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家召开。7月30日，会议开始不久，突然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在楼下望风的王会悟立即将这可疑情况报告给与会代表，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果断宣布休会。

果然，一刻钟后，法国巡捕就包围、搜查了李汉俊的家。当天深夜，转移出来的代表相聚商议另择会址，王会悟建议到她家乡嘉兴南湖这个僻静安全的地方去，她的建议在董必武等人的支持下获得通过。

7月31日清晨，王会悟同代表抵达嘉兴后，随即巧妙地安排代表在南湖的一条画舫里继续召开会议，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放哨。直至傍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一大”圆满结束。可以说，如果没有王会悟这位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会务兼保卫工作者，那么，历史就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　　

年轻时代的王会悟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8月2日，大会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进行并胜利闭幕。在南湖的“一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的命运有了决定性的转变。

当时担任中共“一大”惟一的一名警卫员，就是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王会悟。王会悟，女，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青镇(现桐乡市乌镇，当时乌镇分青、乌两镇)。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秉性耿直，为生计所迫，曾在镇上开设私塾授学。王会悟六岁起便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10岁那年，父亲去世，便失学在家。辛亥革命后，王会悟考上嘉兴师范学校，未及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回乌镇后，在老屋办了一所小学。后来，因学生增多，原有课堂不能容纳，便向镇上中市观后街宝阁寺借用一间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

在女子小学里，王会悟开始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她鼓励女学生剪辫子、反对童养媳和女子缠足的陋习。

1918年，王会悟以半工半读方式考入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英语。并读到了由陈独秀主编的课外书籍《新青年》杂志。当时在《新青年》上发文章发诗歌的作者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俞平伯、李大钊等著名人物。她大胆地给《新青年》投稿，并向主编陈独秀写信，畅谈自己的思想。

1919年底，王会悟独自来到上海，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到黄兴夫人徐宗汉那里。。徐宗汉又把她安排在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文秘工作。不久，结识了长她八岁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湖南零陵人李达。

当时李达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经常回国，并和女界联合会有工作上的联系。在工作接触中，王会悟很是敬佩李达渊博的学识和才华。1920年夏，李达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和王会悟的接触更多了。在陈独秀、高曼君夫妇的撮合下，两人在1920年10月结成伉俪。当时，李达和王会悟在上海都没有房子。陈独秀便腾出自己的客厅，为李达和王会悟举行了婚礼。

陈独秀因当时在广州孙中山领导的政府里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着手筹办广东大学预科。座落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的住房，只有高曼君一个人居住，便将一间客堂楼让给李达、王会悟夫妇居住。

王会悟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准备，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渐成熟。1921年6月初，第三国际派来了马林(原名亨克·斯尼夫列特，荷兰人)，和他同来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俄国人)。他们先到北京，和李大钊、张国焘等人会谈了好几次，决定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为了争取陈独秀出席会议，又决定把会址设在上海。

具体会址到底选在什么地方，当时作为中共代理书记的李达确实躇躅了许久，犹豫不定，便和夫人王会悟商议。

王会悟当时是我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工会悟知道，在上海开党代会，危险确实很大，她便向丈夫提议道：“永锡，不如到我的老家乌镇去开会!”因为乌青两镇位于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西侧，俗称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是个“三不管”的地方，而且风景秀丽。

其实，李达很想去夫人的家乡看看。他常听妻子介绍家乡的风土人情。这颗镶嵌在浙杭嘉湖平原的璀灿明珠，不但流传着许多婉约美丽的民间传说，而且还保存着大量的名胜古迹。唐代银杏、昭明书室、石佛寺、修真观……无不吸引着他。但他沉思了一会，道：“会悟，乌镇地方是清静，但你想，平时极是清静的一个水乡小镇，如一下子聚集了十多个陌生人，还有外国人，能不引起轰动？”

王会悟想想也是。不一会儿，她又想起一个地方来，道：“永锡，我们是否去李汉俊家里开会?”

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住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0号。因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房习惯走后门，前门便是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那里地方偏僻。李书城是黄兴留守南京时的参谋长。一般来说，在他家聚会，不大会引人注意。

李达想想可以，因为李书城这段时间在庐山避暑，而李汉俊本人就是共产党上海小组负责人之一，又是这次党代会代表。在他家开会，既可守秘密，又安全。和李汉俊一说，李也同意。但代表们的住宿又成了问题。

王会悟笑道：“既然会场解决了，住宿就好办啦!”

