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王震传》中，曾提到了1992年年初，王震在广州时同邓力群以及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卫建林的谈话。

谈话的内容涉及到很多的方面，但提到的人就只有一个——毛主席。

“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王震为何在暮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其实还同当时世界上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有关。

我们在高中历史课本上，都学习过一个历史名词——东欧剧变。在西方社会，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是指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丧失政权，从而导致社会制度发生一系列变革的情形。

而整个事件最终以苏联解体而告终。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带给中国的震撼无疑更大。

据说东欧剧变发生以后，王震几天吃不下饭，经常是一个人坐在饭桌前低头沉默不语，家里人担心他年纪大了，身体受不了，都上前劝说他：

“人是铁，饭是钢！”

可王震始终摇头不语，作为一个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将军，王震在几天之内思考了很多，特别是毛主席在世时曾同他讲过的话。

据王震的秘书李慎明回忆，有一次，王震对他讲：

“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

几天以后，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上门采访，王震对他们说：

“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尽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同西方的和平演变不无关系，但和他们自身的问题同样关系匪浅。

二战以后，东欧各国在苏联的影响下，先后建立起来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东欧各国本来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对苏联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当然一开始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是平等交往，可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1947年开始，由于杜鲁门主义出炉，美苏冷战爆发，基于国际形势，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控制，以便于同意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家抗衡。

苏联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东欧各国，中断了各国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为关键的是，苏联在与东欧各国交往之中，存在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迫使东欧各国在发展道路中，遵循苏联优先的原则。

长此以往，造成了东欧各国与苏联的矛盾加剧。

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苏联与东欧各国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自身问题，尽管东欧各国都在有意识的采取摆脱苏联，加快探索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办法，可因为苏联的影响，加上东欧各国自身腐败问题，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

从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事件上，王震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他一下子想到了在五十年代初，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小事。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便决定修建一条福建通向省外的铁路，经过几年的勘探设计，并最终确定修建南昌至厦门之间的铁路，修建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鹰潭至南平，第二部分则是由来舟至厦门，并最终定名为鹰厦铁路。

1954年2月，王震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开始全权负责鹰厦铁路的开工建设。

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条件还都很艰苦，鹰厦铁路的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缺医少药，不少的战士甚至带病上工地，实在是无法参加劳动的，也只能是安排在附近临时搭建的工棚里面。

王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他来到当地县政府，希望当地政府能够为战士们解决问题。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只是因为自己穿的普通了一些，就受到了当地县政府的刁难。

县长丝毫没有把这个衣着普通的老人看在眼里，甚至还冷眼旁观，还要通知公安来抓，好在关键时刻，王震的老部下许清顺抵达了现场，县长虽然不认识王震，但认识许清顺，知道许清顺是个“大官”，也知道自己踢了铁板。

王震没有丝毫客气，三两步走进县政府办公室，拨通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的电话。

叶飞听了王震的叙述，也是极为震怒，除了派人解决战士们的生活必须外，还将这个倚仗权势的县长撤职查办。

尽管这件事情在王震生涯中，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个作威作福的县长仍然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许多年以后，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消息紧跟着传来时，王震想起了当年这个小小的县长，这才体会到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1965年前后，毛主席曾把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放到农村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年5月，毛主席重新回了井冈山一趟。

吴旭君记得，毛主席那时对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显然毛主席的这些话中，是有深刻意义的。

尽管那时新中国已经建立十多年，但毛主席始终担忧着国家命运，他认为国家始终缺乏一种机制，就像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一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毛主席很担心，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就有可能滋生特权阶级，一旦走到那个地步，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而取得的胜利果实，很有可能都会付诸东流。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不是从建国几十年以后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而是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便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便设立了中国工农检察委员会，专门用于惩治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违法行为。

检举控告机制成立以后，很快便有人举报，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是腐败分子，后来经调查后确认，谢步升在任职期间腐化堕落，贪污公款，甚至收受贿赂，包庇富农，并犯有强奸妇女等严重罪行。

出乎预料的是，当时案子上报以后，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却认为谢步升没有大错，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便下令给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更为关键的是，谢步升自诩对革命有功，也不认为自己是犯罪，其嚣张的气焰也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

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

“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

邓小平除向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问题外，还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当场表态：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裁判部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提出上诉，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驳回。5月9日，在上诉驳回的三个小时内，谢步升被执行死刑。

毫无疑问，在那个战争年代，在干部普遍缺乏的年代，毛主席仍然有很大的毅力和决心。

谢步升是我党历史上处决的贪污腐败的干部第一人，但也不是最后一个。

包括后来建国初年的刘青山、张子善，他们过去在战争年代，确实曾经功勋赫赫，甚至在贪污案发以后，还有不少人求情，希望能念在他们以前的功绩上，予以网开一面，但毛主席坚决不许。

“如果我们党的干部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主席就曾有过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

第一次是1944年毛主席与郭沫若的“甲申对”。

郭沫若在这一年写了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章中提到了当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夺取天下后，他与他麾下的将领们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结果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遭到了惨败。李自成也死于九宫山上。

当时，国民党中央批评郭沫若的文章，认为他的文章是影射历史，散播失败主义，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中的价值。后来还特意给郭沫若写信：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第二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当时抗战胜利，对于中国的前途命运，各方都十分关注，当时中间派以黄炎培先生为代表的人到延安参观访问，一次与毛主席谈话，黄炎培谈道：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主席那时高兴的告诉黄炎培：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一席话让黄炎培大受启发，以至于让他忍不住感慨：

“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第三次是1949年2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机关进入北平时同周恩来谈的“赶考对”。

毛主席在又谈了几年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提醒身边的人：

“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当时毛主席路上每天仅仅休息四五个小时，周恩来劝说他要多休息，但毛主席却兴奋的对他说：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总理那时谈了一句：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主席则是意味深长的说道：

“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其实毛主席在建国前的三次对谈，无一不是在阐明一个道理，要以史为镜，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能重蹈历史覆辙。

即，所谓的“过两关”的问题，一关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还有一关是，当国家富裕以后，中国还能不能矢志不渝的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个问题，我们老一辈儿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替我们回答了，他们做的很出色。而第二个问题呢？很显然，这不是一时一地就能回答的，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著名的党史专家石仲泉在谈到毛主席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是曾提到过，在过去的历史上，不少的人都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会出现贪腐现象，而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的，也不当有的。

“这个认识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想得太简单了。”

很显然，这个问题，早在几十年前，王震就已经意识到了。

随着经济迅猛的发展，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有人也因此质疑，过去新中国建设之初取得的成就。

对于这种现象，王震极为警惕。在大力支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他还在各种公开场合呼吁：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

再到后来，只要是有纪念毛主席的活动，王震一般都会出席，有时还帮助解决纪念活动中的具体困难。

1988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2周年，当天下午，王震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毛主席，联系到某部电视剧，王震无不气氛：

“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主席头上，说他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

事实上，与毛主席同处于一个时代时，许多人都很难理解他，但跳出这个时代以后，他们再回过头，都会进行认真的思考。

与王震将军一样，曾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也曾在九十年代初写了一篇文章，并深刻反思这一问题。

1991年8月31日，魏巍在了解到苏联上层精英为了挽救苏联所作的最后努力后，提笔写了《认识真理也需要时间》一文，文章中深入的指出：

“近两年来，国际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易帜，社会变质，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之中。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人们将长时间地讨论下去。”

老一辈儿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让人不禁心生敬意。