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0年，太平天国在天京会议后，洪秀全已经明显看到将领之间在相互配合上存在的问题，心里很不愉快。
在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支撑太平军的两大柱石。如果他们能顾全大局，服从天京的指挥，统一行动，从当时形势看，事情还是大有可为的。
据洪仁玕后来在回忆这个时候的情形时曾说：“在一八六○及六一年间，我军虽屡有失败，但吾等之努力亦常得胜利，亦有新得土地。此时我军在疆场上有两个好首领，即英、忠二王是也。”
说他们是好首领，是因为他们都是赫赫有名，威震敌胆的战将。他们在太平军中久经锻炼，实战经验丰富，而他们所统率的又是太平军的精锐部队。
在一八六一年，外国侵略者虽然已同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但外国的武装力量这时还未在战场上正式露面。
在这种情形下，太平军确应认准战场上的主要敌人湘军，把两支主力军摆到西战场，同湘军决一死战。从当时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太平军显然占着绝对的优势，即使不能全歼湘军，至少把湘军击溃，赶出安徽，逼回湖南去，都是可以做到的。
李秀成由于只看到苏浙地区的局部利益，缺乏全局性的战略眼光，不能协同作战，致使西征计划落空。西战场的重担，就落到陈玉成一个人肩上了。
一八六一年三月，陈玉成已经进占黄州，而李秀成却还远在赣东围攻建昌。
洪秀全看到按原定的时间会师已不可能，陈玉成又送来了求援的报告，为了打好保卫安庆这一仗，便下了最大的决心，派干王洪仁玕出京督师，进援安庆，并令章王林绍璋随同干王前往，参与戎机。
洪仁玕受命之后，与林绍璋分赴南北各地调集军队。洪仁玕经安徽宁国府（今宣城县）到浙西遂安，复经淳安折回皖南，与杨辅清、黄文金等取得联系，议救安庆之策。
四月中旬，洪仁玕渡江北进，抵桐城。林绍璋也同吴如孝等由皖北率有捻军来到，与洪仁玕会合。
这时，陈玉成已从湖北回师，屯军集贤关，并在安庆东北面的菱湖北岸筑了十三座营垒。
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见陈玉成援军来到，也率军出城，于菱湖南岸修了五座营垒，于湖内放了许多小船，与北岸太平军往来联系，互相配合，对湘军发动攻击。
为增强安庆城防，陈玉成又奏请天王批准，把吴定彩所部千余人由天长、六合一带调来，入城助守。
到洪仁玕、林绍璋在桐城会合时，太平军已在菱湖一带同湘军交战多次。菱湖东岸乃湘军曾国荃陆师，水下靠岸有湘军杨载福水师炮船，他们水陆策应，拼命抵抗太平军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五月二日，洪仁玕、林绍璋率军二万人准备进援菱湖，与屯驻集贤关的陈玉成会师，行至横山铺、练潭，为湘军多隆阿所阻，战斗不利，只得退回桐城。
稍后几天，太平军另外一支援军黄文金部来到。洪仁玕再次组织出击，于挂车河一带同敌军接战，仍不能取胜。
在菱湖同敌人相持的陈玉成、叶芸来部，因得不到外援，战斗越来越艰苦。
在安庆战场上，太平军的处境确实困难。因为敌人围城已久，城内的粮食得不到接济，问题日益严重。陈玉成援军到来之后，才从菱湖用小船在城内运粮。
城内守军一万六千人，靠这些小船载运，本来不敷应用。而湖中小船又经常遭到湘军水师的炮轰或邀截，所以粮食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湘军在安庆城外经营数年，阵地巩固，以逸待劳。太平军援军则多是奔袭千里而来，已经非常疲惫，而与之战斗的却是凶悍的湘军主力，相形之下，敌人的条件就要好得多。
至于装备、给养等等，湘军也是比较优裕的。太平军如按原来会师武昌的计划作战，湘军就会失去有利条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听太平军的调动，情况自然大不相同。
原定计划已被破坏，即使洪仁玕受命亲自督师，但在安庆城外打攻坚战，同敌人的主力硬拚，困难总是非常多的。
对于安庆之战，陈玉成倾巢而出。
陈玉成部下大都是参加太平军较早的老战士，他们久历沙场，能攻能守，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虽然处境不利，而斗志坚定，士气仍然很高。
所以太平军保卫安庆的战斗开始后，敌人也极紧张。胡林翼急得发病，以致“阅案牍不过数行，眼目即为昏黑，行动须人扶持，乃能起立”。
曾国藩也生怕他的围城军有失，忙从祁门移驻东流，亲自上阵指挥；还把鲍超所部从皖南调到安庆，加强同太平军作战的实力。
