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日，哥伦比亚卡利，《生物多样性公约》副执行秘书大卫·库珀与哥伦比亚环境部长兼COP16主席苏萨娜·穆哈默德在COP16峰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中。视觉中国/图

关键议题仍未落定，约一万五千人参加的大会竟戏剧化落幕，戛然而止。因为经过近12小时的“拖堂”，过半国家的代表团已经离场。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称《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次会议（COP16）在哥伦比亚的卡利市闭幕，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会议就如何推进COP15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称《昆蒙框架》）开展了近两周的讨论。

《昆蒙框架》提出“30x30”承诺——在2030年之前保护地球30%的陆地和海洋，恢复30%的退化生态系统，这急需各国的行动计划和资金。但COP16未能就支持履约的资金机制、监测框架等核心议题达成一致。

虽乏善可陈，COP16也有亮点。COP16强调全民参与、为民间社会团体设置“绿区”，吸引上百万人次访问，被称为“人民的COP”。达成了为原住民设立常设机构、对自然基因数据的商业使用收费等共识。

多位参会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既被亚马孙区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好客的人文氛围感染，也对大会议程的拖延、成果的有限感到失望。

大会期间，亚美尼亚拿下2026年COP17的举办权。“30x30”目标近在眼前，全球能否如期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COP16为亚美尼亚留下一地问号。

考试中，考生通常先做简单的题目，把难题放到最后。COP16也是一样，分歧最大的资金动员议题被主席国安排到最后讨论。

意外的是，这道难题还没来得及作答就匆匆交卷。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顾问姚喆回忆，由于多个议题进展缓慢，COP16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从当地时间11月1日晚上10点才开始，这已经超出了大会原定的结束时间，代表团开始陆续离场，赶飞机回国。

第二天早晨8点半，开启正式讨论前，大会主席提议清点在场代表团数量，结果由于未达法定人数，大会被迫暂停，草草闭幕。

据英国《卫报》报道，斐济谈判代表表示，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预算更改航班，被迫放弃会议。斐济是COP16闭幕会上唯一在场的太平洋岛国，但10位出席代表中也只留下了1位。

“（因人数不足中止谈判的）情况很少见，气候谈判也经常拖堂，代表团通常有所准备。”姚喆猜测这是一起偶然事件，“代表们离场时也许没想到，其他人也到点就走。”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项目主任彭奎则认为并非偶然，“各国在资源调动等关键议题上分歧过大，部分代表们可能认为短时间内无法谈拢，才选择了按原官方计划的闭会时间离开。”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日，哥伦比亚卡利，COP16会场，一位土著女性闭目养神。视觉中国/图

近13天的谈判里，核心分歧在于资金流动机制——钱该从哪个基金取出。

《昆蒙框架》中，各国承诺2030年前从各种渠道（国内与国际、公共与私人）每年筹集至少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其中，2025年前每年至少200亿美元应流向发展中国家。

然而，包括了与会期间新西兰、法国和奥地利等七个国家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省新捐助的1.63亿美元，全球环境基金（GEF）下负责收款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BFF）至今只收到了3.96亿美元。

尽管钱的总量不足，但以刚果（金）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更在意的是，钱不该放在GBFF里，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生物多样性基金。出资国则持反对意见，倾向于改革GEF现有的运行机制。

姚喆指出，在大会未能得到讨论的案文里，的确更倾向发展中国家，同意建立新基金，但要等2030年GBFF逐渐退出后再正式使用。不过，由于谈判暂停，这项提议并无结论。

动员资金是为了实现各国根据《昆蒙框架》修订的计划。遗憾的是，直到COP16落幕，196个缔约方中仅有44个（占22%）提交该计划。

制定计划后，需要有监测体系判断保护工作是否落实到位，但《公约》监测框架亦未达成共识。

“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没有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交不出保护计划、难以配合监测，而发达国希望先解决计划和监测问题再出资。”姚喆说。

没计划也没钱，钱该怎么取也各执一词，闭幕会上代表们“默契”地离场，让这个难啃的议题彻底悬置，草案文本预计留待2025年曼谷举行的临时会议上继续谈判。

值得担心的是，下一步工作有待《公约》秘书处推进，但COP16还未能批准未来两年的《公约》预算。

“COP15立下的雄心未能得到匹配的行动，资源调动这一核心议题的搁置对实现‘30x30’目标也是一大打击。”彭奎说。

留下遗憾的同时，COP16并非毫无成果。

2000亿美元的筹资目标单靠发达国家出资难以实现，来自大自然的生物基因数据——数字序列信息（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 on Genetic Resources，DSI）成为融资的另一渠道。

用于制造药品、化妆品等，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公司常常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获取基因信息。因此，发展中国家长期呼吁建立国际机制，以保障原住民获益。

简单来说，就是要求跨国企业为大自然埋单，并把钱交给自然的守护者。

南方周末此前报道（详见《全球共议保护自然，但钱难谈拢？》）指出，“向谁收费、自愿或强制、收钱后由谁管理、钱以何种比例被谁使用”是DSI惠益共享机制的主要争论点。

全球首个基于DSI的基金——“卡利基金”最终在COP16设立。彭奎认为这是COP16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展。

