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严打＂时，其中有多位高干子弟被判处死刑，其中都有谁？
1983年，一场震惊全国的＂严打＂运动席卷而来。在这场波及全国的严打行动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出身显赫，家世不凡，父辈都是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将领。然而，正是这些将门之后，却在和平年代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有的欺男霸女，有的为非作歹，有的甚至背叛祖国。最终，这些高干子弟都难逃法律的制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人到底都是谁？他们又是如何走上这条不归路的？
一、陈将军之子的堕落之路
世人常说将门虎子，可陈东平却恰恰相反。1940年，陈东平出生在延安，他的父亲是叱咤风云的开国上将陈再道。
1950年，陈再道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为了让陈东平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母亲带着年幼的陈东平留在北京。那时的北京，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许多高干子弟都聚集在一起读书学习。
然而，陈东平却无心向学。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时，他就经常带着几个要好的同学逃课打架。1958年春天，一次校园打架事件中，陈东平带人将隔壁学校的三名学生打成重伤，被学校记过处分。
消息传到沈阳，陈再道火速赶回北京，二话不说就将陈东平送到沈阳接受军事训练。可陈东平在部队里依然我行我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1959年冬天，他趁着休假之机，带着几个战友偷偷溜进市区，在饭店里酗酒闹事，还打伤了饭店服务员。
陈再道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立即将陈东平调离部队，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本以为能够让陈东平重新做人，却不料这反而成了他走向犯罪的转折点。
1960年初春，陈东平刚到哈工大报到，就因其父亲的显赫身份受到了特殊关照。他更加肆无忌惮，经常带着＂跟班＂在校园里横行霸道。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陈东平看中了大一新生小张，多次纠缠骚扰未果后，竟伙同他人将小张劫持到校外宿舍进行侵犯。
事发后，哈工大领导不敢声张，只是以成绩不合格为由将陈东平劝退。回到北京后，陈东平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经常出入高档饭店和舞厅，认识了一批不法分子。1962年春，他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台湾特务李某，被其蛊惑后，竟萌生了叛国投敌的念头。
196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陈东平按照李某的指示，偷偷潜入军区机要室，试图窃取军事机密文件。正当他准备将文件带出机要室时，早已布控的军警当场将其抓获。
案发后，中央高层经过慎重研究，最终决定秉公处理。1983年＂严打＂开始后，司法机关依法对陈东平案重新进行了审理。经查，除叛国未遂外，陈东平还涉及多起强奸、伤害等严重罪行。同年冬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陈东平死刑。
二、朱德元帅的孙子的罪恶人生
说起朱国华，北京城里的老人都摇头叹息。这位朱德元帅的孙子，本该成为革命传统的传承者，却在1983年的严打中倒在了法槌之下。
1945年，朱国华出生在延安。那时的朱德正带领八路军奋战在抗日前线，无暇顾及小孙子。朱国华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为了生计四处奔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朱国华才随父母定居北京。
1953年秋天，朱国华考入北京东四七条小学。在那里，他表现出众，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经常帮助同学。195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四中。在校期间，朱国华多次获得三好学生称号，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
1964年，朱德元帅因病住院。朱国华每天放学后都去医院看望爷爷。朱德对这个孙子寄予厚望，常常给他讲革命故事，教导他要继承革命传统。然而，1969年朱德去世后，朱国华的生活轨迹发生了转折。
1970年，朱国华被分配到北京交通部门工作。因为家世显赫，不少人开始巴结他。有的送礼，有的请吃饭，更有甚者直接送钱。朱国华渐渐迷失在这些诱惑中。
1975年春天，朱国华在一次部门聚会上认识了年轻女职工小李。仗着自己的身份背景，他以结婚为由与小李发生关系，之后却翻脸不认人。小李含泪告到单位，却被领导压了下来。从此，朱国华更加肆无忌惼。
1978年，朱国华调任交通部下属某单位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强迫多名女职工与其发生关系。有位叫小王的年轻女职工不堪其辱，选择了跳楼自杀。这件事在单位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1980年，康克清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到朱国华严厉训斥。她告诫朱国华：＂你爷爷在世时，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要求都很严格，从不允许他们仗势欺人。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如果让你爷爷知道了，他会多么伤心！＂
然而，朱国华依然不思悔改。1982年底，他又强行霸占了一位新来的女实习生，并威胁对方不准声张。这次，受害者选择了报警。
1983年2月，公安部门正式立案调查朱国华的犯罪行为。经查，十年间他先后强迫、强暴女性达二十余人，其中导致两人自杀身亡，五人精神失常。案件移交法院后，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承办法官专程去看望了康克清。
康克清听完案情后，只说了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怎么判就怎么判。＂1983年夏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多项罪名判处朱国华死刑。从批捕到执行死刑，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三、军中恶霸：熊氏兄弟的嚣张史
在1983年＂严打＂中被处决的高干子弟中，熊紫平、熊北平兄弟的案件最为骇人听闻。这对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儿子，在上海滩上演了一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罪恶故事。
1947年和1948年，熊紫平、熊北平兄弟先后出生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熊应堂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整日忙于军务。两兄弟从小由保姆照看，缺少管教。
1955年，熊氏兄弟进入上海市静安区某重点小学就读。开学第一天，熊紫平就因为抢夺同学的新书包与人发生冲突。校方考虑到熊应堂的身份，只是口头批评了事。这反而助长了兄弟俩的气焰。
1960年春天，熊北平带领几个狐朋狗友在操场上殴打一名批评他们的班主任。事情闹到熊应堂那里，这位铁血将军勃然大怒，立即将两兄弟送到南京军区某部队进行军事训练。
本以为军营能磨去他们的棱角，谁知这对兄弟在部队里更加肆无忌惮。1965年夏天，一名女兵拒绝了熊紫平的无理要求，第二天就莫名其妙被调去了艰苦的边远地区。从此，熊氏兄弟在军营里横行霸道，无人敢惹。
1970年，熊北平在一次外出执勤时，看中了上海杨浦区一户人家的女儿小周。他强行将小周掳到营区，囚禁了整整一个月。这件事被熊应堂知道后，他亲自到南京军区请求严惩两个逆子。