洪仁玕两次进援被阻，不能到集贤关会师。陈玉成也很焦急，遂于五月二十日亲到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商，确定了下一次进攻的部署。
五月二十四日，太平军三万多人分三路出动，与湘军多隆阿部相遇于挂车河至棋盘岭一带，激战终日，仍不能取胜，全军退回桐城。
稍后，因外交事务，天王洪秀全召洪仁玕回京。
这时候，英国侵略军水师提督何伯已由汉口率领舰队去上海，在经过南京时留下巴夏礼、富礼赐同太平天国办理交涉。
他们向太平天国提出要求说：“太平军不得侵入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三十英里）以内，否则武力制止；英国亦不许占据此地，以进攻太平军”。
巴夏礼这次在天京的谈话，比在黄州时同英王的谈话，态度嚣张得多，越来越明显地摆出了挑衅的姿态。
据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记载：洪仁玕“因得报告有些番鬼佬向天朝提出无理无礼的要求，所以从前线赶回来”。
侵略者自己也承认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无理无礼”的，太平天国当然可以严词拒绝，不予理睬。
但因安庆保卫战正在进行，天京上游的军事任务紧张，估计短时期内对东战场采取大规模行动也有困难，所以在召洪仁玕回京，天王征求了他的意见之后，答应英国人一年之内不进攻上海。
陈玉成去桐城之后，新从皖南调到安庆战场的鲍超部即乘机袭击集贤关。陈玉成原在集贤关设有临时指挥部，除关内守军之外，在关外赤冈岭还筑有四个营垒，由著名战将刘琳和李四福统军驻扎。
这是陈玉成全军的精锐。他们在鲍超所部的进攻面前，沉着应战，坚决反击，予敌以重大杀伤。
据曾国藩描述赤冈岭的战况说：“官军窥探，阒若无人，一近垒边，则枪炮如雨。官军拔签填壕，四面猛扑，多被枪炮伤亡，迄不能前”。
这段话从敌人嘴里道出了太平军的英勇善战，但从侧面也反映了太平军匮乏的情况。太平军投入安庆战场的总人数在十万以上，同敌人的兵力本来是不相上下的。
问题是：敌人是水陆兼备，连成一个整体；而太平军则全是陆军，又被分割在四处：桐城一处，集贤关一处，菱湖一处，安庆城内一处。这四个地方的太平军，处处受到敌人牵制，几乎都是各自为战，得不到配合。
刘琳和李四福在赤冈岭与鲍超对敌时，就是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他们坚持了二十天，到六月九日，在“营中又无粮米”的情况下，被敌人攻破营垒，四千多精锐将士全部于奋战中牺牲。
驻守集贤关的太平军程学启部，又叛变献城投敌。而菱湖南北两岸的太平军营垒，也被敌人各个击破。湘军曾国荃部便迫近安庆城下。
到刘琳牺牲，集贤关失陷，形势确实已很紧张。但即使这个时候，保卫安庆的战斗也不是完全绝望了。
这时在西战场，李秀成统率的几十万大军，正在赣西和鄂东一带活动，离安徽并不远。
六月九日赤冈岭阵地失陷、刘琳牺牲后的第六天，即六月十五日，李秀成的前军蔡元隆已攻占湖北武昌县（今鄂城），李秀成本人则进抵兴国州（今阳新），李秀成部下的主将谭绍光攻占了大冶。
鄂东地区的长江南岸，都为李秀成的主力军所控制。六月二十一日，李秀成与北岸黄州的赖文光已经互通文报，得知江北的战况。
六月二十七日，李秀成还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并托金执尔给英王捎信。他可能是听了这个英国人的欺骗，认为“鄂省兵强”，而放弃了原定进攻武昌的计划。
但不管怎样，他对陈玉成在安庆战场的艰苦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他如在这时指挥大军北渡，向安徽推进，抄湘军后路，敌我双方的形势很快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不但安庆可保，即曾、胡湘军也很难逃脱江南大营覆灭的下场。
这样的话，整个局势就会大大的不同了。可惜李秀成不去这样考虑，他反把军队全部南撤，离开湖北，到江西瑞州集中。
据李秀成在《自述》中说：“那时曾九帅又围安省，英王陈玉成解救不能，又调黄文金回来助救皖省，刘官芳被中堂部将战败而回，是以当即将湖北等县全军尽行同日收兵赶下，以接护李世贤之军，一由义宁州而回，一由武宁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齐集”。
李秀成的军队离安徽战场越来越远，湘军也就没有任何顾虑，可一心一意围攻安庆了。
据曾国藩后来描述：如果李秀成率南路军赶到安庆增援陈玉成，清军则必败无疑。李秀成此人嫉妒心太强，心胸狭窄，注定成不了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