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亥盛夏，友人李长征的《王士禛传》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将书捧在手中恨不得一口气读完，但由于新颖材料实在太多，不得不用了三个整天。读完之后的总体印象是，该书将王士禛、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士禛的诗学成就以及历史地位介绍的详细具体，似乎穿越了历史时空，使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近距离的与古人对话，更好地学习古人的智慧。
王士禛是清初以来诗坛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位，有“康熙朝诗坛盟主”之称，但他生前的很多活动似乎与德州有着不解之缘。由于德州自明中期以来一直到清中期，始终保持着山东文化高地的绝对优势，这里不仅文人雅士层出不穷，而且文学水平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始终吸引着这位诗学大师的目光。加之清代的新城与德州同属济南府，两地文人之间总是以老乡相称，也为王士禛的德州交游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故而王士禛一生与多位德州文人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应该说德州文人一直对他崇拜有加，对他事迹的了解也相对较多。从这点上说，《德州晚报》总编李长征同志的《王士禛传》出版，应该对德州地域文化的研究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名人立传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牵扯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又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要准确把握这两个主义，首要的前提是把握好被立传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王士禛的性格、王士禛的神韵说主张都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时势造英雄”。王士禛所处时代是明清鼎革不久，当时的华夏缙绅与士大夫面对国破家恨，为了生存不得不昧着良心与清政府配合，正是那颗不容易被泯灭的良心，始终使那些汉族士大夫在精神上受到某种程度的煎熬。新城王氏家族自明末孔有德叛乱以来连遭横祸，先是崇祯四年（1631）遭到孔有德的洗劫，继而崇祯十五年（1642）关外清军烧掉济南城后再次对新城王氏进行报复，王氏一族三十馀人殉难。1644年大顺军占领新城后的逼饷，使王氏家族更加破败不堪。无独有偶，清政权建立后，谢迁领导的反清义军再次攻掠新城县城。家恨国仇，使得这位考中进士正在为清政权服务的他始终处在矛盾当中。这也正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诗学主张诞生的土壤和条件。从这个角度来写，人们对神韵说的理解就再也不会神秘。恰巧，这种特殊时期所诞生的诗学理论，又是这个历史时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就有了神韵说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丰富了诗学理论，满足了诗学在各种背景下的存在需要。王士禛是神韵说的创造者，他运用“神韵说”理论创作了海量的诗词歌赋，成为诗界不可多得的巨无霸级的人物。《王士禛传》对王士禛其人、其诗学主张和历史贡献等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介，犹如一阵春风煦煦而来。为了给王士禛画出一幅真实完整的画像，作者在跋中写道：除了查阅各种典籍外，他沿着王士禛先生的足迹去触踏先生走过的大地，抚摸王士禛曾经抚摸过的瓦木砖石。他多次到新城王士禛故居考察揣摩，到扬州王士禛呆过的官衙查看体验，甚至到过边远的广东清远峡，去过山西榆次的什贴镇。
《王士禛传》一书涉及王士禛诗歌生涯中的友人200多位，都是作为衬托王士禛这朵红花的必要绿叶，因此对每一个人物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证与记述，自然是写好《王士禛传》的必然路径。但这些人物活动的区域不同，家庭背景各异，取得的诗学成就更是千差万别，能在浩如烟海的故纸文献中将这些问题梳理清楚，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李长征同志做到了，而且做得是那么完美真实，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不仅我们读者啧啧称奇，就是睡在九泉之下的王士禛先生本人也会发出由衷的微笑。
王士禛的为人处世是以宽厚慈祥著称的，连康熙皇帝都曾经多次提及“山东人性偏执，惟王士禛否。”王士禛的宽厚，在对德州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冯廷櫆的关系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冯廷櫆的父亲冯沛是王士禛考举人时的同年，冯廷櫆本人当初也是跟王士禛学诗，但后来却是偏向赵执信，不遗馀力地否定王士禛神韵说主张。王士禛虽然有些不快，但始终没有表现出对冯廷櫆的不满，这从王士禛分别为冯廷櫆和其父冯沛所撰的墓志中可以看得出来。王士禛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冯廷櫆的诗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君之文，清迥绝俗；歌诗尤超逸，似不从人间来”，甚至发出“昔秦少游死，东坡先生叹世无复有如此人。今大木死，世岂复有如此人哉！”。再一件事情是对孔尚任的态度上，不以孔尚任的落魄而冷眼相对。孔尚任写出《桃花扇》名满京城，却由于题材涉及明末清初的诸多史实，引起统治当局的不满，不白原因地被罢官，生活极其困顿。这时的王士禛不避嫌疑亲自登门，在冰冻三尺的寒冬给孔尚任送去木炭。孔尚任感动地写道：“新城清风天下闻，乃有大被暖铁汉。”
《王士禛传》这本书不仅从正面为王士禛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王士禛身上所存在的落后成分，如主张恢复八股文，支持女人裹足等。这些不被人知的落后面的写出，正是作者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从而使王士禛的形象更为丰满真实。因此说，该书是一本了解王士禛不可多得的好书。
但这本书也有个别的疏忽存在：如对王士禛对德州诗坛的影响缺乏细致描述，在对山东的另一位大诗人赵执信的描述上感觉有点刻板。王士禛所创立的“神韵说”诗学理念曾深刻影响过德州诗坛，在德州有一大批人追随者，如他的老友谢重辉、田雯的弟弟田霡，赵氏家族的赵善庆，后来的田同之，再后来的卢见曾、宋弼等，都是王士禛神韵说的骨干力量。粗略统计，王士禛曾为德州田实栗、田张氏、李允祯、冯沛、冯廷櫆、孙继、赵廷讲（赵善庆之父）、李文科、苏伟等九人撰写过传记或墓志、墓表。在对多位德州诗人的诗作进行点评的同时，还为李浃、赵善庆、谢重辉等德州诗人的诗集作序。王士禛对德州地域诗坛的影响不止一代，而是达百年之久，所以说王士禛对德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应该得到较多笔墨的书写，但作者没有展开去说，不能不说是该书的遗憾之处。另外，王士禛神韵说主张的对立面是赵执信，赵执信虽是王士禛的亲戚，但诗学主张不同，一直对王士禛创立的神韵说进行抨击，属于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但赵执信的诗学成就却是仅次于渔洋山人，在当时的诗坛也可说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位。卢见曾、宋弼等人在乾隆二十年（1767）编成的《国朝山左诗抄》，收录山东诗人536位，诗作5900 首，收录王士禛398首，属于当仁不让的第一，但收录赵执信为154首，位列第四。但李长征《王士禛传》为了突出王士禛的形象，书中使用了“发泄私愤”“偏执、轻狂、狷急的个性”等字眼，似乎对赵执信的评价不够公允。反观清代中期以弘扬齐鲁诗歌文化为己任的卢见曾宋弼等前辈，不仅牢牢捍卫王士禛的诗坛盟主地位，而对赵执信这位诗学大家也是极力宣传宏扬。如宋弼写于《公祭赵秋谷先生文》，卢见曾的雅语堂不仅最先镌刻《饴山诗集》《谈龙录》《声调谱》，还分别写了“赵秋谷先生诗序”、“赵饴山先生《声调谱》序”、“重刻赵秋谷先生<谈龙录>并<声调谱>序”三篇序言，精辟地说明了王士禎与赵执信两人取得的诗学成就和秉持的不同诗学理论，对他们的人品文品均给予极高的评价，应是文学后辈效法的楷模。
以上数语，仅是本人拜读当中的突发奇想，不避浅陋地写出来供作者参考，同时期盼作者有更多的大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