李达道：“你说得轻巧，十多个人，加上外国人，住旅馆，岂不引人注目？”

王会悟道：“黄绍兰的博文女校不是放暑假了么?学校三楼三底，全空着，难道睡不下十几个代表!”

李达不由松了口气，便让王会悟去找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联系，自己着手写通知。

博文女校座落于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创办时，曾受到章太炎、汤国梨夫妇的资助。校长黄绍兰也是章太炎惟一的女弟子。汤国梨经常带了孩子去博文女校住几天，和黄绍兰诗词唱和。王会悟不但和黄绍兰关系密切，而且和黄绍兰的师母汤国梨是同乡，同为桐乡县乌镇人。

王会悟找到黄绍兰，说北京大学有个“师生暑假旅行团”，约十余人，要来上海等地旅行，为节约开销，想在学校里借宿。

黄绍兰当然一口答应，热情地道：“来吧，学校虽放了假，但食堂的师傅没走，可以让旅游者在食堂吃包饭!”

事情就办妥了。

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大”史料陈列中，有谢觉哉老人早年的一本日记，其中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段文字：“午后六时，送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当时，谢觉哉和何叔衡同在长沙主办《湖南通俗报》，曾和毛泽东等人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据谢老夫人王定国的回忆文章写道：“对于这样个重大历史事件(党的“一大”会议)，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根据谢老夫人的回忆录，从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从长沙到上海，一般的走法是先乘粤汉路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长江轮去上海。如果途中不停留，约需四天时间。那么，毛泽东和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日期为7月3日。

据1921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的“会员消息”记载：“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

由此可见，毛泽东到上海后，因各路代表尚未到齐，距实际开会时间还早，便去南京游览，而杭州是会议结束后去的。

7月23日凌晨，最后两名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

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九人被王会悟安排住宿在博文女校。因天气炎热，王会悟特地上街买了十条芦席，铺在楼上教室里，权作地铺。

陈公博当时在广州任《广州日报》编辑，带了新婚妻子李丽庄，趁参加“一大”会议，便来上海补度“蜜月”。他俩当然不肯在博文女校睡地榻铺、便在华英街(今南京路)选了家在当时算得上豪华的大东旅社，在四楼31号包了房间。

张国焘不愿睡地铺，也不住旅馆，在老渔阳里2号，即李达的家里支了张床。

大会事务工作负责人：李达。

大会的警卫工作，自然而然地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担当了。

大会代表共有十三人，代表全国乃至旅日学生等七个地区：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

上海——李达、李汉，俊。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陈公博、包惠僧。

东京——周佛海。

因当时共产党中最著名的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没有出席会，代表们便推张国焘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以便主持会议。张国焘未免有些趾高气昂，开会前，他就逐个把各地代表“评议”了一番，最后，他把矛头指向了年长的何叔衡。他召集几位主要代表，说何叔衡是个读线装书的，不善言谈，又不懂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表的资格，所以不应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董必武、王尽美等代表道：“既是各地选出的代表，而且已达上海，再拒绝他开会，恐怕不好……”

但张国焘却极是跋扈专横，坚决拒绝何叔衡参加大会。

最后，只得由刘仁静出面，和毛泽东谈话，说让何叔衡先回长沙。

这下，28岁的毛泽东也犯了难。后来，还是刘仁静出主意，说湖南某项工作极是紧急，请何叔衡速回湘处理。　

7月23日，晚八时，在李书城楼上的客厅里，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了。这是一所弄堂房子。不大的房间里，中间摆了一张餐桌，四周置了十多张木椅子，靠街口的窗前放了一张写字台。出席会议的十二位代表到齐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以及翻译杨明斋三人由王会悟护送到会场。出席人员到齐后，王会悟便退出会议室，到楼下搬一张椅子，拿一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

第一次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马林、尼可尔斯基代表第三国际致了祝词。

24日晚，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25日和26日，休会，由张国焘执笔，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

27日、28日、29日晚，代表们讨论党纲和工作报告。

30日晚八时，各地代表又聚集在李书城的客厅里。这时，有代表提出来，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开会，应该更换会址，为的是怕引起外界注意。但张国焘却不以为然。原来，因连续几天在李汉俊、李书城兄弟家里开会，李汉俊也怕出什么意外，便暗中向执行主席张国焘提出，为安全计，是否变换会址。谁知，张国焘心胸极是狭窄，因会议地点设在李家，以为李汉俊有害怕之意，便想，您愈害怕，我偏在在你家里开会!所以坚持不肯变换会址。

