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华国锋与叶剑英

1976年10月6日，在党中央英明决策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也就是在当天晚上，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处，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叶剑英在现场宣布：

“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据华国锋回忆，就在当天会议中，他提请叶帅出任党中央主席，因为叶帅德高望重，曾两次挽救了党。

不过就在会议上，叶帅主动站出来提议，他希望由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

“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七十九岁了，你年纪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

叶帅的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时隔多年以后，当华国锋回忆起当时的一幕，仍忍不住感慨：

“（我）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

一

尽管中央在当时已经逐步的展开拨乱反正，但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许多人在思想中还很难有所转变。

不久之后，主管中央宣传部门工作的纪登奎收到了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交城山》。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纪登奎在收到这首歌时，原来的歌词已经被改动了不少。

《交城山》这首歌严格意义上是一首老歌，早从清末或者更早时候，就已经在交城、文水一带传唱，而且一直在当地有着很深的影响力，据说这首歌的来历还有一个凄美的传说。

图|1949年2月，华国锋和韩芝俊在山西盂县结婚

相传于很早某年，当地村子里有一名壮汉张某在当地颇有威望，曾臂悬侧刀为村民乞雨，虽然雨顺利求下，但作为挂刀刃的张某却不幸身亡，只留下一子福牛。

福牛在当地村民抚养下长大，与村子里一户人家的女儿桃香相恋，然而桃香的父亲与好友擅自定亲，将女儿许配了出去，致使两个相爱的人无法在一起，尽管两人在之后又几次见面，彼此仍情深义重，但碍于世俗礼法，并未冲破，之后福牛与邻村开闸放水一事械斗，不幸亡故，桃香也悲痛欲绝……

传说中故事并未交待结局，但是桃香与福牛之间互相传唱的歌却流传下来，就是后来有名的《交城山》：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不浇那个交城它浇了文水

交城的山里没有那好茶饭

只有莜面烤酪酪还有那山药蛋

……

其实从歌曲的词也不难看出，在过去历史上，交城、文水当地民众生活是很艰苦的，特别是地处交城县北的交城山地区，因为山路崎岖，普通民众更是生活艰难，所以才有歌曲里面唱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它浇了文水，交城的山里没有那好茶饭”。

图|1951年，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的华国锋

不过，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这首歌经山西文艺创作者重新填词，有了不一样的含义。

原因在于，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是交城人，当地民众出于一种淳朴的爱戴，以民歌的形式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

纪登奎记得很清楚，这首歌曾两次被送到他面前，但两次他都按住没有批，因为当时他主管中央宣传口的工作，只要他一批准，中央乐团、歌舞团演奏，广播电台、电视台就都会播出。

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期间，纪登奎对此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现在，我们把华主席和毛主席平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做法，好不好？还是毛主席讲的道理嘛，领袖的威信，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靠人为的大树特树，归根到底是不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党中央，我们这些人，还是多做工作，把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办好，在工作中实践中斗争中建立威信，这样才好。搞大树特树，那一套办法不好。”

八十年代以后，纪登奎退出国家领导岗位以后，曾对儿子纪坡民先生谈到过当年这桩往事。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歌不能唱啊。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只有十八个兵。问题是，你华政委领导十八个兵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里，不说那些元帅、大将了，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了……这首歌，对华主席在军队里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好，我这是为他考虑嘛。”

尽管如此，这首改编版本的《交城山》还是在全国传唱开来，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图|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因为造成的影响很大，华国锋后来也注意到了影响不好，因此才在公开场合几次谈到，要“少宣传个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称：

“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

一直到此时，这首歌的热度才降了下来。

二

尽管有中央定下的基调，可在短时间内，还是很难扭转人们心中普遍的印象与观点。

当时，胡乔木到大庆视察，就发现很多地方，上面都钉着指示牌，上面写着“华国锋某年某月到此地视察”，觉得影响不好，于是写了封信给中央反映，中央收到信以后，对胡乔木提出的意见进行了采纳。

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华国锋心里是很清楚的。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回忆往事时谈到，在中国改革的1978年，华国锋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不仅如此，华国锋还为自己的错误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1977年9月22日下午，华国锋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陪同下，到红星养鸡场和实验养猪场视察。

当时，红星养鸡场和实验养猪场是北京搞机械化养猪和养鸡的试验农场，承载着百姓的希望，因此华国锋专程来视察，在会议室，他听取了养鸡场、养猪场领导干部的汇报工作。视察结束以后，华国锋还专门进行了题词。并勉励在场的领导干部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整个会议期间，华国锋自己用会议现场的暖瓶倒水、喝水。

可让华国锋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走后不久，养鸡场和养猪场的领导干部就把他用过的暖水瓶和玻璃杯子放到了特质的玻璃柜中，用于参观展览。

10月7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华国锋此次视察的经过，因为局限于时代的特点，当时不少毫不相关的单位，也都组织人员到红星养鸡场、养猪场参观。

1978年11月，中央党校二部也组织了一批人员专门到红星养鸡场、养猪场参观学习，当时不少的学员在会议室开会学习期间，还专门引导参观了当时华国锋来视察时所用的暖水瓶和水杯。

