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万里长征，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然而，这次会师并未给红军带来安定的局面。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愈加严密，我军处境日益艰难。面对如此险境，党中央不得不考虑再次长征。然而刚结束的漫长征途已经让红军疲惫不堪，再次踏上征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在此时，张学良建议暂缓行动，等待时局变化。他认为，两个月内局势可能会有新的转机。这一提议让党中央重新审视局势，决定暂缓新长征计划。

红军此时物资严重匮乏，冬天即将来临，粮食短缺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上级一边筹集物资，一边焦急地等待消息。终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来陕西督战的蒋介石，逼迫他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这场事变对中国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共两党因此达成抗日统一战线。然而，倘若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的命运会如何？在这样的险境中，又如何求得生机？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了漫长的战略转移，开启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在这场艰苦卓绝的行军中，红军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当红军抵达陕北时，人数锐减至不足三万。1936年，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顺利集结，但危机并未因此解除。根据地的巩固与国民党的围剿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严峻挑战。

党中央决定以红四方面军为基础，组建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试图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然而，当西路军渡过黄河时，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西路军主帅徐向前与敌人展开激战，但终因敌强我弱，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数万大军仅剩下三千人。

此时，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逐步展开。为了防止红军威胁到西安地区，他成立了“剿共司令部”，亲自担任总司令，并让张学良担任副总司令。蒋介石的策略旨在削弱其他军阀势力，同时重创红军。然而，他没料到，张学良暗中与共产党接触，开始策划逼迫蒋介石抗日的行动。

1936年10月至11月，国共两军在陕北展开激烈交锋。尽管国民党军队优势明显，但红军顽强抵抗，甚至俘获了大批敌军。这一切为我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周恩来与李克农等同志得以与张学良接触，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然而，西安事变并非顺利解决。蒋介石被扣押后，我党内部一度要求处死蒋介石，以解多年积怨。然而，毛主席却从国家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杀蒋”不仅无益，反而会让日本乘机而入，导致中国陷入更深的混乱。主席指出：“蒋介石虽罪无可赦，但在抗日问题上，我们应利用他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最终，蒋介石被释放，国共两党达成抗日统一战线。

1948年，在革命取得重大进展后，毛主席与秘书范济生在一次闲谈中，范济生忽然问：“主席，您觉得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我们的局势会怎样？”毛主席沉思片刻，回答道：“即便没有西安事变，或蒋介石最终不答应，我们党依然有办法应对。情况不会比现在差。”

毛主席的回答深思熟虑。他指出，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已经下定决心抗日，红军仍有可能联合他们进行抗战。同时，日寇的侵略态势逼近，蒋介石若不与共产党合作，也难以抵抗强敌。在这种形势下，国共合作的可能性极大。

毛主席的洞见预示了我党的抗战策略的成功。红军在逆境中坚持信念，最终赢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我党依然有能力走出困境，带领人民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