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6日傍晚，大舅和县中同学刘慎修在上海投亲未果，不得已回到了驻地。

当时渡江战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被打惨的部队，狼狈逃窜到上海集结，正陆续撤退到台湾。

大舅他们离开上海的大江轮是一艘运货的商船，临时被部队征用。

轮船上都是军人，但也分三六九等，有正规军和地方团队，当时已经乱作一团。

大舅所在的江苏省训练团学员大队属于地方团队，离开省境后形同弃儿，是没人管的。

学员大队登船后，被当做货物挤在舱底，好在身旁放有行军床，大舅和刘慎修打开一个行军床就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次日一早，两人爬上船面，船已驶出长江口，即将进入大海了，但仍然可以看到黄浊的江水与深蓝的海水泾渭分明，远处有两艘军舰巡弋着。

轮船渐行渐远，终于看不到陆地，极目所见，海天一色，分不清哪是天边，哪是海际？

大舅爬到船面的用意，是找寻有没有卖东西的处所？可不仅找不到卖吃的地方，连一滴淡水也找不到。船上不是没有厨房，而是被强行霸占了。

船上尽是军队，谁的人多，谁的势重，谁就讲话算数，资源占尽。

苏训团学员不过是一个地方团队、杂牌军，在船上哪有地位？队职官只求自己温饱，哪管别人？

稀里糊涂被裹挟上船的学员们只有自求多福了。

眼见都超过中午了，大舅在船上没有见到一个队职官，上船以来，不要说没有饭吃，连水也没得喝！刘慎修和大舅更是二十四小时没有进食了！饥肠辘辘，又饥又渴。

饥渴难耐的大舅，爬上船面找水喝，厨房被武装保卫不准接近，见船侧有处滴水，他双手捧到嘴边一尝，又咸又苦，难以下咽；只得回到舱底，打开水袋，抓一把生米，试着放进嘴里，嚼来嚼去就是咽不下去。

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起初又渴又饿，后来只觉得渴、不觉得饿了。

第三天上午（1949年5月18日），大舅又爬到船面，极目四望，尽是起伏的海浪，看不到陆地，也看不到山，分不出哪是天际，哪是海边，所谓海天一色也。

在战乱的年代里，有枪便是草头王，人多则势重，丛林社会的法则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开往台湾的轮船上，正规部队有吃有喝，学员大队的学员两天来滴水未进、粒米未尝，每个人上船都携一袋米，只须借用船上的炊具、饮水就可以了，而厨房却被他人霸占了。

大舅他们上船后，就看不到队职军官了，学员们则躺在舱底里忍饥挨饿、无人过问。

只有第三天下午，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赵伯英站在船梯上安慰学员。

学员们叫苦之声，此起彼落。有的已陷入昏迷，有的凄惨的声泪俱下。

大队长也表示无能为力，和学员们泪眼相望、哭作一团。

但哭有什么用，不过是耗费体力而已。

别人饿，大舅和刘慎修更饿，因为别的学员上船时，都吃过晚饭，他俩连晚饭都没吃呢。

大舅饿极了，只能解开身边的米袋子，掏出些米粒，在嘴里使劲的嚼，但咽不下去，只能吐出来。

大舅心里也抱怨：不知道同船的部队是哪个师、哪个军？照理总有个高阶指挥官吧？

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岂止祸福同享，几乎是生死与共；指挥官怎么可以让自己的部队一日三餐，令别人的队伍三天断炊？

何况别人的队伍都随身带有米粮呢？只要把船上的厨具让别人使用一下，即可减少四、五千人饥饿三天；尤其丧尽天良的不让别人使用厨具，连饮用水也禁止被人饮用。

警员总队不是正规军，已离开了江苏省境内，大舅确信那是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上将送给孙立人的，而且已派人到上海暗中接收随队监管的；好像接收者指挥官就是后来的师长。

大舅不知道警员总队的总队长丁进海是否同船？

然后号称五个大队的大队长多少都是同船吧？至少，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赵伯英上校是同船的。原来的队职官也好，接收者的指挥官也罢，有没有向同船指挥官反应或争取呢？

他们是不是三天都没有进食呢？

像这样的指挥官，不管属下死活，一旦指挥部队作战，能打胜仗真是奇迹。

大舅说，回看国民党兵败大陆，不是没有原因的，从撤退回台湾看，毫无章法，毫无规矩，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被部队裹挟着一起到台湾的学员、家属等，路上淹死、饿死的，也不在少数。

这大概就是国民党的气数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惜倒霉的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像我大舅、刘慎修这些人，稀里糊涂的遭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们仓促离开大陆，差点饿死渴死在了大江轮上。

海水起伏，大舅和刘慎修躺在船仓下，没吃没喝，只能节省体力，继续苦熬。

大舅说，他亲眼看到身边的人没了气息，被巡查者毫无怜悯的扔进了海里，那么大的船，那么恶劣的环境，被扔到大海里，又何止一个两个呢？

苟活者只能自求多福吧？只盼着早点登岸，但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登岸？

到了第四天，大舅只想喝水，反而不觉得饿了，但哪里能找到淡水呢？只有泪水和海水；船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依然看不到陆地。

大舅和刘慎修几次爬到船面，看同船的正规部队，照常一日三餐，厨房前排派有武装卫兵，不让外人靠近，连饮水都不让取用，大舅所属的警员总队根本无法靠近。

俗话说，金钱是万能的，警员总队的学员虽然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钱，但有钱无市，也是枉然。既然无法可想，只好躺在舱内的行军床上。

次晨（1949年5月20日），大舅一觉醒来，感觉船身不晃了，爬上船面一看，大江轮已停泊在山密环绕的港湾了，她就是台湾北端的基隆港。

命运无常，把大舅送到了台湾，从此开始了他在台湾55年的乡愁生涯。

（待续）

备注：丁治磐（1894—1988），字似庵，江苏省东海县城北富安村人。1911年入江苏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学习。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参谋长。1930年7月，任“讨逆军”第十六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中原大战。193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4年10月，入陆军大学第十二期学习。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同年10月任第十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6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11月，因在王家牌楼击败日军一旅团，晋升为陆军中将。1941年率部参加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升任第二十六军军长，率部参加浙赣会战。1945年因协助同盟国作战有功，获美国银橡叶自由勋章。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第十一绥靖司令兼青岛警备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等职。1949年上海解放时撤守舟山群岛，任舟山防守司令。1950年到台湾后脱离军界，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政策顾问。

孙立人（1900-1990），字抚民，号仲能。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祖籍安徽舒城县三河镇。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第一次缅战时任新38师师长。在孟关杰布山隘，孟拱河谷等地击败日军。 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任新一军军长，攻克八莫、南坎、老龙山、南巴卡、新维、腊戍、乔美等地，共击毙日军3万3千余，有“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的美称。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部赴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参加内战，历任东北绥靖副司令官兼新编第一军军长、长春警备司令、陆军总司令部代理副总司令兼陆军军训部部长、陆军副总司令、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驻守台湾。1950年起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因“孙立人案件”被撤职软禁。 [1]1988年获得言论及行动自由。1990年在台湾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