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11日，广东廉江市公安局和寮派出所民警集体出动，目标是去辖区内的阿婆田村打击赌博。途中看到路边停着一辆面包车，领队的刘所长认为有可能是被盗车辆，遂靠近查看。

看到有警察靠近，面包车立即启动逃跑。民警见状马上驾驶警车追赶，哪知前车窗中竟伸出几支枪，对跟在后方的警车疯狂扫射。

歹徒之凶悍实在令人始料未及，虽然被打爆轮胎不得不停车，但3名歹徒竟能死死压制住警方火力；纵火烧毁面包车后，又从容地抢走3辆摩托车扬长而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不少地方，依旧可以用“武德充沛”来形容。尤其是偏远地区，传统的宗族观念仍根深蒂固，不少人又像古代社会一样崇尚暴力，这令那段时期我国治安状况一度非常糟糕。

例如在1993年，湖南省马田村和井岗村本是邻里，仅因争夺几寸土地，最后竟演变成一场参与人数达5000人的小规模战争。

两村共投入土炮95门、土制手雷255枚土枪57支、400多公斤炸药和2000多个雷管，甚至还出动了4台自制炮车，两边都有退伍老兵坐镇，甚至用上了非常专业的军事战术。警方则出动武警千余、大量车辆和2架武装直升机，即便如此，当两村打得火热时，武警战士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在外围等待劝架时机。

虽说彼时的两广地区没上述这么夸张，但状况也同样严峻。不仅宗族主义横行民众好斗，当时中国“三大黑枪基地”之一的北海就位于广西，以盛产各式猎枪而闻名。

1994年，广西北海合浦县朱姓宗族与博白县彭姓宗族因墓地划分问题发生冲突，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械斗，据说参战人数多达数万众。而文章开头提到的几名匪徒，逃窜的方向正是博白县。

那么究竟是何方神圣，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与警察当街对枪呢？这个问题对当时广东廉江警方而言并不困难。或许看到匪徒的逃窜方向时，他们心里就有了一个名字——阮强。

这阮强何许人也，为何他的爪牙能嚣张到如此地步？此人年轻时是个无名小卒，甚至连他的出生日期都没有人知道；后来，人们称他为“广西张子强”。

阮强是博白县英桥镇潭垌村人，生性争强好胜，酷爱武术，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打架从没输过。80年代初期，他曾在英桥镇信用社工作，后因经济问题被开除。这事显然对他影响巨大，之后他再也没找过工作，而是在当地有名的诈骗团伙中谋了个差事，给团伙老大刘存煜当保镖。

虽说好斗，但阮强却不是个莽夫，他很有头脑，深知关系社会中人脉才是最重要的。借着刘存煜这棵“大树”，阮强也认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角色，这为他后来组建自己的犯罪团伙奠定了基础。

1994年，刘存煜团伙被警方摧毁，骨干大多被捕，阮强逃过一劫。他没有就此收手，而是拉了一伙人，在博白县开了家卡拉OK厅，实则暗设赌场，平日里亲自下场维护赌场经营。

虽然阮强当时在道上已小有名气，但名头没有彻底打响，别人不卖他面子，隔三差五就有人到赌场找茬闹事。对此，阮强一伙人来者不拒，谁来打谁，常常打得赌场里鸡飞狗跳，连生意都做不下去。

突然有一天，阮强琢磨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独霸一方，把“生意”做大，就必须得有足够强的震慑力。对于一心想“做大事”的他来说，拳脚建立的威慑显然已不够用了，得靠枪。于是，团伙想方设法从外地搞来一批军火，有了武器，他们更加有恃无恐，还做起了“车匪路霸”的勾当，拦路抢劫，为害一方。

随后几年，阮强团伙迅速发展，骨干成员达20人；武器装备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不但装备上了各种制式枪支，还配有警服、防弹衣、手榴弹、手铐、警棍等军警装备，比当地派出所民警的武装还要精良。阮强经常让手下乔装成警察去同行赌场搞“突击检查”，以此打击竞争对手的生意。

不仅如此，他还贩卖毒品、绑架勒索，只要能来钱，什么都做。对于那些不服他的人，阮强也舍得痛下杀手，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当地人说，得罪阮强团伙的人，经常被一群打手当街追砍，刀刀下死手，警察都不敢管。

慢慢地，阮强不再把警察放在眼里。每当当地警方开展打击毒品贩卖的行动时，他都要带人破坏，拿枪威胁，搞得警方行动前功尽弃。

1998年，阮强在老家潭垌村的一处鱼塘边盖了3间平房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在其中囤房军火和毒品，几乎垄断了附近村镇的毒品买卖，终于成了旁人不敢招惹的一方恶霸。

