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城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八路军在封闭落后、土地贫瘠的太行山坚持抗战，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飞机加大炮”的日本侵略者。本文作者深入分析解答了在敌后游击战中，八路军为什么行、国军为什么不行的根本原因，也充分阐释了国民党脱离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与共产党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正是靠着“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想指引，八路军走出了一条光耀千秋的“太行之路”。

有关太行抗战的书籍和文章已有很多，本文仅就八路军太行抗战的地位作用、八路军的贡献及其根本原因，谈谈自己的一点观点。

太行山在敌后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1936年春节，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对梁漱溟谈了自己的抗战设想：中国要想实现持久抗战，就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复杂的山川形势，“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其规模之大也将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始终把它们控制住，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1]。应该肯定，蒋百里看到了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的战略价值，但是他的认识和阐述还比较粗泛。

与此相较，中共的武装斗争则是从当“山大王”开始的，是从游击战起家的，因此，对依托山地进行游击战的认识更为深刻、更加具体、更具实践性和前瞻性。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出师之前，中共洛川会议决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任务是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尔后依托山地向周边拓展，向平原发展，进行更加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基于这个战略设想和步骤，“以八路军的3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2]。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3]

在党中央依托山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思想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国民党军溃败、日军大举推进的情况下逆势而行，迅速进入各个山区创建根据地，进而向周边平原地区扩展，开创出敌后抗战的宏大局面。

在整个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中，太行山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价值。太行山地理位置独特，易守难攻，历来都被视为瞰制周边的必争之地。太行山既是八路军挺进敌后的跳板，又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形成、发展的策源地和重要依托，同时还是我党我军华北游击战争指挥中心所在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各部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挺进敌后，迅速进入太行山建立根据地，随即以太行山为依托向周边辐射，形成了以北部太行为核心的晋察冀和以南部太行为核心的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奠定了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格局。在8年华北敌后抗战期间，这两块根据地的形成、发展以及发挥出的战略作用，都与太行山有着密切的关系。1937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进入太行山，此后一直驻扎太行山区，与同在太行山区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和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直至抗战胜利。如果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我党我军抗战的大本营，那么太行山就是我党我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前方指挥中心。极而言之，没有太行山这个四战之地为依托，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八路军能坚持太行抗战的根本原因

多年来有一种习惯性看法，认为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山地乃至整个敌后游击战中大展身手，而国民党军在这方面却乏善可陈，其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不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却过于笼统，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的思想并非我党我军独有的专利，而是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毛泽东就曾说过：“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4]

如果单就军事理论和军事常识而言，中国社会乃至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并不缺乏对开展敌后游击战尤其是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性的认识，前面所引蒋百里的言论即是一例。1938年，白崇禧也在武汉反复强调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价值，力主要重视开展敌后游击战。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也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观点，要求各战区大力组织和积极开展游击战，并专门成立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5]。这些情况表明，国民党军同样意识到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价值。然而，“纸上谈兵”是一回事，有效实践是另一回事。华北8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一败涂地，与八路军的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何以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这就涉及到两党两军的本质区别。白崇禧曾不服气地说：“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是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6]白崇禧承认共产党八路军擅长游击战的能力，但却错误地认定国民党军也可以如法炮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白崇禧对敌后游击战的理解停留在简单的军事层面和游击战的战术战法层面。这种单纯军事观点的肤浅认识，决定了国民党军即便看到了敌后游击战的价值所在，甚至各战区乃至军委会也曾开办了各种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八路军干部为之授课，但却无法真正理解八路军游击战的精髓和丰富内涵，始终处于“东施效颦”、不得要领的层面。

1938年初，卫立煌与朱德曾有过一次坦诚地交流，深入探讨了为什么八路军善于敌后游击战，而国民党军不行的问题。交谈中，卫立煌对敌后游击战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对八路军卓有成效的游击战更是敬佩有加，并向朱德请教八路军成功的奥秘。卫立煌说：“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打过没有后方的战斗，必须一层紧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你们能够以一个团为单位进行游击，你们的军队能够撒得开、打不垮，原因到底在哪里？”[7]

朱德回答说：“我们的军队的确与别的军队不同，其一，我们的指战员明白为何而战，都有坚定的信念，能够忍受其他军队所不能忍受的艰难困苦；其二，我们的军队官兵平等、同甘共苦，全军上下一心、自觉遵守纪律，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其三，我们的军队奉行军民一致的原则，有很强的群众观念和严格的群众纪律，深知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的重要性，因此到处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些特质决定了我们的军队敢于深入敌后，能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期坚持，能够分散在广大地区进行独立的游击战。”[8]

朱德与卫立煌的交谈内容表明，两人对敌后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没有分歧，但对如何有效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看法不在一个层次。卫立煌的提问表现出一种单纯军事观点，涉及的是浅显的军事层面和具体的战术方法问题。而朱德的回答则要全面深刻得多，不仅涉及军事而且涉及政治，不仅涉及军队而且涉及人民群众，其中官兵平等原则、军民一致原则，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长期养成的艰苦奋斗作风等，体现了八路军的独特性质和坚持敌后抗战的自身条件，尤其是对发动、组织和依靠、武装群众的重要性的论述，更是触及到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本，体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要义。听着朱德的这些话，卫立煌先是沉思不语，末了感慨地表示：道理都对，但是我们做不到。

这段堪称经典的对话，深刻解答了在敌后游击战的问题上，八路军为什么行，国军为什么不行的根本所在，充分显示了国民党脱离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与共产党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一句话，八路军之所以敢于深入敌后，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根本原因在于全党全军都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9]。徐向前则形象地把人民群众称之为“人山”。凭借这种根深蒂固的群众观念，八路军几百个人、几十条枪就敢于闯荡敌后，就能够发动和武装千百万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最为宏大的游击战争的壮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