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卫星，是我国在“”时期产生的特定历史名词。在那个历史时期，不论农业、工业抑或是科学教育界，为了表示建设社会主义的饱满热情，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现状的渴望，改天换地的豪情，“超英赶美”的雄心，豪情满怀地响应党的号召，各行各业无视科学，对成果进行虚报夸大宣传，浮夸风盛行。当时，放卫星成为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核心，在民间歌谣中这样描述当时社会歇斯底里的“攀比”情况“互相攀比放卫星，你跃我更跃，你高我更高，你骑千里马，我坐火箭炮，看谁先送大捷报”。后来，“放卫星”专指吹牛、不切实际、夸大宣传。
但是为何称为“放卫星”？这和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是人类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1957年美国和苏联开始两极争霸，苏联为了和美国对抗，大力开动宣传武器，宣传卫星的成功发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这一重大成就，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均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无上荣耀。这一喜讯的传来，令毛泽东异常高兴，但过后又为其带来了无限的焦虑，因为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同样的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于是，1958年的就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在那个时期各地盛行浮夸风，夸大虚报粮食产量。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一块2.9亩的小麦实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这便是第一颗“高产卫星”。得到《人民日报》的肯定后，各地的吹牛比赛达到了高潮。“放卫星”这个历史的名词，自此也就随着报道的深入而家喻户晓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几句耳熟能详的口号，想必经历过“”时期的人们都不会陌生，这些话在那个时期极为流行。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路线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当时中国经济基本状况认识不够，又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加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因而在总路线提出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运动。“”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但是，限于当时的生产条件，想要如此迅速地取得成绩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为达到指标，各行各业欺上瞒下，开始大放卫星。
农业放卫星
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于是，在1958年年代，毛泽东率领中国“超英赶美”，农业领域也不甘落后。国家计划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奔着这个目标，中国农业开始如火如荼地赶超英美，粮食高产卫星也开始纷纷上天。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词，出现了很多以“卫星”命名的地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号称中国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群。该公社的前身是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韩楼大队在一块2.9亩小麦试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这是国内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1958年7月，再次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人民日报》7月23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随后破纪录的粮食亩产不断传来。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再次放了一个大“卫星”。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都议论纷纷，有的人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榜样竖起来了，而且在媒体上公开公布了，剩下的就是各地加足“干劲”纷纷效仿。随后，各省各地区主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取得了“明显成效”。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粮食不仅能够万斤，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这一产量让人膛目结舌。据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随后，《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压倒群雄独领风骚。这一产量令人难以信服，但是天津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主席亲自到实地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了。
1958年7月23日，中国农业部公布当年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1957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
当时，《新疆日报》用套红的版面，破格地刊登了一则颇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从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腾空而起。这个县由于小麦丰收，全县平均每人拥有粮食高过了一万斤！那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射高产“卫星”进入了高潮。大字标题的喜讯，震撼人心的口号，天天充斥着《人民日报》。印象最深的是《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摄影记者摄于湖北某地的照片。那高度密植的稻穗上竟然直端端站立了三个儿童，真叫人叹为观止。
《人民日报》还曾报道说，河北省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们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到了（1958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
《人民日报》在1958年7月23日发表社论《今年夏粮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声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笼。在全国人民为这一颗颗特大“卫星”欢呼雀跃的时候，也让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从此，放卫星一词成为中国当代史中的重量级词汇，不仅因为它所代表的庞大数字，而且因为它所蕴含的血泪斑斑。
“、放卫星”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反而我们看到了中华大地上曾经上演的荒唐、悲哀的一幕幕：人民公社“”，各地粮食高产“放卫星”，粮食多得吃不完了，于是，各地大办公共食堂，“放开肚子吃饱饭”，国家对农村大量征购粮食。结果，不到半年，1959年春天部分地区就出现饥荒，1960年几乎全国城乡处处缺粮，高产卫星叫得最响的河南信阳地区受灾甚重。这就是浮夸风、“共产风”的恶果。但困难毕竟是暂时的，在挫折面前经过反省，中央国务院及时地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加强了对农业领导，纠正了种种错误做法。自1962年始，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农业生产得以发展，1963年仅信阳地区粮食总产即达21.38亿斤，扭转粮食产品连年下降的局面，为解放以来粮食产量最高一年。
工业放卫星
”农业战线上的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对工业战线也是个很大的促进。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作为实现“”的重要步骤。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把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使粮食产量大减。
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这些因素的堆积都间接地引发了日后的天灾。
据报道1958年9月29日，全国钢日产量58220吨，铁日产量29.2万吨，并且出现了9个日产铁万吨以上的省和73个日产铁千吨县；煤炭日产量己突破百万吨大关，铁路的日装车数已达5.2万吨。对此，《人民日报》发表《“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宣称：有了这么多的“卫星”，这就证明了只要经过努力，10月份我国钢的平均日产量就能够达到6万吨，铁的平均日产量能够超过10万吨。今年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一定能完成和超额完成。
放卫星在工业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果不其然，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
科技放卫星
工农业大放卫星的同时，科技界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开会部署科学工作，要在今后的5到10年之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随后，科技“奇迹”出现。同年5月下旬，中科院“捷报频传”，青年科学家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1项是首创。继而又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再次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
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1958年的炎炎夏日里，学校师生在各自岗位上，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地苦干、巧干，每天都在“放卫星”，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半个月之后，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后来的检查发现，这种所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根本是天方夜谭。
军工科技在“”期间也想“跃进”。著名的军事工程学院的师生提出要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赶超美苏当时的先进水平。结果由于技术和工艺不过关，只好草草收场。不仅如此，就连当时中国正在仿制的苏联米格-19歼击机和直升机，3年之中也没有仿制出一架合格产品，原因是为了配合“”，盲目追求产量翻番，忽视技术和质量。
但是，各个军工厂领导为了报功，不是说“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就是把飞不起来的歼击机交给空军，并且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飞机照样上了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中央军委又是发贺电，又是举杯庆祝。贺龙元帅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1960年11月视察这些工厂时才发现事实真相。罗瑞卿怒斥工厂领导人说“闹了半天你们搞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
毛泽东1958年8月在徐水县视察时还指示要研究粮食多了以后的用途。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执政8年总共增产粮食1600亿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
故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根据这一指示，中国科学院马上组织长春、大连、北京和上海的多个研究所进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不过，还没等到利用这些研究结果转化多余的粮食，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就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