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自参加了23晚的开幕式后，以后几天都没有参加。30日的会，两位国际代表也参加了。马林一踏进会场，便把一双蓝幽幽的眼睛瞪着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的张国焘，表情严厉地说了几句英语。

代表们都不知道马林为什么一进会场就冲张国焘发脾气。

刘仁静虽懂英语，但因和张国焘同是北京代表，不好意思翻译马林的原话。李汉俊因这事和他有关连，只是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也不说话。大家便把目光朝翻译杨明斋望去。

原来，马林比较有经验，他见会议地址一连几天都设在李家，便批评张国焘太缺乏警惕性了。

张国焘听了杨明斋的翻译，那张白皙的国字脸上，明显地泛起了红晕，他表示：明天一定更换会址。

王会悟照例搬张小木椅，拿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不一会，从楼上传出了马林说的英语声。(王会悟在三年前，即1918年曾以半工半读方式人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过英语)。大体意思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增加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无产阶段联合起来了。

马林的演讲很有感情色彩，嗓音也渐渐提高。王会悟虽坐在门口，但楼上传出来的声音仍能很清晰地听见。她很为马林的高嗓音担心，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负责警戒的“工作人员”，又不好意思去阻止。她心里不由暗暗责怪李达，为什么不提醒一下马林。

马林在演说中，强调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中央组织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

大约十多分钟后，马林的演讲结束了。接下来就得由杨明斋翻译了。但就在这时候，忽见楼下厢房那白色的门帘一掀，走出一个身穿长褂的中年人来，因天色已黑，看不清那人的面容。只见那人四下望了望，便往楼上走去。

王会悟不由吃了一惊，忙起身叫道：“喂，你找啥人？”

这时，李书城家的厨师也在门口乘凉，他道：“她像是侄少爷的同学!”

那陌生人却回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王会悟道：“这儿是民宅，没有社联的王主席！”

陌生人道：“对不起，我找错了!”便转身出了大门。

王会悟急步上楼，对坐在会议室靠门口的杨明斋说了楼下的情况。杨又把情况翻译给马林听。

马林听了，一下站起身；用手敲了一下桌子，用英语道：“这是包打听，会场可能暴露了，大家分头走！”说着，拿起自己的那个小包，和尼可尔斯基往门口走去。

杨明斋把马林的话向到会代表翻译后，也随后跟了出去。

几个代表便也起身往门外走去，张国焘因不变会址是他的主意，便责怪王会悟道：“看你大惊小怪的，把会场吵散了!”

李汉俊急道：“你们快从前门走吧!”

上海城内的弄堂房子一般都是走后门的。李宅前门即是望志路(今兴业路)，出大门就出了弄堂，大门外就，是一大片荒凉的地方，蔓草丛生，很少有行人经过，代表们一出弄堂，便分散兜了几个圈，四下散了。

李汉俊是房主人，自不宜离开，房里还有张国焘和陈公博。张国焘起先还大大咧咧的，后来一见大家都散，了，便也胆怯起来，叫道：“公博，我们一块儿走！”

陈公博笑道：“你走吧，我陪汉俊说会儿话；。想来不会有事!”

张国焘便急急走了。

其实，这时的陈公博还存有侥幸之心，便强作镇静，和李汉俊交谈起来。

几分钟后，就有一群人闯进屋来。楼下门外还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声。为首三个法国巡捕，还有八九个安南巡捕和中国便衣。进房后，一个巡捕用法语问谁是主人。

李汉俊是懂法语的，便答道：“我是。”

说话间，其余的巡捕已分散在各个房间里搜查了。’

巡捕问刚才这儿开什么会；李汉俊道：“不是开会，是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和学生到上海旅游，晚上便聚在这儿聊天，顺便谈谈编写现代丛书的事。”

一个巡捕忽然插嘴问道：“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李汉俊道：“那是两位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因没到过上海，趁暑假来上海游览。”

问罢李汉俊，那巡捕又转身问陈公博。谁知陈公博一开口，那巡捕便用手指着陈公博道：“你不日本人吗？”

原来，陈公博曾自信自己的北京话讲得很标准，说起来和京片儿一模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似日本人说中国话，生硬得很，所以那巡捕便怀疑他是日本人。

经过一番周折，陈公博还拿出了《广州日报》的编辑证和记者证，才证明了自己是广东人。

这样纠缠了一个多小时，搜查也结束了。巡捕问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的藏书，李汉俊答道：“我们兄弟(李书城)两人都是读书人，要办报撰文，藏书是作参考和研究用的。” 　巡捕又问道：“这些社会主义书是怎么回事？”

李汉俊道：“我兼任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的，当然，仅作参考而已！”

巡捕问不出什么，便教训道：“既然为知识分子，便不要生出什么图谋来!目前中国的教育还未普及，还奢谈什么其他!希望你们能在教育上用功!这次既然找不到证据，就算了!”

