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养山在特科的特殊岁月2留给大家印象鲍君甫是张道藩的贴心死党!

作者：姚华飞

“反间关系”,陈养山与奇人鲍君甫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天，一辆别克高级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出国民党中央巡捕房，由上海的福州路经河南路折入法租界，然后畅通无阻地开至毕勋路梧桐树浓荫深处。车门开处，走下一位头戴礼帽、颇具风采的中年男子。此人正准备将一份刚刚获得的紧急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党员陈养山。他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员鲍君甫。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刘君珊。1901年出生，广东中山县人。1919年18岁时赴日本留学，从日本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曾参加学生军。不久，又到日本大阪日支经济通译社任译员，后在上海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他精通日语，社交广泛。

1919年鲍君甫从日本回国后，来到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并且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年，鲍君甫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左派成员。在五卅运动的风暴中，鲍君甫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

此时，杨剑虹在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供职，鲍君甫借到书店买书的机会常与杨联系。杨剑虹是广东人，是鲍君甫的同乡，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

1925年底，陈养山在上海秘密设立的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工作，局长是恽代英。交通局的工作任务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刊转发全国各地，以防被北洋军阀控制的邮局没收。

1928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夺取了党政军大权后，就着手建立特务机构，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全称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它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构。第一任科长是陈立夫，第二任科长由张道藩担任，开始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

陈立夫，1900年生，浙江湖州人。1928年2月，国民党中常委推定蒋介石兼任组织部长。蒋介石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另设调查科，专门了解、调查、打击异党。陈立夫由此成为调查科的第一任科长。

当年3月又由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等人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时任党务调查总干事的杨剑虹正苦于人手不够，能够放心使用的人更是难得。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个人影闪进他的脑海。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乡好友、几年前在上海经常与他来往的鲍君甫。他当即决定由鲍君甫来负责筹建的具体事宜。他找到鲍后如此这般一说，鲍君甫答应了杨的聘请，杨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带到陈立夫家。

鲍君甫与陈立夫相识后，因性情相投也结为好友。他们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皇宫饭店定了个房间，时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陈立夫还经常带着鲍君甫到一家日本餐馆吃饭。为了更自由地出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见到陈立夫，鲍君甫便向陈立夫要了一张出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通行证。

鲍君甫，1901年生，广东中山人。成为我党第一个重要的反谍关系后，为保卫我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次，陈立夫对鲍君甫说：要在上海设立“清共”机构，消灭在租界内的反国民党分子，限制他们的活动，尤其是要特别注意“醒狮派”“安福系”“交通系”“改组系”及“中国青年团”等组织的活动。他要求鲍君甫广泛联系各个社会团体、机关及学校，搜集各种资料及情况，及时向他汇报。

听了他们的言谈，鲍君甫在思想上产生了疑虑：鲍君甫想做国民党的官；但当侦探整共产党，鲍觉得若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不取得共产党的帮助什么事都办不成，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经再三考虑，他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即帮共产党做点事，弄点共产党的消息，这样既可以在国民党做官、又可以没危险。于是他一方面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务，同时又决定同共产党建立关系。

鲍君甫知道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他在1925年即同陈养山相识，那时陈养山经人介绍向鲍学习日语。

当时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任发行科长，鲍君甫常到交通局帮陈养山发行书报。陈常将书报送给鲍，他很高兴，说把这些书报译成日文能得到较高的稿费。有时陈托鲍办事，鲍也肯帮忙，于是两人便成为要好的朋友。

1928年春节后，陈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接不上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鲍君甫的家里。不久，陈在一家报馆找到一份谋生的职业。

这年4月中旬的一天，陈养山在报馆突然接到鲍君甫的电话，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说有一件大事须与他商榷。

陈养山便问是什么大事。鲍君甫顿了顿，说： “电话里说不清，也不便说。”

临挂电话时，鲍君甫生怕陈养山失约，反复强调： “记住呀，是白俄咖啡馆。你千万要记得来呀!”

当天晚上7点钟，陈养山如约进入咖啡馆时，鲍君甫早已恭候多时了。陈养山落座后，首先致歉：

“鲍兄想必久候多时，养山来迟，实在抱歉。” “你我又不是一两天的朋友，何必客气!”