1971年初，熊氏兄弟被开除军籍，遣送回上海。但他们不思悔改，反而结交了一帮地痞流氓，在上海滩上为非作歹。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红色后代联谊会＂的组织，实则是欺行霸市的黑恶团伙。
1975年，这个团伙在短短半年内，就在上海市区作案30余起，受害女性多达15人。公安机关几次想要采取行动，都因为熊氏兄弟的特殊身份而投鼠忌器。
1978年，熊紫平、熊北平兄弟更加胆大妄为。他们不仅在上海市区横行霸道，还将魔爪伸向了周边的苏州、无锡等地。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他们先后在长三角地区作案百余起，受害者遍布江浙沪三地。
1983年2月，中央＂严打＂的命令传达到上海。上海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对熊氏兄弟的犯罪行为展开全面调查。3月15日凌晨，警方一举捣毁了＂红色后代联谊会＂，抓获熊氏兄弟等主要成员20余人。
经查，熊紫平、熊北平在十余年间，不仅多次强奸妇女，还涉及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1983年5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同年6月，熊氏兄弟在上海龙华公审大会上被执行死刑。
四、＂严打＂期间的特殊政策
1983年1月，中央政法委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坚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这场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对高干子弟的违法犯罪采取了特殊的处理政策。
当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门会议，明确提出＂不论是谁的子女，只要触犯刑律，都要依法严惩＂的原则。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在北京市的首次＂严打＂行动中，就抓获了多名高干子弟。其中包括一位中将的儿子张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当张某的父亲得知此事后，亲自给法院写信，支持依法严惩。
在上海，＂严打＂期间成立了专门针对高干子弟违法犯罪的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上海市委书记直接领导，打破了过去＂不敢动＂＂不好动＂的惯例。1983年3月，工作组一次性抓获涉嫌犯罪的高干子女达23人。
各地在处理高干子弟案件时，都采取了一套特殊的工作流程。首先由专门人员向当事人家属通报情况，然后请家属表态，最后依法处理。这种做法既维护了法律尊严，又照顾到了老同志的感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司法机关格外注重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以陈东平案为例，检察机关调取了近百份证据材料，询问证人达50余人，最后形成了一份铁证如山的起诉书。
为了确保案件处理的公正性，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巡回法庭。这些巡回法庭深入各地，重点审理涉及高干子弟的重大案件。仅1983年上半年，巡回法庭就审理了此类案件36起。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许多革命老前辈表现出了可贵的党性觉悟。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就曾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能因为是革命后代就法外开恩。＂这句话后来成为处理此类案件的重要指导原则。
同时，＂严打＂期间还建立了一套特殊的报告制度。凡是涉及高干子弟的重大案件，都要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中央政法委。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对老干部的尊重，也确保了案件处理的严肃性。
198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了第一批判决结果。其中，被判处死刑的高干子弟就有12人。这些判决书都经过反复审查，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完全合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司法机关还特别注意防止出现株连现象。对那些与案件无关的家属，都给予了适当的关心和照顾。这种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五、历史教训与时代启示
1983年的＂严打＂行动结束后，许多革命前辈开始深入反思高干子弟犯罪的问题。他们纷纷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
1984年初，叶剑英元帅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打江山不是为了让子女们称王称霸，而是为了让人民当家做主。＂这番话在高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当年3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对高干子女教育管理的问题。
同年5月，北京市委组织部对1950年至1983年间高干子女违法犯罪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调查发现，这些人大多是在＂文革＂期间失学或辍学，缺乏系统的思想教育。基于这一发现，北京市随即在高干子女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上海市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1984年下半年，上海市委组织部邀请了一批高干子女到革命老区参观学习。在江西井冈山，通过重走革命道路，让他们深刻体会父辈们的艰苦奋斗精神。这种教育方式收到了良好效果。
1985年，广州军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加强干部子女教育管理的十条规定》。这份规定明确要求：高干子女必须参加劳动，不准享受特殊待遇，违反规定者一律严肃处理。这些规定后来被全军推广。
在司法实践中，＂严打＂也留下了深刻的法治印记。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经验时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句空话，必须通过具体案例来体现。从此，这一原则被写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条例。
到了1987年，各地纷纷建立起了预防高干子女违法犯罪的工作机制。例如，北京市在各区县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定期走访高干家庭，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有效预防了新的违法犯罪案件发生。
1988年，一份《关于加强新时期干部子女教育工作的报告》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报告指出：要把对高干子女的教育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这份报告为后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高等院校，也开展了相关的理论研究。1989年，中国政法大学完成了一项题为《高干子女犯罪问题研究》的课题。研究表明：家庭教育缺失、社会环境变迁是导致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
1990年代初，一些革命老区开始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井冈山干部学院专门开设了＂传统教育课＂，邀请革命前辈来讲述亲身经历。这种形式生动感人，特别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