待他们一窝蜂下楼后，李汉俊和陈公博才舒出一口气来。因巡捕搜查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把各个房间都搜了个遍，却忽视了放在写字台抽屉里的一张由张国焘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因时间仓促，来不及毁掉，塞在抽屉凰了。可能是一张薄纸，又被涂改得一塌糊涂，所以巡捕们没有注意。而那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则藏在李汉俊的衣袋里，幸亏他们没有搜身。

这次巡捕突袭会场，虽然投有使“一大”受到什么损失，但在上海是不可能继续开会了。

去哪里续会，这又成了代表们伤脑筋的一件事。因为以后的会虽然内容不多，但很是重要，要通过党纲，研究今后工作，选举中央局。

陈公博30日深夜回到英华街大东旅馆后，惊魂甫定，他贴邻的432号房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即当时是轰动上海的“九阿琴事件”，把个陈公博吓得魂不附体。301日晚，他悄然来到老渔阳2号李达住所请假，说要陪新婚妻子去杭州“压惊”。

说起杭州，张国焘便出主意道：“不如我们大家都去杭州，到西湖上租条游船，把会开完！”

董必武反对道：“杭州过于繁华，我们去时，容易出事!”

这时，在门口望风的王会悟见李达出来，便对李达道：“永锡，我看，还是到我的家乡去把会开完!”

李达道：“青镇乌镇终是地方太小，去那么多人，太显眼了!”

王会悟笑道：“咋一定要去青镇乌镇，嘉兴的南湖不好么，租条船，在湖中央一泊……”

李达不由眼睛一亮：“有道理!”忙返身进屋，去和代表们商量了。

代表们听了李达的意思，也认为可行。毛泽东笑道：“快请嫂夫人进来，我们再详细商量一下!”

代表们原来也没注意为他们警戒的王会悟，自她的及时报告使大家脱险后，才对她刮目相看了。

王会悟把嘉兴南湖游人少，好隐蔽，而且离上海不远，交通方便的情况介绍给代表们听了后，大家都认为去嘉兴续会最为理想。于是，李达便让王会悟先去北站了解一下去嘉兴的车次。

当时，上海北站开往嘉兴方向的共有六班火车，上午7：35，9：00，10：00；下午14：50，15：50，19：15。

王会悟弄清火车车次，回来向代表们报告，代表们又商量了一会，决定次日即8月2日到嘉兴续会，并让王会悟提前一天先去嘉兴。

为了安全，代表们又决定分批去嘉兴。当日(8月1日)下午，王会悟穿一件白夏布斜襟短衫，黑丝绸裙子，脚穿一双圆口搭扣布鞋，和湖南、湖北两组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三人乘上了14：50的特别快车。

车厢里乘客不多，在另一头有几个生意人模样的人在打瞌睡，王会悟他们便放宽了心。四个人坐在一块，闲聊起来。这时，王会悟才和毛泽东，这位日后叱咤中国政治风云数十年的特殊人物直接接触。毛泽东当时穿一领长衫，一双圆口布鞋。他在上海时，很少说话。火车上，也许是人少了，他才显得活跃起来，不时向王会悟了解嘉兴的风土人情和有什么土特产。

王会悟告诉毛泽东，嘉兴的王芳斋粽子名气很大，还有南湖无角菱……

毛泽东笑道：“到了嘉兴，嫂夫人可得尽地主之谊，请客让我们尝尝五芳斋粽子和南湖无角菱……”

王会悟道：“吃粽子没问题，只是这南湖菱么，要到立秋后才上市。如今的菱，才只有指甲这么大。虽有菱农采摘了卖，但价可贵得很呢!”

当毛泽东问起王会悟家乡青镇乌镇的情况，王会悟更是兴致勃勃。

春秋时期，乌青一带为吴疆越界。唐朝咸通年间开始正式称镇。到南宋嘉定年间，以穿镇而过的市河(车溪)为界，分为乌、青两镇，河西为乌镇，河东为青镇(建国后又合称乌镇)。乌镇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甚多。有唐代银杏、梁代昭明读书室等等。

忽然，毛泽东想起了什么似的：“沈雁冰(即茅盾)可是嫂夫人同乡?”

