会上高声宣布：

“自今日起，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剥削契约，我们都是平等的，要为建立一个崭新的东兰共同努力！”

话毕，台下红旗狂舞，欢呼声一片，百姓们开始高声呐喊一个名字—“拔哥”。

消息一经传开，便引起了广西及周边几省军阀势力的强烈震动。“拔哥”到底是谁？带着千余农民，拿着土枪农具，就能在一夜之间攻破正规军镇守的县城。

更为严重的是，此次东兰起义不仅得到了周边数十个村县的响应，而且整个右江两岸、红水河畔到处都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可以说，广西已经因为这位拔哥的出现“红”透了半边天。

终于，当韦拔群的名字被提起，这些军阀头子才倍感无奈地感慨到：

“果然是他！”

韦拔群生于广西东兰县一户壮族富户，家族庞大、田产充盈，从小衣食无忧。但这位小少爷却天生一份侠义心肠，18岁离家求学，因带头反对校长向权贵捐资祝寿而被开除。22岁变卖家产，招募乡民，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黔军担任参谋。

成绩出众的军校科班生，年纪轻轻却战功赫赫，在当时的黔军，韦拔群可谓前途无量，多的是想要收买他的军阀头子，跨入将军行列只是时间问题。包括时任广西省长的国民党元老马君武，也是许诺高官厚位，希望韦拔群拜入其门下。

无论是留在黔军，还是回到广西从政，等待韦拔群的都是荣华富贵。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最当红”的时候辞去一切官职，一度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2年之后韦拔群再次出现的时候，跟着他身边的还有数千右江农军。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却显示出了超出一般的实力，破县城，战桂军，除恶霸，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进则攻城拔寨，退则固守山林，灵动自如，罕有败绩。

而这些，还只是小打小闹。韦拔群要干的大事，才刚刚开始。

1929年12月，韦拔群、邓小平、张云逸在广西百色举行起义，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又一声中国革命的平地惊雷。

而在这场起义之后，一场更为壮烈的长征也即将开始。

1930年10月，红7军在广西河池整编，并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开赴中央苏区。

7000人从广西河池到江西苏区，冲破敌军的层层堵截，转战黔、桂、粤、湘、赣5省，历时8个多月，行程7000多华里，这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伟大的长征。

对于中国革命，红7军是有特殊贡献的。他为困境中的中央红军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将领，如邓小平、张云逸、李天佑、黄冕昌。

这支部队之后被改编为红三军团第5师，主力为清一色的广西狼兵，战斗力强悍，又狠又猛，专打白刃战。后在湘江之战中阻击桂军王牌第7军3天3夜，一战成名，为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立下第一功。

但遗憾的是，红7军之后的辉煌历史，并没有韦拔群的参与。

在红7军远赴江西前，为了保住经营多年的右江根据地，就必须要有人留下来继续坚持广西革命，而这个人选只能是韦拔群。他擅长打游击战，军事能力强，又是东兰人，熟悉地形民情，在老百姓心中如同英雄般存在，威望极高，能一呼百应。

留下来，意味着要面对百倍于己的军阀部队围剿，每一天都是生与死的考验。韦拔群顾全大局，主动请缨，留守在右江地区坚持革命，并将一手带出来的红21师2000多主力都补入友军部队，自己只留下100多人和一些老旧武器。

对于军阀来说，韦拔群一个人的威胁，甚至要比整个红7军都大。他号召力强，深得民心，能在短时间内再拉出一支数千人的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在广西这个地方，军阀不可能不容忍有韦拔群这样的人存在。而当时最敌视韦拔群的人，正是有着“小诸葛”之称的桂军名将白崇禧。

白崇禧善于谋略，且用兵狠辣，在红7军离开广西后，他当即亲自坐镇东兰，指挥桂军主力对韦拔群重新招募整编的红21师进行围剿，目的就是斩草除根。

但在和韦拔群的几次交手中，兵力、火力都占据绝对优势的桂军，反而屡次吃亏，不仅连红21师的影子都找不到，还被日夜不断的游击战、伏击战打得疲惫不堪，损兵折将。

正面交手占不到便宜，白崇禧只能孤注一掷，下令坚壁清野，挨村“搜剿”，见草用火烧，见水就放毒，不许有人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但凡有和红军联系者，一律处决。

在东兰，白崇禧甚至亲自出面，面对上万前来群众许下承诺：

“悬赏韦拔群一万元。”

这也是白崇禧又一手阴招，他企图通过重金利诱和收买，从内部瓦解红21师，甚至是直接买通内奸暗杀韦拔群。

桂系王牌第7军军长廖磊也跟着发出布告：

“谁能捉到韦拔群，赏红花七千！”

不料廖磊这一次悬赏，非但没有成效，反而狠狠坑了自己一把。韦拔群得知此事后，先是也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

"谁砍得廖磊狗头，赏铜板一个！"

之后又亲自导演一出好戏，让手下战士假装投敌，说要绑了韦拔群求赏。等双方交换的时候，突然打了桂军一场伏击，不仅缴获了大部分赏银，人也毫发无损。

虽然在韦拔群的指挥下，红21师战绩出色。但随着桂军围剿日益疯狂，四面封锁坚壁清野，红军也逐渐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无从获得补给，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只能转战于广西山林。