时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的王立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因此也被组织到红星养鸡场、养猪场参观学习，他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里非常不舒服。

王立本也是一个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兵，抗战时期打过日本人，后来又参加解放战争，作为一个曾经亲历过去革命中流血牺牲的人来讲，自然不能容忍这一现象的发生，回到家里以后，王立本辗转反侧，决定给中央写一封信。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978年12月29日。

当然在这封信中，王立本话说的还是比较委婉的，上来头一句话是：

“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

紧跟着，王立本就谈到了在红星养猪场看到华国锋所用的暖水瓶、玻璃杯被陈列起来参观的现象：

“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最后，王立本诚恳建言：

“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作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以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

应该说这封信上面所指出的问题，是无数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一个老兵的诚恳发言。

图|1955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和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谈话，左一为华国锋

看到了这封信，华国锋的内心也很受震动，立即指示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到红星养猪场实地调查。

然而让人差异的是，尽管已经被明令禁止不允许做，但养殖场基地的领导干部却并不同意撤除展柜，考虑到其所处的时代，林乎加也不好勉强，只能请北京市委的领导干部出动，轮番劝说做思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最终养殖场同意撤除展柜。

华国锋得知红星养猪场撤掉了自己所用物品的展柜后十分欣慰。1979年1月16日，他给王立本写了封复信：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

敬礼

华国锋

一月十六日

图|华国锋

1979年1月17日，这封信被送到了胡耀邦手中，当时正好赶上了中央党校一部、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胡耀邦在第二天的结业大会上，当众宣读了王立本给中央的信以及华国锋写的复信。

“你们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应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

胡耀邦一贯是赞同反对宣传个人，并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强调。

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选举了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当选为第一书记，黄克诚当选为常务书记。

当时，黄克诚问陈云：

“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工作？”

陈云回答道：

“抓党风。”

图|黄克诚

黄克诚在后来中纪委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上讲话强调：

“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要整顿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党风搞好了，党就有希望。”

毫无疑问，抓党风廉政建设，就需要像黄克诚这样“不怕撕破脸皮”的人。

黄克诚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后，也接到了不少来信反映这些问题。

1980年的一天，黄克诚收到了群众来信，反映了有关华国锋的三件事：

一是华国锋去江苏视察，沿途搞戒严，影响交通，造成上班族迟到，引起群众不满；

二是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来信说，有人把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馆展览；

三是山西群众写信反映，山西地方政府给华国锋交城的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

图|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与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黄克诚收到信以后，十分重视信里反映的内容，考虑到事情涉及到华国锋，于是他先指示工作人员写了封信向华国锋请示，说明群众反映事件的同时，也表明中纪委的态度：

“我们决定派人分赴三地调查。”

当时，调查人员出发之前，黄克诚就嘱咐他们：

“你们要大胆调查，一切后果由我黄克诚负责。”

毫无疑问，黄克诚在调查人员出发前之所以这样嘱咐，是为了给他们卸下心里的包袱，毕竟事情涉及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任何一点都马虎不得，当然，黄克诚心里也有自己的考虑。

当年，黄克诚调湖南任省委书记期间，华国锋曾任湘阴县委书记和湘潭县委书记等职，平日里为人谦逊，作风务实，从来不张扬，是一个能听得进意见的人。

果然，在收到黄克诚信的时候，华国锋立即提笔写了封回信，信中很诚恳的称，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一、针对江苏出现的情况，华国锋直接打电话给江苏省委，严厉批评他们以后不许这么做；

二、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要求他们把椅子撤下来；

三、给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交待，修房子的事情要马上停止。

图|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期间在休息室交谈

黄克诚收到信以后，十分赞许华国锋的决定，并指示工作人员：

“调查组可以不去了，但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第一，把华国锋的信登在《党风党纪》刊物上；第二，建议中央发一封信，告诫全党要防止新的个人迷信。”

黄克诚的建议引起了中央重视。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示精神，中央决定：

“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公共场所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同年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

“今后二三十年，一律不挂现任领导人的像。”

图|1989年1月，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

华国锋退出国家领导岗位后，就住在西黄城根的9号大院，晚年过得非常平静，当然对于他所做出的的贡献，老百姓是认可的，并且也始终铭记在心里。一个直观的体现是，华国锋晚年出门还时常被人认出，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出门的次数并不多。

一次地坛庙会，华国锋带着口罩去看庙会，结果被参观庙会的百姓认出，大家呼啦一下子涌了过来，拥挤在一处，周围治安人员赶紧上千阻拦，因为准备不足，华国锋的口罩都被热情的百姓挤掉了。

还有一次，华国锋晚上去王府井，被附近工厂的工人看到，小声的问他：

“是华主席吗？”

华国锋赶紧摇摇头：

“我不是，天已经很晚了，快回去休息。”

图|2003年12月26日上午，82岁的华国锋和夫人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曹万贵作为秘书跟随华国锋的时间长达40年，晚年在接受采访时，仍然称：

“他的胸怀很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