王会悟笑道：“我和沈雁冰还是亲戚呢！”

“我在鹤鸣(李达)主编的《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秘密发行的党刊，也是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出版的党刊，由李达主编)月刊上读到过沈雁冰翻译的文章，如《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个人可是才华横溢啊!”毛泽东由衷地称赞沈雁冰。

傍晚，火车在嘉兴站停靠，只见火车站一片狼藉。原来，在半个小时前，嘉兴上空忽然乌云密布，四周一片昏暗，刹间狂风卷地。火车站的电线杆也被狂风刮倒，停在铁轨上的几节空车厢被掀翻，撞毁了围墙、木栅。

一下火车，大家装作互不相识，只是远远地跟着王会悟。出了车站，走过宜公桥，就进了东门。不一会儿，便到了城内的张家弄。

张家弄是嘉兴城内的一条并不宽大的弄堂。整齐的青石板路面，不到两米宽，长约三百米。地方虽不大，但当时是嘉兴县城服务行业的中心，戏院、茶楼、酒肆、浴室一应齐全。王会悟在前，带了一行人进了弄堂，因这儿人多嘈杂，几个外地人到来，一点也不显眼。到“寄园”隔壁，大家抬眼看时，却见一幢比较考究的砖木结构客栈，门口的幌子上写着“鸳湖旅馆”。旅馆有前后两进房子，每进有三间，二层楼，中间是铺方砖的天井，楼上楼下都有一圈走廊。客房用“福、禄、寿、禧……”字样依次编排。

王会悟出面，说是几个上海客人来游南湖，开了两个房间。让毛泽东等人先休息，她便请账房先生代雇一条游船。

20年代前后，南湖有四种非生产用船，一是专供摆渡用的，嘉兴一带俗称“婆娘船”；二是有钱人家私备的，用来收租、上坟；三是一种小游船，又称“小划船”，既可用手划桨，划手又可倚在船尾，手抱—桨作“船舵”，用双脚划浆，所以又称“脚划船”，这种船只能搭乘二三人，乃偏舟一叶；四是“丝网船”，“丝网船”早期是太湖一带的捕鱼船，其船主统称“丝网帮”，清咸丰年间，部分“丝网船”改行，专做“游览”生意，船只常来嘉兴，平湖、桐乡一带经营，当地人称呼为“无锡快”、“画舫”、“灯船”，平时主要供有钱人家游乐，进香之用，是供包租的专业游船。船大舱多，一条大号游船可容纳四五十人，利于秘-密集会。

王会悟要租的，就是那种大号“丝网船”。

账房先生为难道：“明天就要，大船没得了!”因为常年在嘉兴的大号游船，总共只有二三条，一般要提前几天预订。

王会悟想，十余名代表，一条中号船也乘坐得下了，便道：“没大的，只好租条中号的了。”

于是，账房叫来船主，王会悟便和船主讲定了租船价格，中午饭莱的标准。

游船租金一天为四元五角，中午一桌饭菜为三元，付了旅馆介绍费五角，总共花费八元。

一切办妥，王会悟便让旅馆安排毛泽东、董必武等人的晚饭。晚饭后，王会悟便和毛泽东他们闲谈起来。这时，旅馆里有人沸沸扬扬传说，说今天下午的狂风如何如何“结棍”(厉害)，不但掀翻了火车站的火车，南湖中还有三条游船来不及傍岸，竟倾覆湖中，淹死了三名游客。 王会悟和几位代表听了，一下子都沉默了。最后还是毛泽东打破了沉重的氛围，道：“我们的运气好得很呢，乘坐的火车一进嘉兴境内，这狂风就停息了！”

大家这么聊，时间很快过去了。九点钟光景，忽然一股诱人的香味飘来，王会悟便问毛泽东道：“润之，你不是要吃嘉兴五芳斋粽子么，我去买!”说着，便起身，到弄口买了几只粽子，四个人每人一只，剥去粽箬，边吃边赞五芳斋粽子的口味好。

王会悟见大家吃得有滋有味，便笑道：“这五芳斋粽子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现在住着的张家弄!”

原来，早些时候，有五个兰溪人到嘉兴广带弹棉花，因生意不好，穷困潦倒，五个人便合伙在张家弄裹粽子卖，生意做大后，五个人又分别租了唐面，起名为“荣记五芳斋”、“庆记五芳斋”、“真记五芳斋”、“冯记五芳斋”、“五芳斋”。因这五家粽子店都是在张家弄一带发的家，又租房在张家弄附近，所以又称为“张家弄粽子”。

大家听了五芳斋粽子的由来，毛泽东笑道：“俗话说得好，穷则思变嘛！”

董必武也笑道：“久合必分!”