根据最终通过的决议，从基因数据中获利的制药、化妆品、农业、营养保健品等企业“应该”将其利润的1%或收入的0.1%捐给卡利基金，基金将由多方信托基金管理，原则上分配50%给原住民和地方社区。

决议还限定了有义务缴费的企业范围，以下三项标准需满足两项：销售额超过5000万美元、利润超过500万美元、总资产超过2000万美元。

姚喆指出，虽然“应该（should）”这一措辞选择了最有力度的表达，但是COP决议本身并不具备强制性，仍是在道义层面做出约束，这也是国际公约常见的缺陷。

“卡利基金的成立，有望动员国际市场上的资源流入生物多样性保护，但具体运作机制还有待讨论。比如各国怎么立法督促企业交钱？50%的钱怎么到原住民手里？”彭奎说。

值得注意的是，DSI的使用主体除了商业机构，也包括科研团体。COP16在DSI议题上达成的共识还包括“允许公益性质的科学研究开放获取DSI”，科研机构建立遗传资源数据库、使用生物基因数据无需付费。

哥伦比亚卡利动物园的金刚鹦鹉，卡利动物园是哥伦比亚最著名的动物园之一，拥有超过1200只动物。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COP16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也和原住民利益切身相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表示：“原住民是生物多样性的伟大守护者……他们的知识和管理必须成为各级生物多样性行动的核心。”

类似观点在《公约》第8（j）条有所体现：缔约方“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并鼓励公平分享这些知识带来的惠益。

但原住民权利长期未得到落实。第8（j）条工作组已经成立26年，却一直只是临时机构。

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设立《公约》第8（j）条的常设附属机构，并承认非洲裔人民及其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成为深夜开场的COP16闭幕式的第一项议程，并迎来了高潮。

当COP16主席、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苏萨娜·穆哈默德（Susana Muhamad）敲下木槌，标志着决议通过时，以拉美国家为首的代表团纷纷起立欢呼鼓掌，姚喆在现场注意到穆哈默德动容落泪。

新成立的常设附属机构和原有的工作组运作方式类似，都旨在实施和监督《公约》第8（j）条工作计划，但拥有了更高地位。

彭奎认为，哥伦比亚强力推动原住民议题并将其作为COP16的标志性成果，与其殖民历史背景有关。“对于国际上曾沦为殖民地的地区和原住民群体而言，这是历史性进展，但客观来说，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像DSI问题直接涉及利益分配。”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上的原住民和地方社区（IPLC）概念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一般可对应“地方社区参与”等表述。

2024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就有多处提及地方社区参与，如“鼓励社会资本和地方社区以多种形式参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态产品开发及特许经营活动”“探索公益治理、社区治理、共同治理等方式，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民间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目前只确认要建立常设附属机构，保障原住民参与自然保护决策的权利，但具体的参与机制是什么、中国社区机构是否加入、如何加入等问题尚不明晰。”彭奎说。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25日，哥伦比亚卡利，COP16峰会绿区，一名踩高跷者在游行队伍中表演。视觉中国/图

“人民的COP16”举办期间，除了正式谈判，还有众多由国际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等举办的边会，关注细化议题。

场内，大会达成的两项决议都和原住民利益有关；场外，鼓励地方社区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议题也得到多方关注。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简称OECMs）成为边会“最热”话题之一。

OECMs是指自然保护地以外、实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长期成果的明确地理空间。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项目保护地战略副总监刘静表示，作为自然保护地的补充方式，OECMs可以撬动相关方推动保护，成为实现“30x30”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史湘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很多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在保护地外，更适合以OECMs的形式开展保护。“许多国家设立新的保护地已经十分困难，但将更多的其他用地认定为OECMs，还有很大潜力。”

和政府严格管理的自然保护地不同，OECMs机制强调非国家主体（例如企业、社区、学术机构、NGO等）的贡献。

在重庆陆海国际传播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灿看来，OECMs的意义是为民间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比如我们之前做的城市猛禽保护，猛禽的活动路线很多地块并不在保护区内，借助OECMs可以更好地在非保护地区域开展工作。”

中国已经将OECMs列入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计划。

不过，史湘莹指出，尽管在国内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试点和政策推动。OECMs在全球范围内更是新概念，面临如何衡量其具有显著的保护成效、如何与生物多样性抵消区分等争议。

“OECMs最大特点是包容本地人在保护的前提下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可持续利用，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彭奎说，“COP16在原住民权利和DSI议题上达成的成果，也将促进OECMs实践中对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重视，并可能激励全球的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建立更多的OECMs。”

COP16落幕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即将在阿塞拜疆召开。

同为1992年通过的公约，守护自然和气候的承诺总是像促销商品一样被捆绑在一起讨论，但面对更热门的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显得薄弱。

“COP16原则上确认了保护自然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的重要性，但究竟如何调动资源支持两个公约之间的合作尚无定论。在气候变化的应对框架下，怎么更多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期待COP29带来更多进展。”姚喆说。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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