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们团准备随大部队进关，又要离开东北了。

从1945年打回东北至今，已经三个春秋过去了，由于战斗频繁， 竟没能回家看一眼。

此次离开，尚不知什么时候返回这片故土？我决定利用战后休整的空隙回家探亲。

为了节省时间，我带着车来到黑山县，又顺着那弹痕累累的崎岖山路向马圈子村奔去。

树叶早已枯落，枝条上挂着亮晶晶的小冰凌， 地上盖了一层寒霜。

狙击战刚刚结束，寒风中还夹着硝烟的余味。

不知咋的，越走近家门我的心越发忐忑不安，离家17年了，父母身体怎样？他们是否还健在？

到了八台子，我看见屯中的王老二，他也望见了汽车，要躲闪。

我急忙让司机刹住车，跳到路上，一把抓住他，高兴地说:

“王老二，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蒋老二呀！”

他愣住了，揉揉眼睛，仔细辨认，终于认出我，一下子把我抱住，声音有些发颤地说:

“你可回来啦！这么多年跑哪儿去了？把你娘都想坏啦。”

我把他拉入车内，一齐驱车来到马圈子，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家门附近隐蔽好，然后急匆匆地奔到家院，高兴地喊:“妈妈、爸爸，我回来啦！”

然而无人答应，只见院中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影。

我失望地来到东厢房，屋里破破烂烂，炕上坐着一个年青的妇女，头上蒙着布巾，看不见脸。

炕头上坐着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白发如霜，满脸皱纹。

她虽然眼睑松弛，眼白混浊，但那黑色的眸子亮晶晶的。

从这双有神的眼睛，我一下子认出来了，她就是亲娘啊！

我情不自禁地连声喊:

“妈妈！妈妈！你儿子回来啦！”

一边喊着一边扑过去。

可是老人竟用双手把我推开，冷言冷语地说:

“当兵的，你认错人了，我哪是你妈呀？"

母亲的话似一瓢冷水泼到我头上，难道是我认错人了？

我又定睛细瞧，那慈善的苍白的面庞，那明亮乌黑的眸子，这不是我亲娘又是谁呢？她确确实实是我日夜思念的妈妈啊！

17年的离别，17年的风雨，怎么母亲变得连她的亲生儿子都认不出来了呢？

我含着泪说:

“妈妈，你仔细看看，我真是你的儿子呀！我是蒋老二啊！”

然而，母亲没有看我一眼，仍旧低着头说:

“我家老二早走了，你不要到这儿胡闹。当兵的，请到上屋坐吧，我这儿有孙子媳妇不方便。”

母亲说完，往炕里那位青年妇女面前凑了凑。

离家17年了， 阔别18年，与母亲重逢。左一为夫人文平，左二为蒋泽民，老人为蒋母

17个酷暑寒冬，我常常把母亲思念，思念的泪水伴我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呀。

如今站到母亲面前，母亲却不认我，我的心碎了，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慢慢地跪了下来，对着炕上的母亲哽噎地说:

“妈妈，如果你认不出来了，看看我脚上的伤疤好吗？那年我才15岁，给地主扛小活累得吐了血，回家后休息没有几天，我又去给地主放驴，驴跑了，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去追，不小心摔倒在钐刀上，那磨得锋利的刀刃深深地扎进我的脚，我昏了过去。人们把我送回家，你望着那血肉模糊的脚泪湿衣衫，立即叫人找来风水先生韩子心，用香炉里的灰给我止住了血。你又一碗冰一碗饭服侍我养好伤。妈妈，我的亲娘呀，这些往事你还记得吗？”

我一面说着一面哭着，脱去脚上的鞋。

母亲听完我的诉说再也坐不住了，急忙下炕，捧起我那只有深深疤痕的脚，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一把将我搂入怀中，放声痛哭， “儿呀，儿呀！你真回来了？这不是做梦吧？我的老二还活着？…"