而这个时期的韦拔群，也接连受到重大打击。

战斗中，大弟韦菁、内弟陈庆锷接连牺牲，年仅16岁的次子韦述宗突围送信时被捕遇害。韦拔群生母黄祖妹、嫡母王的纪、庶母陈的姣、三子韦革命、四子韦坚持、女儿韦美鸾被围西山，拒绝投降，最终饿死。妻子黄秀梅为掩护韦拔群，同样牺牲。

2年间，韦拔群一家20余口人，有17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还包括收养的流浪女双凤、飞来。

桂军曾以被俘的韦述宗作为人质要挟韦拔群投降，但被断然拒绝。韦拔群宁愿让儿子成为烈士，也不想投敌做贼。之后，韦拔群还亲自为牺牲的战士、家属写下这样一幅挽联：

“致公心致忠心此心不死；为国死为民死虽死犹生。”

韦拔群是英雄，韦氏一族更是出了数十位英雄，甘愿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直至牺牲。但在敌人疯狂的围剿压力下，面对金钱的诱惑，一个意志薄弱的败类，就能毁掉无数人的苦心坚持。

韦昂是韦拔群的堂侄，也是警卫连连长。此人为了1栋小洋楼，外加3万银元的赏金，便在自己小老婆的鼓动下暗中投靠桂军，一直潜伏在韦拔群身边，伺机而动。

1932年10月，韦拔群因为长期高压指挥，积累成疾，又患上疟疾，病情极具恶化，只能转移到东兰赏茶洞养病，身边只有韦昂和另外一位警卫员。

19日凌晨，韦昂趁着警卫员不备，偷出配枪，对准病重昏睡的韦拔群头部连开三枪，然后抽出马刀砍下首级放到背篓里，仓皇跑下山去向桂军请赏。

韦拔群牺牲时，年仅38岁。桂军除去心头大患，欣喜若狂，将韦拨群的头颅放到金鱼玻璃缸里，浸泡入防腐药水，运到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示众。老百姓见此惨烈情景，无不嚎啕大哭。

也就是在示众的过程中，烈士的头颅突然失踪，桂军气急败坏，却根本没有任何线索，只能悻悻作罢。传言是有老百姓感慨韦拔群壮举，才悄悄盗走遗体下葬，以告慰烈士英魂。

而在韦拔群牺牲后，红21师虽受到重创，却并未就此消亡。韦拔群的堂弟韦秉琚和一大批老部下，仍坚持在东兰等地坚持革命，直至广西解放。

如果能跟随红7军从广西前往江西，韦拔群一定能见到毛主席。但为了留守右江，他最终放弃了这唯一一次机会。

不过虽然从未相见，毛主席却从不掩饰自己对于韦拔群的敬佩，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广西革命，韦拔群立了第一功

毛主席在井冈山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曾说过一句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广西革命的成功，在率部起义的北伐名将李明瑞，在德高望重的张云逸，在组织能力出众的邓小平，但点燃燎原第一把火却是韦拔群。

从1921年离开黔军回到东兰，到1929年的百色起义，韦拔群用了近10年的时间，让革命的火种遍布整个右江地区，受他影响而参加的革命的广西子弟数以万计。

广西革命，韦拔群是唯一从头打到尾的人，直至牺牲，他都没有离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面旗帜的存在，在桂军苦心经营的大本营里，红军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百色起义能够成功，红7军能够打出一片天。

毛主席曾说：

“韦拔群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

这句话足以体现韦拔群的份量，拉出一支部队容易，打下一座城市也容易，但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带动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大西南的革命，能做到的只有韦拔群一人。

毛主席从不掩饰自己对于“榜样人物”的敬佩，像韦拔群、刘志丹、方志敏这类人，都在那个时代影响了一大批革命者。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毛主席星火燎原的革命梦想才得以实现，这就是英雄的惺惺相惜。

第二、相同理念，亦师亦友

1958年毛主席视察南宁时，曾说过：

“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要知道，革命要重视农民，这是毛主席早期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但一度不被大多数革命者所接受。正因如此，“上井冈山”、“开展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些理论在进行实践时，内部阻力非常大。

而当时最能和毛主席“心意相通”的，就是从未相见的韦拔群。

韦拔群出身富贵，效力过军旅，却一心只为寻常百姓着想。他参加革命，拉起的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打东兰目的也不是占领县城，而是要打掉压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他曾亲自编写了一首《革命到底》的山歌，歌中唱道：

“穷人闹革命，穷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处境难，但相信，雾散天会晴。”

在当时，和毛主席在组织农运工作方面齐名的人，一个是身处广东海丰的彭湃，另一个就是广西东兰的韦拔群。三人之间并无交集，却始终在追寻同一理想，经常通过报刊事迹，相互学习借鉴，亦师亦友。

毛主席和韦拔群最终没能见上一面，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遗憾！

1960年，一位老红军战士主动向上级写信，请求探查韦拔群牺牲真相，还烈士一个公道。

在大力追查下，一切最终水落石出。出卖韦拔群的叛徒韦昂，在投靠桂军后很快就将赏银挥霍一空，只能跑到老家隐姓埋名，最后被当地游击队找到，两枪结果了性命。而当时同样参与谋划暗杀韦拔群行动的桂军参谋刘治、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也在1962年被捕，最终死于狱中。

同年12月，在韦拔群牺牲30周年追悼会上，邓小平写下的他人生中最长的一篇题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山河无忧，烈士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