“不知鲍兄有什么大事相商?”

“是这样的……”鲍君甫忽地降低声调，凑在陈养山耳旁道出了事情原委：

“今年2月，蒋介石夺得党政军大权后，为了对付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尤其是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组织部下面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归陈立夫，张道藩掌管。最近陈立夫，张道藩让杨剑虹在上海以办案为名，筹建一个调查机构，杨邀我参加办案。我想听听老弟你的意见。”

介绍完情况，鲍君甫瞅了一眼陈养山，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颈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喽!”说着把随身带着的一份搜捕名单交给陈养山。

由于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陈养山一时还未回过神来，他不由怔怔地问， “鲍兄到底准备做何具体打算呢?”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暗地里也帮你们做事。当然喽，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真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既可以做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生命之虞!”

“这件事我还做不得主。不过，既然鲍兄如此看重老弟，我一定会尽快给你转来我们的答复。”

其实，陈养山当时也举棋不定：如果真如鲍君甫所说，他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为我们提供情报，那岂不等于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了一个反间谍关系?倘若弄巧成拙，则岂不会殃及党的安全?

“怎么办?”辞别鲍君甫后，陈养山在心底反复问自己。最后，他打定主意，决定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通过他所在的中共闸北区委上报党中央定夺。

周恩来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指示陈赓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嗣后，陈赓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鲍君甫见了一次面，直接了解鲍君甫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鲍君甫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

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鲍君甫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像鲍君甫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否使用鲍君甫，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才通知你。

周恩来想了想，又对陈赓说：考虑到特科工作的特殊性，今后，由你做我的单线联络人。同时，我还考虑了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化名，你看叫王庸怎么样?

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鲍君甫。他还交待说：今后先暂时由你跟鲍君甫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还有，陈养山同志以后就归你使用了，免得你当个光杆司令。

陈赓遂主动约鲍君甫见面。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鲍君甫的双手，对他说：君甫兄，经请示中央，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党工作。

鲍君甫表示感谢共产党对他的信任。陈赓对他说以后，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希望你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量多地接近陈立夫、张道藩，争取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希望你能在近期内迅速展开工作，多接近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

“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张道藩最近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他有意让我具体操办。现在，我手头确实有点紧…… ”

“这很好呀!这是接近张道藩的最好的机会了。你放心，至于你打给张道藩的包封，我会随时替你准备好!”

原来，刚刚接替陈立夫出任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的张道藩，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是贵州盘县人，20世纪20年代初曾留学法国巴黎，学习西洋油画，和徐悲鸿可谓师兄弟。这时，他一边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名法国女人结婚。为了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风光光，他特地邀请洋派人物鲍君甫替他具体操办婚事。

鲍君甫接到陈赓的指示后，很卖力气地帮张道藩布置洞房、筹备婚礼，忙得不亦乐乎。待到张成亲那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鲍君甫还亲手奉上了一份厚礼：100块大洋。须知，当时国民党一名正式特务的月薪才只有95块大洋!

婚礼结束后，张道藩自然对鲍君甫感激涕零。他极为爽快地说：“君甫兄，以后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做事。凭你的才干，前途是无量的。记住，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就是!”

鲍君甫这次给张道藩操办喜事，留给了大家一个印象：他是张道藩的贴心死党!

半年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组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时期还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但不管职务升迁与否，他始终对鲍君甫心存感激之情。因而，三年后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鲍君甫仅坐了半年牢，就被他保释出来。当然，此是后话。

当时鲍君甫经常陪张道藩、杨剑虹出入警察局、巡捕房，需要一部小汽车。中央特科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给他配了一名保镖，叫连德生。

连德生原是电车公司售票员，五卅运动时很英勇，以后去过苏联，回国后调到特科工作。连德生是中共党员，实际上是党组织同鲍君甫之间的联络员。从此以后，连德生每天陪鲍君甫到处跑，陈养山就把一些事情交给连德生办理。在连德生与鲍君甫密切交往后，陈养山便从鲍君甫的四川北路家中搬了出来。

1928年年中陈立夫专程来到上海，在《中国新闻报》4月15日第一版上刊登了蒋介石的手谕：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1929年冬还任命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鲍君甫接到任命后便搬到上海闸北恒业里44 号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