王会悟又向大家介绍了一些嘉兴的民风民俗，便各自休息了。

中共一大部分代表的临时宿舍——博文女校 （资料图片）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洗漱罢，王会悟便对账房道：“这两个房间暂且留着，如果南湖好玩，我们今天就不走了!”然后和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去一家小吃店吃了嘉兴小吃馄饨，之后步行往南湖走去。

在汉末三国时代，南湖称为“陆渭池”，以后又叫“马场湖”。因为有东西两湖，相连似鸳鸯交颈，所以又称“鸳鸯湖”。通京杭古运河，流注入黄浦江。因地处嘉兴城南，故又称“南湖”。和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浙江三大湖。

每年农历6月28日，是嘉兴民俗南湖“荷花仙子”生日，也就是“观莲节”，因荷花仙子生日过去才五天，满湖荷花开放正盛，‘湖面一片翠绿纷红。正当游湖盛期。虽然昨日一场大风倾覆了几条游船，淹死了三个游人，但湖上依然热闹非凡。

王会惰带毛泽东等人乘摆渡船上了湖心岛。岛上的烟雨楼是著名的古建筑，始建于五代(公元940年前后)，广陵王钱元璙在湖滨筑台作为登眺之所。因唐朝大诗人杜牧曾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便取其中“烟雨”二字作为楼名。三年前(1918年)，嘉兴知事张昌庆曾用鸦片罚没款进行了修茸，所以岛上亭台楼阁焕然一新。王会悟等人在小岛上兜了一圈，然后登上烟雨楼，环顾四周地形，以确定泊舟的合适水域。

烟雨楼大厅里置着八仙桌，以供游人品茗，大厅一侧有伶人在清唱昆曲。一行人在王会悟带领下，游览了“鱼乐园”，登上了“钓鳌矶”，对南湖的风光赞不绝口。王会悟道：“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在南湖驻跸八次，每次到南湖，都流连不肯离去，恨不得把一泊南湖搬往京城，并留下诗词十多首。现在还存有乾隆的题诗石碑两处。后来他还在承德避暑山庄内，仿建了一座烟雨楼，还把其中一间殿堂取名为‘烟渡致爽’。

因时间还早，大家又在清晖堂小坐，王会悟便去捧了一捧用荷叶垫着的地湖菱来。

“洁畲、润之、云先，快来吃南湖无角菱!”王会悟欢快地招呼三人。

董必武笑道：“这菱还没上市，贵得很呢!”

原来，立秋以前，菱还嫩，但菱农还是来摘一些，送到高档饭馆，也能卖个好价。

毛泽东也笑道：“洁畲兄，管他呢，是鹤鸣夫人请客呢!云先兄，我们快吃吧!”大家便用指甲剥菱壳，剥出雪白的菱肉，边吃边赞道：“果然是嫩、甜、鲜、脆!”

陈潭秋不解道：“别处的菱，都有角，为什么这南湖菱没有角?”

王会悟笑道：“你们看这南湖菱像什么?”

董必武道：“可像我们早晨吃的馄钝？”

王会悟鼓掌道：“正是，这南湖菱可是灵霄宝殿的翡翠馄饨变来的!”

大家都来了兴趣，便问详情。

王会悟道：“说起这南湖无角菱，来历可大了。当年，王母娘娘开蟠桃会，有仙女捧出翡翠馄饨，不料被毛手毛脚的孙大圣撞翻了，翡翠馄饨掉落凡间，跌在南湖中，便成了无角菱。”

大家听了，不由都笑了起来。

王会悟也笑道：“以后有机会，到我家乡桐乡去，我请大家吃洲泉红菱，也是果中一绝呢!”

吃罢菱，大家都掏出小手帕擦手，王会悟急阻止道：“不能擦!”

三人都吃了一惊，定定地望着王会悟。王会悟道：“这菱的汁水一沾上衣衫毛巾手帕，是再洗不掉了!”便取来一盆清水，让大家洗了手。

毛泽东笑道：“这无角的菱，怕是南湖独有罢!今后当再来嘉兴，饱饱地吃一顿!”

王会悟道：“欲看南湖景，须登烟雨楼，我们上楼看景去吧!”