母亲渐渐止住了哭泣，慢慢捧起我的脸看了又看，喃喃地说:

“是我的老二，是我的老二啊！”

我轻轻擦掉妈妈那脸上流淌着的一串串泪花，把她扶到炕上，调皮地说:

“妈妈，我离家时是18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是满脸胡茬子的半大老头了。”

母亲破涕为笑。

望着她老人家那瘦弱的身子、憔悴的面容，我不知是喜还是忧，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离家17 年的游子又置身于母亲身边，我似乎也觉得在梦中一般。

母亲让我坐好，把炕上坐着的孙子媳妇介绍给我。

那位青年妇女早已摘掉蒙在面上的布巾，下地向我深施一礼，唤声“二叔”。

母亲又把躲在外边的晚辈们招唤进来，一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跑进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要给我磕头请安，我急忙将他扶起，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

母亲告诉我他是大侄子，是我大哥的长子。

记得离家时，大哥结婚不久，如今其儿子已是堂堂的男子汉了，光阴似箭，17年的变化太大了。

左邻右舍们听说我回来了，三三两两的前来看望，冷清的小院又热闹起来。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

原来屯中有人看见汽车驶来，车上下来的又是当兵的，以为又是国民党军队来了，互相传告着躲藏起来。

母亲也让孙子们藏起来，自己坐在炕头上，要和胡作非为的国民党兵拼了。

我恍然大悟，难怪刚才母亲那冰冷的面孔，这一带的老百姓被国民党军队害苦了。

晚饭后，母亲和我俩坐在炕上，向我讲诉这17年家中的变化。

在那饥寒交迫的战乱年代里，父亲患病卧床，由于无钱医治，于去年去世了。

我的大嫂因心脏病也病故了，抛下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由母亲抚养，那个男孩就是刚才进门要磕头的大侄子。

土改后，家境略好些，大哥又续了妻。

我的姐姐早已结婚，离家出走的弟弟至今还杳无音信。

讲到此，母亲老泪纵横。

听了母亲的诉说，我的心里酸楚楚的，苦辣辣的，既想念九泉之下的父亲，又惦念尚不知道现在何方的弟弟。

如果家父还在世的话， 看见他一身戎装的儿子回家该多高兴啊！然而父亲已远离人世了。

我的小弟弟在哪里呢？让母亲如此牵挂，是像我一样拼杀在战场，还是……,我不敢想下去，潸然泪下。

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啊！

我抬头望望母亲，她还在流泪，我急忙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安慰道:“妈妈， 别难过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母亲抹了把泪水问:

“二儿呀，你这些年在外边怎么过的？娶媳妇没有？这次回家还走不走了？"

我把参加革命后这些年的经历简要地告诉母亲，并告诉她和一个叫文平的大学生结了婚。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要见见儿媳妇，我乐呵呵地答应了。

我又告诉母亲过几天就走，到关内打仗去。

母亲一听又哭了，扯着我的衣襟非要跟我一起走不可。

战火纷飞的日子，我怎么能带着70多岁的老人到前线去打仗呢？

但又不能硬梆梆地回绝，怕再刺伤她那破碎的心，只好委婉相劝，总算把母亲说服了，答应下次回来带她走。

平津战役后，我让文平把母亲接到天津，暂住到一位老同志家。

举行进京仪式时，我难得闲暇，将母亲和文平接到北京，老人家乐坏了，非要四处走走、看看。

我陪着母亲参观故官，老人家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左看看，右瞧瞧，这也摸摸，那也碰碰，高兴地连声说:

“这是皇帝的宫殿呀，我这穷老婆子也上殿了，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呀！”

她乐得嘴都合不上，满脸的核桃纹里都洋溢着笑波。

全国解放后，文平有了固定单位，我们才算安了家，把母亲接来安度晚年。

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到我们这里虽然生活条件优裕了，她也总是克勤克俭，直至最后，始终保持农民那纯朴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