总而言之，阮强终于通过“努力”一步步爬到了自己想要的“高度”上，殊不知，垫在他脚下的都是过往的罪行，犹如一只只火药桶，能抬高他，同样也能把他炸个粉碎；而点燃火药桶的，正是1999年3月11日的那场枪战，即被广西公安厅列为当年“广西一号大案”的开端。

这事儿说来颇具戏剧性：阮强有个叫廖伟才的小老弟，在1999年1月31日跟同村一个姓梁的村民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廖伟才斗不过人家，吃了亏，回家后左思右想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便叫大哥帮自己出头。

阮强很是仗义，听罢立马点了两名心腹，拿着1把冲锋枪和2把54式手枪直奔着仇家所在的沙陂镇去了。哪知姓梁的不在家，阮强便拿其家人撒气，在梁家一通打砸，还用冲锋枪对梁父双腿开火，导致梁父右大腿骨折，惨叫不止。

办完事后，阮强等人将车停靠在廉江市和寮镇长岭村一条乡间公路旁，恰巧遭遇了出来抓赌的和寮派出所民警。

这次遭遇让廉江警方大为光火，他们意识到，阮强团伙的危害已经突破了省界，直接蔓延到了广东境内。某些同僚的不作为，导致这群不法分子愈发狂妄。倘若再不下狠手，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消除祸患，两地警方决定联手将其铲除。

经过漫长的侦查，警方确定阮强和几名团伙骨干成员将于1999年4月5日晚在他们的大本营碰头。不过警方并没有着急下手，而是按兵不动，一来继续摸清情况，掌握团伙窝点布防、武器库位置等，二是避其锋芒，尽量减小损失。

与此同时，警方出动武警、警察600余人，分乘30多辆警车和十几辆卡车，在阮强团伙老巢所在的英桥镇外围设置包围圈，并一点点切断阮强老巢的通路。

1999年4月6日凌晨4时30分，警方基本完成包围，然而，狡猾的阮强立马察觉出了问题，当即让手下人拿起枪反抗，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此打响。

显然，在建造这处巢穴时，阮强是用了心思的：平房被农田环绕，进攻方缺少掩护，虽然武警在武器装备上占优，对方只有一把冲锋枪，但阮强枪法奇准，使得剿匪行动迟迟没有进展。

当天9时许，现场指挥向上级请示，希望能调来火炮。

10时30分左右，南宁武警官兵携带两门82无后坐力炮和69式40毫米火箭筒抵达现场，专家经商讨后决定使用无后坐力炮。

此时，窝点内还有6名匪徒，零星地从屋内射出子弹。警方喊话，要求屋内匪徒立马缴械，其中4人举手投降，剩余两人依旧负隅顽抗。随后，警方向窝点开炮，两名歹徒当场毙命，这也是我国警方自建国以来首次用火炮打击犯罪分子。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切居然只是阮强的障眼法，他本人趁乱早已沿小路溜走了。

得知这一状况，武警副中队长蒋顺林当即带领两名战士追击，在一处田埂拐弯处发现一名身穿迷彩服的可疑男子，正手持一把手枪等着他们。蒋顺林在被对方击中的情况下，依旧强忍剧痛还击，将可疑男子击毙。事后经辨认，对方正是团伙头目阮强，蒋顺林因此荣膺武警部队一等功嘉奖。

在围剿团伙窝点的同时，另一队警察突击了阮强开设的卡拉OK厅，抓获多名团伙骨干成员。2004年6月12日和24日，警方又分别击毙和抓获团伙骨干李春、黄志广，至此，阮强团伙被彻底消灭。

原来，阮强之所以能在当地为非作歹乃至拥兵自重，不仅靠自己的凶狠，更仗着“上头有人”——在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一部分当地公安干部被收买，“拿钱办事”，频频向阮强团伙输送情报。

例如在“3·11事件”发生后，博白县所在的玉林市公安机关召开紧急案情汇报会议，与会者之一的博白县刑侦大队副队长吕泰林便把会议状况全部“汇报”给了阮强。

再例如三江派出所所长刘德裘，跟阮强走得很近，每当当地公安部门制定针对抓捕团伙成员的行动计划时，刘德裘一定会给阮强通风报信，这导致后者总能全身而退。总而言之，阮强团伙无疑是危害当地治安的一颗毒瘤，而这些“内鬼”，则是滋生这颗毒瘤的土壤。

庆幸的是，罪恶最终没能逃过惩罚：阮强团伙覆灭后，当地检察机关随即对当地公安机关渎职人员向法院提起公诉，吕泰林、刘德裘等人被依法处予刑罚；最惨的莫过于不作为的英桥镇派出所，遭到上级领导清洗，该所所有民警被全部调离公安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