四人登上烟雨楼远眺，但见天色阴沉，湖面上下烟雨朦胧，一切景物都被濛濛烟雨笼罩着。水雾缭绕处，但见远处三三两两的椭圆型菱桶正在湖面上滑动。一些姑娘坐在菱桶里，来摘一些较大菱，隐隐约约传来悠美的“采菱歌”：

盛夏到，菱儿好，

四方游客湖上飘，

尝尝鲜菱好味道

……

毛泽东凭栏而立，不由脱口吟道：

如坐天上，有客皆仙，烟雨比南朝，多少楼台归画里；

宛在水中，方舟最乐，湖波胜西子，天边风月落尊前!

将近十一点，李达带领的第二批代表到达南湖渡口。只见王会悟站在雇定的画舫上招呼，一行人上了拖梢船，靠近大船，一个个跳上画舫。

丝网船长约十六米，宽三米，结构很是考究。船上有楹梁、檐柱、炕榻、气楼，屏门上还细细雕刻着“八仙过海”、“忠孝节义”的图案，船匾上写着“水天一色”四字。

代表们进入大舱。大舱正面隔板上挂着四扇玻璃挂屏，两侧的玻璃窗上挂着绿色窗帘。舱中放着一张八仙桌，周围放着木凳椅子。

出席南湖续会的代表，陈公博因在李汉俊家被法国巡捕讯问以及回大东旅馆又遇上贴邻凶杀案，“吓得魂不附体”，便请假带了新婚夫人去杭州了。李汉俊因李家出事，他首当其冲，到南湖续会，李汉俊虽然满不在乎，坚持要照常出席，但其他代表担心他仍是法国巡捕密探跟踪的目标，为了全体的安全，便劝他不要参加了。何叔衡在上海开会前，因被张国焘拒会，已先回湖南，所以南湖续会实际到会代表为十人。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两位第三国际代表，因外国人去南湖目标太大，故也未参加。

中午十一点左右，南湖续会正式开始。

王会悟忽然走进船舱，将一副麻将牌“哗啦啦”倾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当然盼白她的意思，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王会悟拿一把纸摺扇，穿过前舱，到船头上坐下，行使“警卫”的职责。这时湖面上共有五条游船，王会悟为了了解周围情况，便和船大娘攀谈起来，问那些船的情况。船大娘指着一条大船道：“那条最大的船是城里典当铺老板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

又指着一条中号道：“那条船是桐乡一个乡下财主全家来游玩的！”

半小时后，原本阴霾霾的天空忽然下起雨来，王会悟忙钻进前舱避雨。

雨停后，已经十二点了，预定的中饭也送到了，便暂时休会。大家把摊在桌上的麻将牌整理掉，船大娘搬进一个圆台面，盖在八仙桌上，再将饭菜置在圆台面上。董必武叫道：“鹤鸣夫人，现在没事，进来一块儿吃饭!”

王会悟笑道：“我带着粽子呢!”

吃过饭，会议继续； 到三点钟以后，南湖的游船逐渐增多，凡有游船靠近开会的画舫，王会悟便用纸摺扇的柄敲敲船板，提醒开会的代表。代表们就把麻将牌搓得劈啪劈啪响，口里还喊着打麻将的术语。

五点钟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马达轰鸣声，越来越近。王会悟定睛一看，只见一艘小汽艇开进湖来，王会悟怀疑是政府的巡逻艇，急和舱内的代表打招呼，大家马上休会，打起麻将来。小汽艇驶到湖心，才知道是城里一家葛姓士绅的私艇。

这时，各种乘凉的船只纷纷驶进南湖，有些船上还有留声机在播放京戏，靠近会议画舫的一条船上，留声机正唱着马连良的《空城计》，鸳鸯浙中一时热闹起来。

在周围的嘈杂声中，王会悟听到船舱内传出了代表憋着嗓子的齐声呼喊声：“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中共“一大”的全部议程完成了。事后，王会悟知道：就在这艘画舫中，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傍晚六点，在点点渔火和沉沉暮霭中，代表们离开了那艘画舫、准备乘夜快车回上海。毛泽东因要去杭州，晚上又没去杭州的火车，便仍宿于鸳湖旅馆。

临别前，毛泽东和王会悟等人一一握手道别。

王会悟道：“润之，嘉兴没有乌镇姑嫂饼卖，今后有机会到上海，我一定送你我们家乡的特产姑嫂饼，请你尝尝!”

毛泽东大笑：“嫂夫人可别忘了噢!”

