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一百三十一讲

第三册 元、明时期的书法批评

第一章 清朝前期的书法批评

第一节 冯班、宋曹、姜宸英的书法批评

三、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

冯班还有“书分南北”的说法。其文称：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

他指出绘画存在“南北宗”的分别，书法亦有“南北”的差异，然而冯氏并未针对此问题展开更深入的阐述。不过，从冯班所论及的书法范畴以及“画分南北”的理论根源来审视，冯氏的“书分南北”理论和清朝中期以后的“南北书派论”并不能划等号。

首先，就冯氏《钝吟书要》中所论述的书法范围而言，未涵盖北朝碑刻，上文提及的“学刻”仅仅是指汉朝、唐朝碑刻。其次，从理论渊源方面来讲，董其昌率先提出“南北宗”之说，把唐朝以来的绘画划分成南北两派，他表示：“禅家有南北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水山，流传而为宋之赵干、韩伯驹、伯啸，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变物研之法，其传为张操、荆、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四家’。”董其昌极力推崇的是南宗，所欣赏的是“虚和萧散”之美，将文人画视作南宗的标志。

清朝张祥河称：“书、画派分南北宗，如颜、柳一派，类推至于吾家文敏（张照），是为北宗；褚虞一派，类推至于香光（董其昌），是为南宗。”张祥河的论述大致体现了冯班“书分南北”说的真实含义，即在钟繇、“二王”、欧、虞、褚、颜、柳等传统的书家序列中依据风格类别加以划分，其中骨力强劲如颜真卿、柳公权、张照等归为北宗，风格秀逸如虞世南、褚遂良、董其昌等归入南宗，他们皆是钟繇、王羲之的分支。而后续的南北书派之分，则把王羲之置于南派，使之成为分支中的一环。所以，冯班所言的“书分南北宗”与阮元有所不同。

宋曹，公元（1620 - 1701）年，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字彬臣，一字邻臣，号射陵，江苏盐城人。明崇祯时担任中书舍人，入清后隐居不再出仕。他擅长作诗，精于草书。著有《书法约言》，包含《总论》《答客问》《论作字之始》以及《论楷书》《论行书》《论草书》等内容。这部著述多借鉴前人观点，并对其加以折中，例如托名蔡邕《笔论》、卫夫人《笔阵图》、孙过庭《书谱》等等。对于书法学习者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总论》部分的基本理念源自董其昌，着重指出“取古人之神”“书法的关键，妙处在于能合，神妙在于能离。所谓的离，务必加倍用功，自然会妙趣横生。即便脱离于手腕，仍需涵养于心，才不会有右军的习气”等等，这便是对董氏之论的阐释。

宋曹的核心观点为以形传神。其文称：必须摆脱临摹的旧路，自行创新，渐趋老练成熟，方能达到平淡之境，从而让古法在笔端悠然展现，而后实现传神。传神，必然要依靠形，形与心、手相互融合，以至忘却神之所依托。

他提出既要自行创新，又要让古法在笔端畅行，在此基础上实现传神。宋曹着重强调“以形传神”。他所提及的“形”指不脱离古法，既包含古人的点画、字形，又具备自身的某些特点；所谓“神”，既不同于古人已有的“神”，又能具有自身面貌的“神”。

他表示：“必定要以古人为法则，而后才能在古法之外有所领悟。在古法之外有所领悟，而后能够自我创新，确立我之法则。”所以，他的“形”与“神”，均是与古人融为一体，理想的成果是自身成为魏晋时期的一员，整体精神与他们趋近相同，又带有一点自身的特性，而非像北宋文人那般着重抒发自己的真性情。

宋曹的基本主张依然倾向于传统派。他批判时风道：古人下笔有依据，从不随意妄为；如今之人喜好沉溺于偏颇固执，任凭笔势自成一体，肆意挥笔运行，因所知甚少而自我炫耀新奇，凭个人之意而不顾颠倒错乱，对于古人的妙境，全然没有体会认识，又怎能期望他们升入晋、魏之堂呢！他的这些见解与冯班一致，都着重强调在对古人之法有深刻的体会认知与实践的基础上“以立我法”。

姜宸英，公元（1628 - 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是浙江慈溪人。梁同书《频罗庵题跋》中讲：“本朝书法以苇间先生（姜宸英）为首位，先生的书法又以小楷为第一，妙处在于将自己的性情与古人的神理相融合，初看之人不经意，然而越看越不厌，也是源于心中的书卷长期浸润酝酿所致。

姜氏论书以魏晋为宗，觉得魏晋书法的精妙在于“神明”。他表示：吾观逸少《黄庭》《曹娥》《像赞》等帖，可知《乐毅论》确与粗健有别。然自唐人相传其为法书之首，盖因唐时距梁已遥，王之真迹愈稀，且唐人书法多具气象而“神明”稀缺，故此帖备受世间看重。

东晋诸贤之书法，超绝古今，皆因其“神明”独具妙处。

此处所言之“神明”，意即精神超逸洒脱。姜宸英的关注点在于魏晋书法所展露的精神风度，这与南朝袁昂《古今书评》描绘王羲之“爽爽有一种风气”相仿。

相较而言，唐人书法侧重主体精神的彰显，呈现出“骨力强韧”“气势宏阔”之态。苏论汉魏古诗与唐诗的差异在于前者“高风绝尘”，后者“英玮绝世”，姜宸英眼中晋、唐书法的差别亦如此。

姜宸英反对“鼓努险劲”，崇尚晋人的“蕴藉”。其文称：

赏“二王”之书，需略得晋人几分笔意。当以蕴藉为主，若一味追求险劲，仅论气质，便似唐人效仿刘义庆作《世说语》，虽词条丰富，终难契合。

姜宸英推崇晋人书法的自然含蓄，而非唐人的骨力强劲、气象峥嵘，不过也重视基本的格力，对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书派”有所不满，认为“华亭书派轻薄，模仿顿失古意。唯此卷笔笔藏锋，妙于用拙，方显文敏（董其昌）真本事”。

由这些言论可见，姜宸英意在遵循晋人范式。

以上诸家的此类观点在明清之交的文人阶层中颇具代表性。他们的书法实践也秉持这一准则，主张从魏晋传统中印证自身，反对单纯模仿，力求突破创新。这样的书法理论及实践于保持传统的延续存在一定合理性，然而终究无法为书法艺术注入活力，与同时代的傅山等人相较，显得较为保守。（全文共计：2348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