党的“一大”顺利闭幕了，担任“一大”警卫的王会悟，也给各位出席党代会的代表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像。

第二年，1922年11月，李达和王会悟忽然收到毛泽东寄自湖南长沙的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回长沙后，在9月份和何叔衡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校长兼教务长。在物色教员人才时，他想到了在学术上已颇有名望的李达，便邀请李达去自修大学担任校长、主持教务，并邀王会悟同往。

李达和王会悟到长沙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口便道：“嫂夫人，乌镇的姑嫂饼带来了没有？”

王会悟大笑：“你还记得呢!家乡的土特产太多，带不动哟，但这姑嫂饼是不敢忘记的!”

毛泽东道：“那南湖无角菱的汁水不能用手帕揩，我还记得呢!” ”

众人皆大笑。

王会悟从包里拿出一个兜来，道：“润之，你来看！”

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些深褐色的无角菱，便道：“那青青的翡翠馄钝，怎变成褐色了?”

“这是煮熟的老菱，糯香甜，口味不亚于鲜菱呢!”王会悟介绍说。

王会悟又拿出几包菊花，送给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这是杭白菊，也是桐乡的特产，泡茶喝，清火通气呢!”

毛泽东接过菊花，嗅了嗅，笑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王会悟问道：“润之，你请鹤鸣来教书，让我来做什么？”

毛泽东道：“去年你说曾在湖州湖郡女塾读过英语，这次请你来，是让你在自修大学附属中学当英文教员!”

王会悟很是敬佩毛泽东的记忆力，便和李达留在长沙教书。

晚年时期的王会悟

大革命失败后，自修大学被军阀封闭，王会悟和李达秘密回到上海，后又居住北平。1937年，李达著作了《社会学大纲》，为了这部书的印刷发行，王会悟花了不少心血，还设法把书迅速送往延安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书后，反复阅读了几遍，还作了详细的眉批，在给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回信中，毛泽东说已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延安的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还由衷地称赞李达、王会悟：“你们是真正的人!”

1944年，王会悟和小女儿李心怡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抵达重庆，组织重庆妇女界进行进步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调动军队打内战，接连发了三封电报到延安给毛泽，“邀请”毛到重庆和谈。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945年8月28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从延安飞抵重庆。下午。15时37分，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

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的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蔡元培、郭沫若等。王会悟也参与组织了重庆妇女界三百余人到机场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团。

当身着灰蓝色中山服，头戴灰色通草帽的毛泽东随着周恩来出现在机舱口时，激动的王会悟看出：23年未见面的毛泽东，经过战火的考验，更显得成熟了，她不由自主地带头鼓起掌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下榻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二楼。红岩村地处郊外，接见客人很不方便，张治中便将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会见客人，毛泽东谈判之余，便在桂园会见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以及外国驻华使节、中外记者，但晚上仍回红岩村下榻。

毛泽东获悉王会悟也在重庆，当即让王炳南通知王会悟，并特意安排在红岩村下榻处单独接见。

8月30日晚上六点，王会悟跨进了毛泽东的卧室，她一见毛泽东，便急切地道：“蒋介石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你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毛泽东笑了，他握住王会悟的手：“嫂夫人，20多年不见，你好吧!我可还记着那次你到长沙时送我的杭白菊呢!”

王会悟望着这位已成了中国革命领袖的毛泽东，还是诙谐的语谈，不由也笑了，毛泽东让王会悟在一张滕椅上坐了，又亲自为她倒了一杯水，送到王会悟面前，道：“我们知道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但嫂夫人大可放心，我们来重庆以前，在延安早安排好了，只要在战场上狠狠地敲蒋介石的脑袋，我们来重庆就不会有危险!”

1949年5月，已经进京的毛泽东去看望时任北京政法大学校长的李达，得悉王会悟正在桐乡乌镇居住，便对李达道：“鹤鸣兄，是否让嫂夫人来北京工作，她可是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哟!”

李达很是激动，当即写信给妻子：“润之兄昨天来看我，问起你，希望早点来北平为好。”

于是，王会悟于5月下旬，去北京和丈夫团聚，被周恩来安排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工作，居住在建国门外的政务院干部楼。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先后作古，王会悟成了惟一的“一大”会议全过程的知情人。她要接待很多来访者，还向外国电视台、报刊、杂志提供中共的早期史料。

1993年10月20日18时25分，王会悟这位百岁老人在北京逝世。

王会悟的一生，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贡献。史学家称王会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会务工作者”、“第一位安全保卫工作者”。她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所建树的功绩，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